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於北京軍隊大院、現於加拿大執業的華人律師宋岳，回望六十餘年人生歷程，坦言「轉折源於六四，也源於自由」。他日前接受《大紀元》採訪，講述父親辛子陵的命運、家族在中共體制內外的磨難，以及他個人在海外因信仰而重建的人生經歷。
出生「軍隊大院」 留學期間得知中共建政真相
宋岳1964年出生於北京海淀區紅山口軍隊大院。他說：「我的父親辛子陵，本名宋科，是位軍人……在高等軍事學院工作了一輩子。」母親賈麗娟是黨校北宮門小學校長。
他回憶童年，那是一段物資匱乏的時代，「我們那時候玩的東西都是現在的孩子不可想像的……玩彈子、疊煙紙。」雖然大院生活較封閉，但父母努力營造穩定家庭。
宋岳的父親辛子陵15歲參軍、學歷只有民國小學，卻靠自學成為軍事院校教員、著名學者與作家。宋岳記得最深的是父親的刻苦勤勉，「家裏桌椅板凳都是公家的，但我爸爸那屋子裏頭一書架一書架的書……他對知識的追求很勤奮。」他說，軍人身份也注重家教，「父親對我要求非常嚴厲，這也給我很深的印象。」
宋岳這樣的政治家庭背景，使他自幼接受中共的教育——少先隊、共青團、大學入黨，「我完全是在這個體制規訓中長大的。」他坦言。
但影響他日後人生最深刻的書籍除了聖經之外，就是有關父親針對中共建政後黨魁毛澤東發起的歷次運動、給中國人民帶來災難的系列著作。宋岳當時留學紐約大學法學院，在中國城逛書店時發現這套書。「我一看書作者辛子陵，知道是父親寫的……我就買了好幾套」。
他說，書中大量描寫「1949年建政以後的歷史，文革的歷史，自然災害的歷史，大躍進的歷史」，讓他看見很多過去在學校等其它的途徑看不到的訊息。
人生二大轉折——經歷中共六四屠殺和重建信仰
中國七十年代末恢復高考後，宋岳順利考入北京大學法律系。他說：「一走進北大的校園，整個世界就打開了一個嶄新的窗戶。」
他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轉折，是1989年的六四事件。當時他已從北大法律系研究生畢業，留校任助教。他說：「我看到學生的整個民主活動，也陪著學生從校園走到天安門……反對腐敗、渴望民主、渴望自由。」
最震撼他的是軍隊開槍，「如果一個政黨為了維持自己的政權，不惜向北京的平民開槍……這就是一個完全的失敗。」他說。
六四事件後北大要求報告是否上天安門、與誰接觸，他深感窒息，決定離開中國：「我不能繼續這樣生活，也不能讓我的下一代生活在這個體制下。」於是他先赴韓國訪問，再至紐約大學深造，最終移民加拿大。
人生中的第二次轉折是信仰的轉折。宋岳抵達加拿大後，發現自己在中國與美國累積的學歷、乃至獲得的紐約州律師執照「完全用不上」，在加拿大一律不被承認。他形容那是「中年低谷」，「既沒有工作，也沒有資格在行業內使用原有學歷……生活壓力非常大，走投無路了，才能虛下心來打開《聖經》閱讀。」
宋岳憶述道，文化大革命「破四舊」時，父親從待焚燒書籍堆裏「救回」一本精美《聖經》，擺在家中書架。「但我在中國無神論教育中長大，從未真正打開這本書。」宋岳坦言，直到多年後在海外經歷低谷時，才理解父親當年的用心。
2004年宋岳在加拿大受洗成為基督徒，他感悟到信仰改變生命：「人在認識神的過程中，驕傲是一個坎……當人虛下心來，經歷苦難後轉向神，生命就會翻轉。」
父親辛子陵為改革發聲 卻遭五年軟禁
宋岳的父親辛子陵1935年生，河北安新人，曾任軍事院校高職，退休後撰寫大量記錄歷史真相與主張政治改革的著作，包括《毛澤東全傳》、《紅太陽的隕落》、《打開文化大革命黑盒的密碼》等，也在海外期刊發表評論，要求真正的憲政改革。
2011年，他應中國科技部邀請發表《形勢與前途》演講，引用資料指出大躍進餓死3,004萬人，加上1962年餓死者總計3,755.8萬人。他同時引述一位美國官員的話說，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大致根源於「大約500個特權家庭」壟斷權力，構成約5,000人的利益核心。這些公開言論使他隨即遭監控，此後遭隔離審查、監視居住。
