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國兩會公布的政府工作報告，其實透露了一個極具象徵性的訊號：中國經濟正式進入「低速時代」。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報告中提出，2026年經濟增長目標定為4.5%至5%。乍看之下，這個數字似乎與近年「5%左右」的目標差距不大，但若放在歷史軌跡來看，其實意義極為重大。這是自1991年以來，中國設定的最低經濟增長目標。換句話說，改革開放近40年來，北京首次公開承認經濟已難以維持過去的高速擴張。
這個目標區間，其實是一種「官方承認現實」。過去10多年，中國政府幾乎把「5%增長」視為政治與經濟的心理底線，即使疫情期間，官方仍儘量維持這個標準。原因很簡單，因為這不僅是一個經濟指標，更是一個信心指標。中國經濟長期以來依靠高速增長維持社會穩定、吸納就業與支撐地方財政，一旦增速明顯下降，整個經濟與政治系統都會面臨壓力。因此，當北京主動把目標調低至4.5%，實際上等於在某種程度上承認：中國經濟的結構性問題已經難以掩飾。
更值得注意的是，這次目標下調並非突如其來。過去幾年，許多國際機構與經濟學家早已預測，中國經濟的潛在增長率可能已下降至4%左右。過去中央仍然維持5%的目標，很大程度是出於政策意志。但如今連這層「心理防線」也開始鬆動，顯示北京正在接受一個新現實：中國經濟不再是全球最強勁的增長引擎。
中國GDP數據長期以來一直存在可信度爭議。早在10多年前，前總理李克強就曾坦言，他對地方政府上報的經濟數據並不完全信任，因此改以鐵路貨運量、銀行貸款與用電量等指標觀察經濟活動。這套方法後來被外界稱為「李克強指數」。近年一些研究機構甚至利用夜間衛星燈光數據推算中國經濟活躍程度。部份研究估計，中國近年的實際增長率可能只有2.8%至3%左右。如果這些估算接近現實，那麼官方公布的5%增長，其實帶有相當程度的人為修飾。
這也解釋了為何不少中國民眾會感受到強烈的「經濟落差」。官方數據顯示經濟在增長，但現實中卻出現大量裁員、減薪與企業倒閉。所謂「體感經濟」，往往比統計數字更真實。當越來越多人感覺生活壓力加重時，即使官方宣稱經濟仍在增長，信心也難以恢復。
中國經濟之所以出現這種困局，根本原因在於過去30年依賴的發展模式正在失靈。中國崛起的經濟奇蹟，大致依靠3個主要引擎：房地產、基建投資與出口製造。這3個引擎在過去確實推動了高速增長，但如今幾乎同時遇到樽頸。
首先是房地產市場。中國居民財富中相當大比例與房地產相關，過去20年房價持續上升，形成龐大的財富效應，也刺激消費與投資。然而自恒大危機爆發以來，房地產市場長期低迷，房價下跌、開發商資金鏈斷裂、地方政府土地收入暴跌。整個經濟體系的信心受到巨大衝擊。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對房地產的表述依然十分保守，只提到要「穩定房地產市場」，卻沒有提出任何復甦目標。這其實反映出一個現實：即使是政策制定者，也未必知道如何讓樓市真正回暖。
其次是基建投資。過去20年，中國地方政府依靠大規模借貸推動基建建設，高鐵、公路、機場與地鐵迅速擴張。這些投資確實在短期內推動了GDP，但同時也累積了巨大的債務。如今地方政府債務已接近歷史高位，再依賴基建刺激經濟的空間明顯縮小。
第三個引擎是出口。中國長期以來依靠製造業與外貿推動經濟增長，但全球貿易環境近年急劇變化。中美貿易戰、歐洲產業保護政策以及供應鏈去中國化趨勢，都對中國出口構成壓力。即使近年被視為「新質生產力」的新能源車、鋰電池與太陽能產品，也正面臨歐美反補貼調查與關稅威脅。換言之，外部市場已不像過去那樣開放。
在這樣的背景下，北京提出要把經濟轉向「消費驅動」。目前中國居民消費只佔GDP約四成，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理論上，如果14億人口開始大量消費，將形成巨大的經濟動力。然而問題在於，中國居民普遍缺乏消費安全感。社會保障制度仍然不足，醫療、教育與養老支出壓力巨大，因此家庭普遍傾向儲蓄而非消費。今年政府宣布基本養老金僅增加20元人民幣，這樣的政策力度顯然難以改變居民消費行為。
另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通貨緊縮。2025年中國消費者物價幾乎沒有增長，是多年來最低水平。政府仍把通脹目標定為2%，但報告中特別提到要「推動整體價格由負轉正」。這句話被視為北京迄今最強烈的抗通縮表態。通縮之所以危險，在於它會形成惡性循環：價格下降導致消費者延後購買，企業被迫降價競爭，利潤下降進而裁員減薪，最終消費進一步萎縮。一旦形成這種螺旋式通縮，經濟就很難恢復，日本過去30年的經驗就是典型例子。
習近平近年提出「新質生產力」概念，希望透過新能源、人工智能、高端製造與半導體等產業推動新一輪經濟增長。這些產業確實代表未來方向，但問題在於，它們能否取代房地產與基建，成為新的經濟支柱仍然存在疑問。高科技產業通常資本密集、就業機會有限，難以吸納大量勞動力，而中國當前最大的經濟壓力之一正是就業問題。
在中國經濟尋找新方向之際，香港也被賦予新的角色。政府工作報告提及香港的部份雖然不多，但仍強調要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這句話其實意味深長。當中國經濟轉型遇到困難時，北京自然希望香港在金融、科技與資本市場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最具代表性的項目，就是北部都會區。這個計劃規模龐大，整體投資可能高達萬億港元。政府希望透過北部都會區，把香港北部與深圳科技產業連接，形成新的經濟增長引擎。從中央角度看，這不僅是香港的發展計劃，更是整個粵港澳大灣區戰略的一部份。
然而市場反應卻相當冷淡。北部都會區的部份試點項目在招標時，投資者興趣有限，甚至出現只有一家內地企業投標的情況。這顯示企業對該計劃的商業回報仍然持觀望態度。當私人投資不足時，政府可能需要動用更多公共資金。近期政府已提出提高發債上限，並計劃動用部份外匯基金投入北部都會區。
這也引發新的憂慮。外匯基金原本是維持聯繫匯率制度的重要金融安全墊，如果長期被用於大型基建投資，其金融穩定功能可能被削弱。一旦香港財政過度依賴發債與公共投資，未來的財政壓力將會增加。
中國經濟增長目標降至4.5%，其實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過去30年，中國依靠房地產、基建與出口創造了全球罕見的高速增長奇蹟，但這套模式如今已走到盡頭。新模式尚未成熟，經濟轉型充滿不確定。在這樣的大背景下，香港被賦予新的「國家任務」。然而當中國本身仍在尋找經濟新出路時，香港能否成為新的增長引擎，仍然是一個巨大問號。也許未來10年至20年，將是香港經濟定位重新洗牌的關鍵時期。
（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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