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中共「兩會」期間，人大代表、TCL創辦人暨董事長李東生在北京接受媒體採訪時直言，中國電視銷量低迷的重要原因是「電視節目不吸引人了」。這看似普通家電銷售不振的話題，卻引發多位學者從文化產業、消費結構與制度因素等層面進行深入分析。

李東生透露一組電視機銷量數據引發關注：2024年美國電視機銷量達4,990萬部，同比增長6%，中國市場則為3,289.5萬部，同比下降9%。若按人口計算，美國平均每千人電視機銷量約143部，而中國僅約23部，差距巨大。

他還提到，美國影視產業產值4.5萬億元人民幣，而中國只有 1.5萬億元；在中國「很多人一年沒打開幾次電視，這不是硬體產品的問題，是你的服務產品確實沒有吸引力。」

電視節目吸引力下降：文化產業活力被壓縮

對於李東生提出「節目不吸引人」的說法，中國問題評論家王赫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表示：「說法很有道理」。

他指出，中國影視文化產業「比十年前、比二十年前都倒退了」，主要原因在於政治環境收緊，「中共的整個政局『向左轉』，各方面的管控非常的嚴格，很多的節目都被封殺掉了」。

王赫舉例，近年清談節目演員屢遭處罰、相聲節目被叫停，過去火爆的選秀節目幾乎全部消失。就連一年一度的中國新年聯歡晚會，也被觀眾普遍認為「一年不如一年」。

在他看來，當局在文化領域「草木皆兵」，任何稍具社會表達空間的節目都可能被封殺，導致整個娛樂產業「沒有生命力、沒有活力」，觀眾自然逐漸遠離電視。

美國經濟學者黃大衛（Davy J. Wong）也向《大紀元》指出，中國電視市場問題不僅是硬體銷售，而是整體娛樂生態的差距。

他認為，美國電視消費之所以旺盛，是因為背後有完整的娛樂產業鏈，包括荷里活電影、體育賽事、串流媒體平台和廣告產業等多重內容供應。

相較之下，中國近年娛樂內容趨於單一，加上審查制度趨嚴，「很多觀眾確實轉向手機短片或遊戲」，電視作為家庭娛樂中心的地位逐漸被削弱。

美中消費差距與中國服務業短板

除了內容因素，中美電視銷量差距也反映出兩國居民收入與生活環境的不同。資料顯示，美國人均GDP約9萬美元，而中國約為1.3萬美元，美國家庭的消費能力遠高於中國。

黃大衛指出，電視機在美國屬於典型的「更新型消費品」，家庭每三到四年更換新機並不罕見；但在中國，電視機仍被視為耐用品，更新頻率較低。

而在王赫看來，中美消費差距的更深層原因其實並非商品消費，而是服務消費。

「中美之間的差距不在商品，是在服務。」他指出，美國消費主要集中在服務領域，而中國服務消費佔比比美國低幾十個百分點。電視文化產業正是典型的服務業，但這些領域往往也是中共管控最嚴格的產業。

王赫指出，電訊、銀行等高利潤服務業長期由國企壟斷，外資與民企難以進入；社交平台和媒體等涉及意識形態的產業更是嚴格限制，Google和多家美國社交媒體均無法在中國發展。

結果是，中國在貨物貿易上每年順差高達1.2萬億美元，但服務貿易卻長期處於逆差，顯示服務業發展明顯落後。

中國財富分配極不均衡 內需難振

從宏觀經濟角度看，電視銷量差距也折射出中國消費市場的結構性困境。數據顯示，2025年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僅3.7%，而GDP增長達5%，社會零售增速首次低於經濟增速。

王赫指出，中國表面上家庭存款規模龐大，但財富分配極不均衡。「中國GDP約140萬億人民幣，但家庭銀行存款超過160萬億」，然而這些存款大多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對大部份民眾而言，實際收入仍然偏低。例如中國約有6億人月收入僅1,000元左右，另有1.8億農村退休人員月均養老金只有200元多一些。

在這種情況下，王赫指出，「有錢的人消費不了多少東西，而想消費的大多數人沒有錢。」

據巴黎經濟學院（PSE）發布的《2026年世界不平等報告》，中國頂端1%的極富階層擁有全國的31.4%總財富，前10%富裕階層持有67.9%，而底層50%人口（約7億人）僅持有約6%財富。

他補充，疫情衝擊、動態清零政策以及經濟放緩，使中國中產階級近年迅速萎縮，消費市場隨之降溫，甚至出現「消費降級」現象。

美國經濟學者李恒青也向記者指出，中國雖被稱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財富高度集中，「權貴階層富可敵國，而普通百姓仍被按揭、教育、醫療與養老壓得喘不過氣」。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手中有些積蓄，人們也因對未來缺乏信心而不敢消費。

中共為何不「派錢」？

面對消費低迷，北京政府一直強調擴大內需，但並未採取直接向民眾發放現金的方式刺激消費。投行高盛分析指出，北京政府不願「派錢」主要原因，包括政治理念、財政壓力以及對消費問題的不同判斷等。

其中一個重要理由是，當局認為消費疲弱不只是需求問題，而是「消費場景不足」，因此主張透過「供給側改革」來增加服務業與消費場景。

然而，李恒青認為這種說法忽略了核心問題。他指出，消費需要具備兩個條件：慾望與支付能力，而目前中國民眾缺乏的是後者。

他批評，目前政府的補貼政策往往要求消費者先花錢才能享受補貼，「老百姓缺的正是那『先要花出去的錢』」，對沒有購買力的人幾乎沒有幫助。

中共中央2026年財政預算將撥付2,500 億元人民幣用於支持「消費品以舊換新」政策，去年金額為3,000億元。分析普遍認為，政策效果十分有限，原因之一是多數民眾沒多餘的可支配收入，消費需求疲弱。

王赫則從政治制度角度分析，他認為中共並不把民眾視為權力合法性的來源，而是強調控制與管理。

「中共跟老百姓是敵對的，它不是把老百姓當成自己權力的基礎，而是把老百姓當成奴隸。」

因此，在他看來，當局不願大幅增加福利或直接發錢，其背後也涉及維持政治控制的考慮。

電視市場折射中國經濟轉型難題

綜合學者分析，電視銷量差距不僅是消費電子市場的現象，更折射出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的困難。一方面，中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電視機生產國，佔全球產量60%以上；另一方面，國內消費市場卻未能與強大的製造能力相匹配。

黃大衛指出，中國經濟長期依賴投資與出口驅動，居民消費佔GDP比重相對較低，因此經濟增長仍屬「生產型模式」。如果國內消費無法吸收產能，企業就必須依賴出口市場，這將增加產能過剩與外部經濟波動的風險。

王赫則認為，服務業發展不足是中國經濟的一大短板，而背後與政策管控密切相關。「服務業裏面很多涉及資訊與意識形態，中共管得很嚴。」這使得文化娛樂等產業難以充份發展。

在李恒青看來，電視產業正是這種矛盾的典型例子——「買了電視卻沒有節目看」，消費自然難以被激發。這一看似簡單的市場現象，實際上揭示了中國在文化產業、消費結構以及制度環境上的多重挑戰。

他更直言，在當局眼中，一旦放寬文化審查，「就等於動搖黨的執政根基」，因此政治安全往往被置於產業發展之上，「李東生這位人大代表沒有認清政治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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