宋岳回憶，「這大概是2010年、2011年以後……他被軟禁了」，「甚至我母親去世以後，他去給我母親上墳，都被攔在大院門口」，「樓道裏都裝著攝影機……你只要一出門監控就知道了。」
當宋岳2014年取得加拿大律師資格，邀請父親赴加拿大參加入職儀式，單位也「不批准，也不給原因」。
他質疑：「一個給共產黨奉獻一輩子的七十多歲退休老人，出去參加兒子的入職儀式能造成甚麼威脅？」辛子陵沒有拿到任何書面限制，卻被禁止出國，宋岳說，「這反映了體制所標榜的法治的邪惡。」
辛子陵為何被打壓？宋岳分析，是因父親「仗義執言」批評中共左傾政策、權貴腐敗。
辛子陵生前曾多次呼籲停止迫害法輪功、清算江澤民，認為迫害法輪功是「最反動的一件事情」。他曾披露：「七個常委六個反對，只有江澤民一意孤行」，「活摘器官更引起全世界的公憤」。
對金錢與腐敗的觀察 選擇了不同道路
身為「軍隊大院」 子弟，宋岳也被問到與今日富可敵國的紅二代、官二代的對比。他認為，是教育環境和價值觀形成的差異。
「我父親對錢不追求，他追求學問、追求人的正直……他的經濟上的清廉給我很深印象，所以我不追求財富。」
他回憶父親擔任出版社社長時，透過軍人日曆籌資，第一年便「掙了60萬」，但未因此謀取私利，反而因「給員工福利分得太少」被審查。
對於中共反腐，他指出矛盾：「『六四』時學生喊的是『反腐敗、反官倒』，但今天反腐越反越腐。」他認為腐敗原因不只制度問題，更在是否有信仰，「如果人心不認識神、貪慾無止境，制度怎麼設計都沒用」。
中西方法治的根本不同——「政黨至上」PK「信仰至上」
為移民加拿大，宋岳四十多歲重返校園研習加拿大的法律。他說加拿大的包容令他感恩：「在中國我四十多歲再去唸書，學校都不收了；加拿大沒有這個概念。」
宋岳既在中國、也在加拿大學法律，他對兩種法治有極深的了解：「加拿大憲法立國講『承認神的至高無上的諸原則和法治』，而中國（中共）的法治建立在政黨至高無上。」這兩種根本精神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西方法治基於敬畏神，有自由、有制衡；中國（中共）的法治最終取決於掌權者的意志。」
雖然離開中國二十餘年，對當下中國言論控制，他感嘆：「環境比那時候更嚴峻，不讓人說話，就是讓社會處於『靜音』狀態。「如果一個體制有自信，就不怕人批評。」
他提到北大校友林昭在反右後因批評毛澤東被槍決的案例，認為長期壓制言論是中國社會的深層病灶，「一個沒有言論自由的社會，是非常病態的。」
自由、真理與生命的平安
談到海外華人仍被中共所謂的「愛國」敘事綁架，他認為主要原因除了利益驅使外，就是「在國內幾十年的政治灌輸，到了國外沒有『清空』，也沒有把真理灌進生命中。」
他表示，唯有尋求真理，才能真正自由。他直言自己選擇離開中國，就是想要一個正常人的自由生活，「我不願意每說一句話都去想政治上有沒有問題，會不會影響陞官、影響生意。」
宋岳也提醒仍在體制內的人，無論是紅二代、官二代或大院子弟：「我在國內也做過項目，看到很多企業高管，輝煌一生，突然被雙規，有的突然跳樓……人活在假象裏，最後陷在罪惡中，一定會滅亡。」
如今，宋岳回望一路走來，經歷了「許多的祝福與平安」，他認為真正改變生命的是信仰。他說：「你有錢也好、有地位也好、有權力也好，都換不來平安。」
宋岳最後說：「真理，使你得自由」，作為對華人世界最深切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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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每位救援者致敬
願香港人彼此扶持走過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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