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不僅僅是把我們帶往遠處，還使我們在社會地位方面上升一些或降低一些。它使我們的身體換到另一個空間，同時，不論是更好或更壞，也使我們脫離自己原來的階級脈絡。唯有親身體驗才會知道自己的社會地位發生了甚麼樣意料之外的變化。
瓜納巴拉灣
通常，人都把旅行視為空間的轉換，但是這種觀念還不夠完整。旅行不但在空間中進行，同時也伴隨著時間與社會階層結構的轉變。任何印象，只有同時與這三個座標聯繫起來才顯出意義。不過，空間本身即有三個座標，所以，如果想完整描述任何旅行經驗，必須同時使用五個座標。
我在巴西一上岸，馬上感覺到這一點。
我已來到大西洋對岸，在赤道的另一邊，同時非常接近南回歸線。有很多事情都足以說明這一點：天氣恆常濕熱，不必再穿毛衣，房子與街道之間沒有明顯的分界（我後來發現，這種分界是西方文明的一種常態）。不過我很快就明白，取而代之的是人與叢林的分界；如果是在我們那樣完全人文化了的地理景觀中，人與叢林之間並沒有這樣清楚的分界。此外，還有椰子樹、新品種的花卉、在咖啡館前面成堆的綠色椰子，椰子剖成兩半，內有甜汁，散發隱藏著的新鮮味道。
我同時也注意到其它變化：我以前貧窮，現在變得富有，首先是因為我的收入狀況已經改善，其次是因為當地物產的價格極低。一個菠蘿只賣二十蘇，一把香蕉賣兩法郎；在意大利人開的店裏，一隻烤好的雞才賣四法郎。好像是兒歌裏面的「塔定太太的豪華飯店」。
最後，抵達一個新港口時的那種開放心態，那些使人覺得有義務要善加利用的不求自來的機會，形成一種曖昧情況，很容易使人暫時放棄平日的自制，忽然間意氣風發，揮霍為快。
當然，也有可能發生恰好相反的狀況。法德停戰後，我抵達紐約，一文不名，就有這種經驗。
但是，不論是增加還是減少，不論你的物質狀況改善或變糟，除非是奇蹟發生，否則旅行不可能不在這方面帶來一些變化。旅行不僅僅是把我們帶往遠處，還使我們在社會地位方面上升一些或降低一些。它使我們的身體換到另一個空間，同時，不論是更好或更壞，也使我們脫離自己原來的階級脈絡。唯有親身體驗才會知道自己的社會地位發生了甚麼樣意料之外的變化，這變化了的社會地位，決定了我們對眼前環境的觀感。
穿越回歸線
侵蝕作用對眼前荒蕪的地貌有重大影響，不過人類必須為其中混亂殘破的景象負主要責任：首先是清理一片土地來種植東西，用了幾年以後，土壤變得貧瘠，被咖啡樹梢落下的雨水沖走，然後轉移地點，到另一塊豐饒的處女地重新種植。
在舊世界中，人與土地之間所建立的那層小心翼翼、互相取予的關係，那種經年累月互相調適的關係，從來未曾在新世界出現過。
在新世界，土地被虐待，被毀滅。那是一種強取豪奪式的農業，在一塊土地上取走所有可以取走的東西以後，再移到另一塊土地去奪取一些利益。
拓荒者抵達、利用的地區被稱為「邊緣」是有道理的。他們幾乎是一清理出一片可種植的土地的同時，也把那塊土地毀了。他們注定只能佔有一道不斷遷移的地帶。這種地帶一方面蝕毀原始森林，另一方面留下一片片已喪失價值的土地。像森林火災一樣，這種農業的大火吞沒消化掉它自己賴以存在的東西，這種農業大火在一百年的時間之內燒遍整個聖保羅州。十九世紀中葉的礦工率先點火，他們放棄了枯竭的礦區，由東往西遷移，我稍後就在巴拉那河對岸看見這種大火，正輾過一片混亂的被砍下的樹幹和一些被連根拔起的家庭。
聖保羅市
即使只是扮演知識掮客的角色──當時的法國正逐漸淪落成這種貨色──似乎都幹得很吃力，想到這點不免令人悲從中來。我們法國人探討科學與知識時，似乎仍然是十九世紀延續下來的那種心態的奴隸。
十九世紀的時候，每個知識領域的範圍有限，一個具備傳統法國知識份子特質的人——接受博雅教育、思路敏捷清晰有邏輯，加上良好的文字能力——就能夠完全掌握整個知識領域；光憑個人之力的工作，就足以重新檢視整個知識領域，然後提出他自己新的綜合結論。
不管喜不喜歡，現代科學與學問不再容許這種「手工藝人式」的研究方法了。以前可以靠個別的專家替他整個國家贏取榮耀，現在卻得靠整群專家合作才行，這正是我們缺少的。
在這個時代，私人圖書館和私人藏書只能收容某些有特殊意義的書籍，但是法國的公立圖書館既狹小又沒聲譽，也沒有研究助理，甚至連給讀者坐的椅子都不夠，不但無助於研究工作，反而阻礙研究。
簡而言之，目前的科學與智識創造，是一種集體性事業，研究者多半是一些默默無聞的人，而對於從事這種研究工作，我們的準備可說是嚴重不足到了極點，我們過份地把注意力放在讚美我們那些老一輩名家輕易獲得的成就。這些老一輩名家的風格令人無從挑剔，可是他們自己在沒有樂譜可以彈奏的情況下，又怎能相信光憑完美風格可以再撐多久呢？
比較年輕的一些國家已經得到教訓。以巴西為例，他們以前也曾經有過一些不太多的個人取得的輝煌成就——歐幾里得‧達‧庫尼亞、奧斯瓦爾多‧克魯斯、查加斯和維拉‧羅伯斯——一直到最近為止，文化一直是富人的玩藝兒。寡頭執政者覺得有必要培養一種公民的、俗世的公眾意見，來制衡教會與軍隊的傳統影響力，他們決定要讓更多民眾可以享受文化，因此創建了「聖保羅大學」。◇（待續）
——節錄自《憂鬱的熱帶》/ 聯經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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