在鋪著綠色絲絨的桌子上，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和當時的中共總理趙紫陽用黑筆簽署了文件，他們握手的時候，身後的人群熱烈鼓掌。

這一天是1984年12月19日，香港的命運從此改變。

英國在香港150年的統治結束，從1997年7月1日香港的主權回歸中國。但是，談判桌上沒有香港代表的身影，這對香港的未來和自由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按照英國法律，大多數政府內閣文件會在2030年之後解密。根據CNN報道的英國內閣解密文件，當年中英雙方就香港問題的會談歷史再次展現在世人面前。

跟其它殖民地不同 香港的背景特殊

清朝末年，英國通過三項條約獲得了對現在「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統治。清帝國第一次和第二次鴉片戰爭（分別於1842年和1860年）失敗後，將香港和九龍的領土割讓給英國。1898年，倫敦從清朝租賃了「新界」，這大大擴大了英國在香港的殖民地地盤。

清朝滅亡後，中華民國和中共政權都放棄對香港和九龍的要求，但新界的租約將於1997年6月30日屆滿。

戴卓爾1982年在英國外交部備忘錄中說：「我們對新界的統治權到一九九七年為止，其它領地不能自主。」

管理過香港的鍾逸傑爵士（David Akers-Jones）也在回憶錄中寫道：「隨著戰爭結束和大英帝國逐漸崩潰，如果不能確定新界租期屆滿後會發生甚麼，香港將永遠面臨不確定性。」

然而跟英國其它殖民地不同，香港的未來不包括「獨立」，1971年後，香港（和澳門）已從聯合國「非自治」領土的名單中被移除，而這個名單中的地區，可以在聯合國的幫助下逐步實現和享有「完全的獨立和自由」。

英國曾希望繼續管理香港

1982年，戴卓爾訪問北京，這是在中共奪權後第一位進入大陸的英國首相，雙方開始正式就香港的未來進行談判。

最初，倫敦希望即使香港的主權回歸中國後，仍由英國對香港進行治理。

在被解密的當年戴卓爾內閣進行的秘密討論中，英國建議新界土地租契可以轉為無限期，「如果中國人願意，英國政府可以在1997年以後繼續管理下去。」

英國駐華大使佩里西・卡拉多克爵士在1979年9月的一份備忘錄中說，這個建議被北京否決，認為是「不必要和不適當」的，「（北京）給了一個令人失望的答覆」。

戴卓爾夫人準備訪問北京之前，文件記錄顯示，「（英國）強烈期望，即使香港的未來不能被確定，但至少也要進行深入地探討。」

儘管如此，英國外交部的官員仍然在運作，希望英國政府即使不能統治香港，也至少能管理香港。1982年3月的一份備忘錄說：「只有繼續按照相同的路線（比如英國路線）來保證自主權，才能保持人們尤其是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

繁榮與穩定

到1982年4月，香港的未來局勢開始逐漸展現。

英國前首相愛德華・希思和同中共領導人鄧小平進行會晤，「希思說，建議由英國管理香港，造福於中國和人類。」克拉多克在給戴卓爾的秘密備忘錄中寫道。

在這個時候，鄧小平提出了治理香港「一國兩制」的政策，鄧小平宣稱新的中共憲法「允許設立特別行政區」，可以在香港施行不同於大陸的法律和經濟制度。香港將會保留「資本主義」經濟，但民主自由將受到限制，主權也將會轉移到北京。

1982年9月23日，戴卓爾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了趙紫陽。「（趙）提到兩個原則，就是中國擁有主權和香港的繁榮穩定，」會議記錄寫道，「如果在兩者之間的選擇，中共將把主權放在香港的繁榮穩定之上。」

第二天，戴卓爾見到了鄧小平，鄧警告稱，「不超過一、兩年的時間，政府將正式宣佈恢復香港主權的決定。」

戴卓爾離開北京後雙方繼續會談，最終在1984年簽署中英聯合聲明。

沒有香港人參與的會談

英國的秘密備忘錄說，戴卓爾內閣的整個討論，都圍繞著保留香港的「市場信心」，避免出現1982年英國跟阿根廷爭奪福克蘭島主權的戰爭。

香港民主黨前任主席劉慧卿說，「香港人知道（英國人）最關心的是貿易，而香港人的福祉是次要的。」

劉慧卿說，福克蘭島上只有1,800人，但是在1970年代當英國和阿根廷進行談判時，福克蘭人都有代表參加會談。相比之下，在中英對香港主權的交涉談判中，香港人「不能發揮任何作用」，後來只是參與了起草香港的「基本法」。

歷史學家伊恩・斯科特（Ian Scott）說：「英中兩國政府已經針對這個領土達成了協議，不願意修改。」1983年香港立法局想進行最後一次努力——很大程度上是反對中共的統治，但是「無果而終」。

後來香港人也被邀請對中英談判進行評論，立法會王霖議員在1984年3月的會上說，「中英兩國政府都邀請香港人發表意見，但是如果他們（對協議內容）一無所知，能發表甚麼意見？」

「民主之火不會熄滅」

中英談判的結果導致一些香港人很不滿。他們認為，英國就這樣把香港交給中共，置香港人於水火之中。

劉慧卿說，「英國人沒讓我們進行民主選舉，沒讓我們去英國居住，我們是三等公民。」

中英條約簽署後，戴卓爾再次訪問香港，當時還是記者的劉慧卿指責她，將香港的「五百多萬人交給共產黨獨裁政權」。戴卓爾回應說，英國已經「為香港做了一切可能做的」。

解密文件顯示，早在移交談判之前，一些英國官員就試圖往香港引進更多的民主制度，但都被中共拒絕。早在1958年，中共總理周恩來就稱，「港人治港」這個主意是一個「非常不友好的行為」。1960年，另一位中共高官說，如果英國試圖在香港增強民主，那就等於是「侵略」。

最後一位殖民地總督彭定康在1995年的議會投票中，擴大了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數量，加快了香港的民主步伐，這招致了北京的極大不滿甚至謾罵，並表示不會讓在1995年當選的立法局議員過渡到特區立法會。這是香港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擁有多數民主議會。

1997年7月1日，彭定康乘坐皇家遊艇離開香港，當時的香港民主黨主席李柱銘對香港人說，「民主的火焰已經被點燃了，正在我們人民心中燃燒」，「不會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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