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3年之前，曾有一段時間，我們可以保留自己賺到的每一分錢。我們不必向聯邦政府申報，告訴他們自己賺了多少錢，然後把原本屬於自己的那部份錢交給聯邦政府。我們的財務是自己的事，與他人無關。我們有權賺取、擁有和保管財產，這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受到美國法律和傳統的保障。
事實上，沒有審計、調查、帳戶凍結、扣款或任何其它形式的繳款。有的只是擁有的生產力和我們自己，僅此而已。
那麼，政府的資金來源是甚麼？政府通過關稅獲得收入。關稅由進口商直接支付，如果成本可以轉嫁，則由生產商和消費者間接支付。作為獲得收入的策略，這種方法相對來說是非侵入性的。這種方式與普通民眾互不相干。
然而，與今天相比，當時的聯邦政府幾乎是隱形的存在。更確切地說，按實際價值計算，1885年聯邦政府的支出（按通貨膨脹調整後的美元計算）約為今天的0.05%。即使在當時，人們也認為聯邦政府過於龐大，希望將其縮減。
美國現任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最近一直在向人們傳授財政收入戰略的歷史，他所傳授的內容是人們所不知道的。他解釋了在美國歷史上，這段時期的經濟增長是有史以來最迅猛的。這一點他說對了，他還正確地指出這是關稅時期。
然而，其中的因果關係並不明確。這一時期的主題是自由的制度和健全的貨幣。美元實行金本位制，沒有中央銀行。聯邦政府本身並不參與美國家庭或典型美國企業的生活。這些事實比關稅更能說明當時與現在的差別。
順便提一下，我不記得還有哪位美國總統對19世紀的經濟史有著如此清晰的看法。大多數總統的評論僅限於對開國元勛或第16任美國總統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的讚美，卻跳過了有關收入來源或國家銀行等有爭議的細節。特朗普總統顯然不同，他對這些連大多數經濟學家都不了解的歷史細節非常清楚。
特朗普曾解釋說，所得稅是1913年作為關稅的替代品出現的。這在設計上是正確的，然而歷史現實略有不同。關稅並沒有完全廢除。所得稅只是成為了第二個額外的收入來源。隨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其資金主要來自同年成立的中央銀行（即美聯儲）。
所得稅和美聯儲成為利維坦（Leviathan）國家強勢權力的財政來源。兩者都是在1913年出現的，同時出現的還有參議員直選，它打破了國會的兩院制結構，讓大城市掌管美國的上議院。
特朗普總統提到的這個歷史事件讓我們有機會更加仔細地審視這一切。從19世紀的角度來看，他似乎是站在前聯邦參議員克萊（Henry Clay, 1777—1852）所繼承的咸美頓派（the Hamilton）一邊。開國元勛咸美頓（Alexander Hamilton，1755—1804）主張建立國家制度。而克萊來自維珍尼亞州，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最好的五位參議員之一，主張後來被稱為「美國制度」（the American System）的東西。這是一種保護性關稅、國家銀行和聯邦補貼國內改良的政策，旨在促進經濟增長和民族凝聚力。
這很好地概括了特朗普總統的立場。從歷史角度來看，克萊的觀點與美國第三任總統傑斐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的觀點形成了鮮明對比，後者主張小政府、自由貿易、無國家銀行、無工業補貼以及由小農組成的社會作為經濟引擎等。
如今，傑斐遜派和咸美頓派之間的爭論似乎與當前的形勢關係不大。咸美頓和克萊都會對政府權力的規模和範圍感到震驚，並樂意與傑斐遜和前聯邦眾議員倫道夫（John Randolph，1773—1833）聯手，將這頭猛獸削減到最小。這似乎正是特朗普總統的實際抱負，即成為變革的推動者，讓聯邦政府重新變得易於管理。
為此，特朗普提出了廢除所得稅的想法。所有的人都說：是的！但這當然會導致聯邦政府無法獲得大量收入。無論如何計算，關稅根本無法彌補差額。那麼，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大規模削減政府開支，像世界首富馬斯克（Elon Musk）等人已經承諾過，但我們還在等待他領導的政府效率部（the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簡稱DOGE）的工作計劃。
同樣，上一次政府完全由關稅提供資金時，政府支出僅為今天的0.05%。如果我們要削減這麼多，那太好了，但美國歷史上從未發生過這樣的事情，甚至都沒有接近過。通常情況下，華盛頓所謂的削減實際上只是削減開支的增長速度而已。
如果沒有真正的削減，如果沒有限制或取消所得稅，美國最終只會背上更多的債務，而這些債務將由美聯儲提供資金，從而導致更嚴重的通貨膨脹。通貨膨脹只不過是一種不同的、更加隱蔽的徵稅形式。政府不是直接從民眾的銀行賬戶裏扣錢，而是簡單地降低美元本身的購買力。
讓我們回到取消所得稅的話題上來。保守派記者喬多羅夫（Frank Chodorov，1887—1966）撰寫了《所得稅：萬惡之源》（The Income Tax: Root of All Evil，1954）一書。關於《憲法》第16條修正案，他在書中寫道：
「『它』對政府的沒收沒有任何限制。根據法律，政府可以拿走公民賺取的一切，甚至可以剝奪他們僅能維持生計的一切，而政府必須允許他們這樣做，以便他們能生產出一些可以被沒收的東西。無論從哪個角度來看這一修正案，都會發現它賦予了政府對其臣民生產的所有財產的優先留置權。簡而言之，當該修正案於1913年成為憲法的一部份時，美國的絕對財產權就受到了侵犯。」
此外，「名義上，這是一次稅制改革。事實上，這是一場革命。因為第十六修正案削弱了美國人的自然權利觀念；最終將美國公民降格為臣民，以至於他們自己都沒有意識到這一點；加強了行政權力，以至於將國會降格為無辜者；並使中央政府能夠賄賂各州（曾經是獨立單位），使其屈從於中央政府。在世界歷史上，沒有任何王權能比我們的總統行使更多的權力，也沒有任何王權能支配更多的人民財富。我們保留了共和國的形式和措辭，然而實際上我們生活在寡頭政治之下，不是歌妓的寡頭政治，而是官僚的寡頭政治。」
廢除所得稅將恢復財產權，恢復企業權，恢復美國公民的私隱權，使其不受政府專權的監視和掠奪。
在美國，幾乎每個選民都贊成這樣做。那麼，為甚麼從來沒有總統提倡過這樣的想法呢？恰恰是因為這樣做能極大地啟迪和提高人們的意識。它迫使美國人民認識到，政府是在犧牲他們的利益。對於任何政治機構來說，霸佔剛剛意識到這一點的民眾都是一個危險的命題。
這是無法迴避的數學問題。如果我們真的要取消所得稅，就沒有足夠高的關稅來彌補差額。除了大幅削減開支，別無選擇。凍結預算、凍結新員工招聘、凍結撥款，所有這些措施都指向了正確的方向。我們完全可以期待，特朗普新政府將帶領我們逐漸實現這些目標。#
作者簡介：
傑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總部位於德薩斯州奧斯汀（AustAin）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他在學術界和大眾媒體上發表了數千篇文章，並以五種語言出版了10本書，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鎖》（Liberty or Lockdown, 2020）。他也是《路德維希‧馮‧米塞斯文集》（The Best of Ludwig von Mises, 2019）一書的編輯。他還定期為《大紀元時報》撰寫經濟學專欄，就經濟、技術、社會哲學和文化等主題廣泛發聲。聯繫方式：tucker@brownstone.org。
原文：Replace the Income Tax With Tariffs?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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