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支聯會案審訊中，被告之一李卓人憶述1989年八九民運期間，曾代表支聯會帶同100萬元款項赴北京支援學生。37年後的今天，控方竟然在庭上質疑他當年支援「動亂反革命人士」或違反法例，實在充滿黑色幽默。

李卓人當年在撤離時被北京公安扣留，簽署「悔過書」後才獲准回港。1989年6月8日晚上9點，在啟德機場，李卓人步出禁區，迎接他的是數以百計的市民，是司徒華、劉千石，還有他那專程從英國趕回來的太太。李卓人神情激動，有一種從鬼門關走一圈回來的餘悸，第一句便向記者說：「哎，險過剃頭啊！」

他形容在回港的飛機上，看到雲層中有彩虹。那道彩虹，是他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的過渡。一邊是北京那剛洗刷過血跡的長安街、是王府飯店裏的審查、是被迫簽下的悔過書；另一邊，則是當年那個自以為擁有永久自由的香港。

當年李卓人在機場對記者說：「我心情當然很開心可以回來，但是我所受的，比起現在還在北京的中國學生……所受的是差很遠。」那時的他，是以一個「倖存者」的姿態，在自由的土地上為不自由的人擔憂。

當時李卓人在機場激動地說：「我所受的，比起現在還在北京的中國學生和爭取民主的中國市民，所受的是差很遠……他們還一直都要在一個恐懼裏面繼續下去」。這番話在2026年的今日讀來，竟成了一則令人戰慄的政治預言。

當年他擔憂的是北京的學生，而今日，這份「恐懼的延續」已然跨過深圳河，深深扎根在維多利亞港兩岸。昔日的「避風港」已演變成今日國安法治下的「風暴眼」，而當年迎接他的戰友或已凋零，或已身陷囹圄。

37年後的今天，歷史繞了一個詭異的圈。2026年，法庭裁定支聯會案「表證成立」。法官不糾結於你是否真的推翻了誰，而是直指口號本身就是違憲、就是煽動。被告像是去參加一場早已知道結局的學術辯論，當法律不再是為了保障人民，而是為了守護某種不可觸碰的「領導地位」時，法庭便成了劇場。

控方強調案件與政治無關，只聚焦法律與證據，這是一個冷笑話——當你審判的是一個以「推動民主」為終生志業的組織，卻說這與政治無關？

李卓人在1989年被扣押了3天，公安告訴他：「講清楚就可以走了」 ，換來的是一張返港機票；現在的「講清楚」，換來的可能是長達10年的刑期。

（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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