護照本來是一種受國際法保護、一國公民自由出行的權利，但中共將其視為控制民眾的韁繩。當局對因私護照的限制，近年來已波及到越來越廣泛的人群。
打擊電詐 新一波護照收緊
2月17日，人權觀察（Hrw）發布報告指出，打擊網絡詐騙成為中共當侷限制核發護照最新理由。
報告說，北京規定，凡屬設籍於廣泛認定為網絡詐騙或「非法」移民高風險地區的公民，在申辦護照時必須提交額外申請文件，並通過多個政府單位審批。若不能滿足各項繁瑣要求，護照往往辦不下來。
受影響地區包括：福建省的福清市、龍岩市、安溪縣；遼寧省的瀋陽市蘇家屯區、鐵嶺市；江蘇省的東海縣；河南省的上蔡縣、益陽市；湖南省的常德市、紹陽市。人權觀察能夠核實福建省若干民眾遭受相關限制的報道。
上述部份地區曾名列2015年跨部門打擊網絡詐騙行動的「重點地區」。
人權觀察中國部副主任王松蓮對此評論說，「當局試圖以打擊犯罪為名，將原本適用於藏人和維吾爾人的出境限制延伸至全國民眾。」
原大陸維權律師吳紹平對《大紀元》表示，「我在國內時就聽說過，像福建泉州、漳州一帶，很多人從事電詐活動，這些地方的人如果辦護照就比較困難。」
他認為，中共想通過控制護照來減少電詐的發生，主要是一種宣傳形式。但解決不了根本問題，不是說中國人不出國，然後電詐問題就解決了。出行的自由屬於國際法保護的人權，不能用這種方式把整個地區的人都默認為犯罪嫌疑人。
「真的要打擊有好多方式，現在技術都能識別電詐電話的來源，明明知道電詐都是哪裏打出來的，為甚麼不斷網絡訊號？現在民眾去取錢，都要被查個祖宗三代，為甚麼電詐一轉就是幾萬、幾十萬可以實現呢？」
對於中共為甚麼要這麼做？吳紹平表示，中共獨裁政權從來都把老百姓當作敵人，不把中國人當人對待，像牛馬一樣管理他們。如果它把老百姓當人對待，就要保障老百姓的權利，打擊犯罪。
「中共現在是調轉槍口，縱容犯罪份子，限制老百姓的權利」，他說，很難想像還有這種邏輯，老百姓受侵害後，回過頭來要把老百姓管起來。
吳紹平提到2017、2018年中國大陸有很多P2P金融難民，中共辦案的警官說，這些人都是活該，因為他們貪圖利息。「這個理由是很荒唐的，他們就是那麼冷漠無情，把犯罪行為造成的傷害，歸結為貪心。」
護照成控制民眾的韁繩
中共對護照的管理，成為社會控制的一個鏈條，受影響的人群越來越廣泛。
從中共建政到上世紀80年代，對外閉關鎖國，中國公民普通護照只簽發了21萬本，年均約7,000本。
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當局開始按需申領護照試點；到2002年底，開始在全國推行「按需申領」制度，實行快速通道制度，護照申請只需當地出入境管理局批准。
不過，新疆、西藏以及分布在青海、甘肅、四川和雲南四省的13個藏族或回族自治州，從未獲准使用簡化護照申領系統，而且問題越來越糟糕。
2006年新疆當局就有收回維吾爾人護照的政策，2016年下令回收所有護照；自2012年以來，西藏當局下令沒收該地區登記居民持有的所有普通護照。
中共也不放心體制內人士。在當局2002年放開護照的同時，對中共高級官員出國進行嚴格限制。
2003年1月中共多個部委發文明確規定，政府機構處級以上幹部、金融業、國企及涉密行業，因私出國需報公安備案。之後一些省市要求官員們將護照交單位統一管理。
從2014年起，中共以反腐的名義，護照管理更加嚴格。
2014年5月中共組織部發文，明確規定在職處級以上中共官員因私出國一般不批准，並明確要求收緊裸官出國。
2015年後，北京、天津等地收緊科級公務員出國，護照統一管理。這種現象2018年蔓延到事業單位，各地中小學校收繳教師護照。
