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士人常論不朽，以立德、立功、立言為三途。然而東漢嚴光（字子陵，會稽餘姚人）卻是一個反例。
《後漢書》將嚴光列入《逸民傳》，稱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一生未署官職，不入功臣之列。以事功論，幾無跡；以文章論，亦無可傳。
然而兩千年來，山水間、詩文裏，他的身影卻從未淡去。其所以不朽，在進退之間。
一、 故人為天子，天子不得臣
嚴光與劉秀少時同學，情誼素篤。建武初年，光武帝即位，遣使尋訪至富春江畔，數加徵聘，嚴光乃應召而至。
《後漢書》載，二人相見，執手敘舊，夜宿同榻，追憶布衣寒素之交。夜間嚴光伸足置於帝腹之上。翌日太史奏稱「客星犯帝座」，帝笑曰：「朕與故人共臥耳。」一則逸事，既見舊情未改，亦寓分際自明：若受官受禮，則名分既定，遂為臣屬；唯守故交之誼，方得進退自如、身心無累。
光武屢欲授以官職，或薦為諫議，嚴光皆辭不就，終賜布衣，歸隱山林。唐代文學家權德輿詩中嘆曰：「絕頂聳蒼翠，清湍石磷磷。先生晦其中，天子不得臣。」山林清峻之景，正映其不受羈縻之志。
南宋理學家張栻評曰：「子陵不出，非高其身也，審其時也。」元末明初文學家宋濂亦言：「光非不能仕也，不肯仕也。」清初理學家李光地更以一語概之：「不污新莽，亦不臣光武。」
所謂「不污新莽」，謂其不仕於王莽篡漢之時；「亦不臣光武」，則是不因中興之主而改其初志。是以嚴光之節，不繫於政權正邪，而繫於自守之道；其可貴處，正在超然時勢之外，而全其獨立人格與清峻風骨。
二、望峰息心，窺谷忘返
富春山水，天下獨絕。吳均《與朱元思書》言：「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
謝靈運遊嚴子瀨，於《七里瀨》寫下「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感嘆「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嚴光退居富春江畔富春山釣台，結廬垂釣，「望峰息心」，「窺谷忘返」。垂釣非僅為生計，更為調心之法：去塵慮，息機心，復本性。范仲淹所謂「江水泱泱」，寫的不僅是水勢，更折射其澄明心境。
三、退身守節，家法為言
嚴光雖終身不著書，其後代所傳《子陵公省身十則》可視為其修身要旨：「敬君親，立綱常，尊耆德，篤倫理，親賢良，勤自身，遠奸佞，寡嗜欲，信賞罰，慎言辭。」皆日用倫常、自省持身之法，無一玄遠。
不為立說，不求傳名，其身以退全節，其言以自守傳家。後裔世居富春瑣園，家世清白，少見顯宦，卻久守鄉望。所謂「不立言」，非無言，而是將志節化為家法，將修身寓於日常。
古人以立言為易，立身為難。詩文或傳一時，門風家訓則可移人於無形。嚴光不以文章垂後，而以身教示後，其遺產在世代相承的修身準則之中。
四、詩畫中的嚴子陵
嚴光之名，詩畫中屢被確認。李白《古風》稱「不事王侯」，范成大、楊萬里屢題嚴陵釣台，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以「山高水長」定其人格高度。自唐宋以來，成為士人筆下「可退之士」的恆常象徵。
嚴子陵退居富春江後，富春山水遂不只是地理之境，而漸成「可退之地」的文化象徵。其形象亦深融於中國山水畫傳統。元代黃公望晚年所作《富春山居圖》，描繪的正是這一帶山川。畫中未見嚴光，亦無釣台標識，唯江岸平沙、遠岫疏林，水勢迴環、氣象澄澈。
畫境空而不荒，靜而不寂，不爭而自足，正映後世所想像的嚴子陵退身之境。黃公望以老筆寫盡煙嵐江色，其所安放的不僅山水之美，更是一種可久居其中的生命狀態。嚴子陵雖未入畫，其風神已化入山水；畫之巔峰，不僅在筆墨之極致，更在所承載的清退自守、安身立命的理想。
結語
嚴子陵非遁世隱士，而是審勢而退。
我們稱頌他，不在人人可效，而在多數人難得如此清醒。
山高水長，終非江山遠闊，而是人格恆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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