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就像悄無聲息地走過了一片森林，未留下任何足跡。經過三個月的逐吋檢查、清洗和修理，Jorgen Wadum教授將《戴珍珠耳環的少女》的輝煌呈現給了全世界。在對荷蘭繪畫大師維梅爾的經典畫作進行了最近一次修復後，22年過去，他仍然對她心有靈犀。
「不久前我在（荷蘭）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鼻子幾乎戳到她眼前，我覺得她還是那麼璀璨。」Jorgen在紐約弗里克收藏（Frick Collection）開講透視和繪畫技法前這樣說道。
《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何以一直那麼亮眼？
這幅被稱作「北方蒙娜麗莎」的名畫，出自17世紀「荷蘭小畫派」代表畫家揚·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之手，構圖也和《蒙娜麗莎》同樣簡單。畫面捕捉到了女孩凝視的目光，但對地點、她的身份，以及她為何戴著這樣一隻巨大的珍珠耳環，沒作任何交代，平添神秘感。問世350多年來，這幅畫吸引著一代代觀眾投射自己的想像。
「這幅畫與其說是人像，不如說是『戀愛』的畫像。」在紀錄片《Exhibition on Screen: 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中，收藏這幅畫的荷蘭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Mauritshuis）館長Emilie Gordenker如是說。
圍繞這幅畫已經有不少小說問世，如Tracy Chevaliers的同名作品，還有電影和紀錄片。只需看看全世界有多少人在學著畫她，就知道她受歡迎的程度。
Jorgen使用外科醫生用的顯微鏡，全神貫注地進行精確修復，延長了她的藝術生命。「我很高興色料和調和劑沒褪色，它們待住了。」他說。
Jorgen觀察維梅爾的每個筆觸。「我會半夜醒來，腦海中浮現出畫的一些局部，那些筆觸，一筆一筆怎樣疊加在一起。」
對維梅爾這幅畫作，Jorgen的一些洞察可能是畫家本人都沒意識到的，比如，他可以看出維梅爾畫筆上當年有多少根毛留在了未乾的顏料中。
「重整」
Jorgen二十幾歲時，不太確定自己要做甚麼，那時他在一家瓷器廠畫花紋，覺得很無聊。當時他和女友開車旅行，沒想到發生車禍，女友不幸罹難。說起他在醫院待的三個月，他說：「我有足夠的時間讓骨折的雙臂和雙腿癒合，那時我就決定集中精力做些更需要智慧的事。」
時光飛逝，幾年之後，他已經在從事大師畫作的修復，要修好一幅畫，花的時間和他身體癒合的時間差不多。
「古代大師們調顏料的方法迷住了我。這個過程不僅僅是修復損傷，也是去了解大師畫作顏料的調製和老化情況，了解怎麼會出現損傷，顏料為何開裂、剝落、甚至於全面脫落。即使你能想出各種花哨材料來修補、來重畫，你也需要體會，在尊重藝術品完整性的同時能做甚麼。」他說。
美學價值的保存，藝術史，以及對繪畫材料的科學理解，正是這三者的完美組合，讓Jorgen幾十年來興趣不減。
古畫修復兩大派
頗顯神秘的藝術品修復領域，好似由專家執掌的一片封閉天地。不過當Jorgen在1994年修復《戴珍珠耳環的少女》時，他是在一個控溫玻璃房裏工作的，任憑公眾觀摩。
整個過程都是透明的。有個國際專家委員會確保一切按計劃進行，同時，也不斷以對話形式向公眾解釋——修復者們汲取過去的教訓，不想在任何方面引起嘩然。
古畫修復界有兩大派：「南歐派」認為，不必清除所有老化發黃的保護漆（varnish，又稱凡尼斯），只要修飾損壞的部份就好，主張將藝術品作為考古文物來對待。而「北歐派」則傾向於清除歷次修復時罩上的所有保護漆，儘可能接近藝術家當初想呈現的樣貌。
換句話說，南歐派會保留老化跡象，顯出歲月之痕；北歐派則將藝術品視為活生生的手藝，只要在處理過程中能夠無閃失，就希望將其修復如初。
Jorgen解釋說，儘管清除保護漆的方法從北到南都是一樣的，但尺度上差異很大。「因為，留下的那層保護漆是甚麼呢？是原來的清漆，還是只是清漆的殘留物而已？」他指出，隨著時間推移，這些不可溶物質發生化學反應，變得更不可溶，會在將來影響畫面品質。