儘管疫情後中國再次開放了國門，中共當局的護照限制有增無減。
中國護照持有率仍然很低。根據中共移民管理局，截至2019年，僅約13%的中國人口（約1.8億人）持有護照，遠低於美國的46%。
浙江一位體制內人士告訴《大紀元》，浙江公職人員辦理護照比較困難，需要所謂的領導一層層簽字，體制外的人，辦理護照還是可以辦，但是辦理台灣通行證比較困難。普通民眾辦理護照，需要提前預約，每天承辦護照的數量比較少，這邊每天只做45人左右。
吳紹平表示，大陸很多人護照是被統一管理的。「像我在事業單位上班的親戚，他們的護照被收上去了。如果要出國，得要有理由，才能拿回護照。我的體制內一些同學，也面臨這種情況。」
去年到歐洲的艾先生對《大紀元》表示，「我知道的是，新疆和西藏申請護照有難度，它也不明說這是限制，但實際在手續上，有各種刁難，不讓你辦到護照。政治敏感性的、反共的、民運圈的，很多就被邊控，不讓出境，連香港都去不了。」
他說，體制內的很難，護照早就多少年前就被收了，大概是疫情前，連學校老師的護照都被收了。現在擔任公職的、事業單位的，做老師的護照都給收了，全國都是這樣，出國都要審批的。
艾先生表示，中共怕體制內人叛黨、出境洩密，對共產黨不利。現在只有更嚴了，共產黨的統治危機越來越嚴重，控制得更嚴。
泰國業者楊先生對《大紀元》表示，公務人員他是有一定職務的，如果他們是內部特殊人員，一旦到了歐美，到時候在網上發言也好，或接受採訪也好，一旦說出來對中共又是一個打擊。
中共政治危局
2023年5月，人權團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發布報告稱，限制出境已成為中共用來加強對人民生活各方面控制的眾多工具之一，許多人不知道自己被限制出境，直到他們準備通過邊檢出國時才發現。
報告說，自2018年以來，北京已經通過了五部新的或修訂的法律，擴大了其實施謂限制出境的能力。目前，限制出境的法律總數已經達到15部。
2016年至2020年期間，中共最高法數據庫中統計的出境禁令數量增加了8倍。
儘管中共沒有公布遭限制出境人數的完整數據，但在2015年有人權組織估計，至少有1,400萬人受到限制出境的影響。
美國國務院《2023年各國人權報告》中，特別提及了中共將護照政策作為限制公民自由的一個手段。
報告特別提到，中共法律賦予當局廣泛權力，可以以「可能危害國家安全或利益」為由，禁止公民出境或拒發護照。
2024年3月，溫州市甌海區教育局發布新的教師出國限制通告，要求所有公營的學前教育機構、小學及中學教師交出護照。
吳紹平表示，實際上中共害怕老百姓出國，因為人一旦出國享受到自由的味道之後，再回到中共國，有了對比，自然而然對中共就有其它看法萌生，變得清醒起來，所以中共害怕。
「如果出國的人少了，中共在這種封閉的社會裏面，洗腦效果自然而然就得到提升。很多人在這種洗腦之下，被中共敘事帶走了。對真實的世界，知道的少了甚至根本不知道。中國社會回到六七十年代那種社會狀況，也就變成指日可待了。」
吳紹平認為，對中共來說，不管是它自己關上大門，還是別人對它關上大門。當它的政權只能通過這種方式來維持了，就代表這個政權已經到窮途末路。
「在封閉社會裏，中共既有暴力機器又有洗腦工具。如果中國人無從跟外界進行溝通，被中共成功地給控制住了，就處於一種非常悲哀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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