20世紀初期，出現一種頗為浪漫的理念，即古代大師的作品應該有種昏黃的調子，就像《蒙娜麗莎》那樣，這種理念一直盛行到20世紀60年代。「人們覺得，古代大師的畫作似乎應該掛在那些喝著乾邑、抽著雪茄的博物館館長的辦公室裏。」他說。
曠久的爭議、激烈的辯論，乃至希望影響輿論的爭戰，在幾個世紀後浮出水面。Jorgen說，過去的博物館館長們一直對清除黃色保護漆感到戰戰兢兢，他們擔心讓持有「雪茄屋」浪漫理念的知識份子們嘩然，也擔心得罪那些不願為修復整個博物館畫作埋單的贊助人。
「19世紀以來，西方文化一直以頹敗為美，黃色的保護漆被認為是原作的一部份。」Jorgen說。
但黃色保護漆可能損壞畫面，而且隨著時間推移會變得酸性更強。它與顏料的老化不同步，會越來越硬，緊緊抓住顏料表層，會導致顏料某種程度的剝落。
Jorgen的目標是安全地清除先前多次修復中罩上的清漆，並儘可能按大師的原意來修復損壞的部份，即使這很大程度上靠臆測。要做這種「整形手術」，並不意味著要用與原來一模一樣的材料。
他採用了可逆性材料，將來不需使用強溶劑就可輕易去除。「所以半世紀到一個世紀後，無論你出於甚麼想法要拿掉我們添加的東西，想做全新修復，你都可以放心去做，原畫的顏料全無毀壞風險。」他說。
針孔與繩子之爭
作為維梅爾專家中的專家，Jorgen知道不少關於其技法的觀點。他確信大師沒有像其他學者說的那樣使用Camera obscura——發明家蒂Tim Jenison在電影《Tim's Vermeer》中就是這樣說的。
「我知道他有17幅繪畫在滅點位置有個針孔。」Jorgen說，「這裏必定是插了一根小針，上面繫著一根繩。作畫的時候，他可以一手拿著這根繩，確保後退線（消失線）指向滅點。當時許多藝術家都用這個方法，當他們想要保證透視準確，差不多都會這樣做。」
單單這種簡單的發現，就讓維梅爾依賴Camera obscura創造準確透視的說法站不住腳。
「有些人因為這個發現挺恨我的，」Jorgen說。他寫了一篇書評，書的題目是「Vermee's Camera: Uncovering the Truth behind the Masterpieces」，作者是倫敦城市大學教授Philip Steadman。從Philip的網站來看，他對Jorgen的批評不太高興。
「當你的書名用『真相』說事，而說的是350年前發生的事情時，你就是在自討麻煩；我就給他找麻煩了。」Jorgen笑說。
在Jorgen看來，維梅爾繪畫形象邊緣模糊，並不是因為他透過Camera obscura的老舊鏡頭觀察對象。他認為大師是用最簡單有效的手段創造出了令人信服的透視，而不是透過鏡頭隱約看到顛倒的圖像，再加反轉、以正確方向呈現在畫布上。
Jorgen認為，雖然維梅爾或許知道Camera obscura這回事，但可能更多受到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主張的「sfumato」的影響，從而畫出柔和的過渡而不是尖銳的輪廓。
「我認為維梅爾是一個精力相當充沛的畫家，但對於何時收筆，則遲遲難做決定。他會停下筆，過段時間再回頭畫。他可以很快拿出作品，也可能畫得很繁瑣、『過頭』，他非常知道自己想要甚麼。」
就《戴珍珠耳環的少女》來說，Jorgen解釋，少女的雙眸完美地成為畫面焦點，其餘部份則多少有點模糊。他認為，維梅爾很清楚觀眾的眼睛會自然找到畫面焦點，由此也知道如何引導欣賞者的視線。
「為了讓你對這幅畫感到更強烈的情感依戀，他模仿了失焦的效果。」他說，「事實上，當我們的目光被吸引著去直視女孩的雙眸時，會投射出我們自己的內心狀態。」
儘管發現了17個針孔，Jorgen對此很謙虛，正如他在採訪結束時所說：「年紀越大，你就越意識到你知道的太少了。」◇
Jorgen Wadum（Jorgen Wadum）教授現任丹麥國家美術館（Statens Museum for Kunst）修復部主管，兼任哥本哈根美術技法研究與保護中心（Center for Art Technological Studies and Conservation，簡稱CATS）主任。他在1990至2004年間擔任荷蘭海牙莫瑞泰斯皇家美術館（Mauritshuis Museum, The Hague）首席修復師。有多本藝術技法史和文化遺產保護方面的專著，並在全球各國開辦專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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