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領袖】下一次疫情 世界會再次封鎖嗎？

「新冠疫情應對措施造成的弊大於利。這就是我的立場，我是通過過份析和回顧查閱大量有關各種問題的學術研究得出這一結論的：超額死亡率對醫療服務的影響，心理健康對經濟的影響，貧窮，糧食不安全問題，以及對教育的影響。」巴多什（Kevin Bardosh）博士說。

巴多什（Kevin Bardosh）博士是一名醫學人類學家（medical anthropologist），也是倫敦智庫「Collat​​​​eral Global」的主任，該機構致力於改善全球大流行病應對措施。

「公共衛生領域一直存在著在威權主義立場與更古典的自由主義、公民社會理念之間的這種緊張關係。」他說。

四年過去了，我們在新冠（COVID-19）危機的集體因應措施方面學到了甚麼？如果未來再次爆發大流行病，我們的社會又會如何反應？

「仍然有一個非常強大的行業——一個大流行病行業——認為自己做得很好，而批評他們的人是在傳播錯誤訊息」，巴多什說，「我認為這確實需要改變。」

他還討論了新冠疫情封鎖對全球造成的影響，從肥胖率的上升到貧窮率的上升。

「自2000年以來全球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都因學校關閉而全面倒退。」巴多什說。

全球視野下的流行病政策

四年過去了，我們在集體應對新冠危機的因應措施方面學到了甚麼？

「我認為我們學到了很多不同的東西，其中之一就是政策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巴多什博士說。

他從全球角度進行了回顧，「從許多方面來說這都是前所未有的事件，是我們所有人在生活中親身經歷過的一場危機。有趣的是，在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數碼化全球危機中，既有病毒的傳播，也有訊息通過現代技術系統的傳播。這引發了各種連鎖效應，包括恐懼的蔓延。

「全球一百五十多個國家實施了封鎖，這是以前從未嘗試過的。這是一場政策實驗，我們實施的這些政策在新冠疫情前並未被建議使用過，我們看到的是中國、意大利、英國和美國都實行了封鎖政策，並受到特定科學假設和精英的引導，而貧窮國家則聽從這些建議。

「我認為，毫無疑問，我們現在確實知道，這些國家因封鎖和其它政策而遭受了尤為嚴重的經濟和社會影響。而且他們在降低死亡率和健康效益方面並沒有真正獲得太多益處。

「其實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我們對如何應對類似新冠的流感有一定的認識，如果查看世界衛生組織的2019年流感疫情應對計劃，它列出了我們在世界各地使用的所有NPI（非藥物干預措施）。基本上他們的結論是證據很薄弱，建議不要使用：學校停課、封鎖、測試和追蹤、邊境關閉等措施。我們全力以赴對付這種病毒，希望這些措施能夠改變局勢。

「我們應該追尋那種在平靜時刻建構起來的經典智慧。我們可以說，這背後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即在公共衛生危機期間，反應過度的傾向是人類社會的戰鬥和逃跑反應的一部份。我們經常用軍事用語來描述疫情的爆發，這種情況下就會產生一種群體和從眾心態。很明顯，入侵者即將到來，我們需要進入戰壕，對嗎？我們也需要做出一些犧牲，因為這是一場戰鬥。

「在新冠疫情爆發之前，人們有一種深深的恐懼，也知道過度反應能造成非常嚴重的後果。然而，由於種種複雜的原因，隨著疫情蔓延，我們放棄了這種認識。基本上，如果是20年前，我們就不會實施封鎖，因為當時沒有足夠的數字基礎設施來支持在家工作。

「我們掌握的關於這方面的最佳數據來自聯合國機構國際勞工組織，他們估計，在2020年4月全球封鎖最嚴重的時候，實際上世界上只有17%的人能夠居家工作。我們可能認為封鎖是一個成功舉措，但實際上全世界只有大約5億人能夠真正待在家裏。

「因此，我們奉行了這種史無前例的感染控制政策，但從社會性質來看，這是不切實際的。認識到這些影響正是我工作的重點。」

武漢封城 世界複製

疫情初期，武漢的封城被中共視為成功經驗，後來在其它地區也複製了這一做法，人們為甚麼會認為這是可取的方法？

對此，巴多什表示：「在疫情初期，《衛報》曾批評中國（中共）的封鎖措施，稱這是一場人權災難。但一周後，他們又說，英國需要封鎖。弗雷迪‧塞耶斯（Freddie Sayers）在《Unheard》節目中接受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採訪時，提到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他說，『你知道，我們從未想過能在民主國家實行這種措施，但是中國（中共）做了，我們都想，哦，我們就這麼做吧。』

「有一件事必須意識到，那就是封鎖政策的起源也與數碼化有關，同時這也與中國在禽流感1990年代和21世紀初爆發時的應對有關，他們撲殺了數以百萬計的禽類，採取了非常嚴厲的軍事應對措施，這正是中國疾控中心逐漸成型的時期。

「然後在美國911事件後，布殊政府推出了生物安全模式，包括大規模監控，以及福奇（Anthony Fauci）領導的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的權力集中。這種模式帶有一種特定的視角，認為這些生物威脅是對國家生存的重大威脅，因此這表現出一種中央集權的傾向。

「公共衛生部門採取了非常家長式的立場，它認為自己最懂得如何應對：我們不信任大眾能夠理解風險，因此我們要告訴他們必須做甚麼。它基本上扮演了警察的角色。問題在於，公共衛生領域的訊息並不對等，他們不了解你或我的生活。其中最荒謬或最具說服力的反對例子是，有多少公共衛生官員違反了自己制定的規則。」

這些干預措施的成本效益——弊大於利

作為專家，巴多什從統計數據分析說：「我認為，新冠疫情的應對措施弊大於利。我通過分析和回顧關於各種問題的大量學術研究，最終得出了這個結論。例如，超額死亡率對醫療服務的影響，心理健康對經濟的影響，貧窮問題，糧食不安全問題，對教育的影響。

「我只是選擇了一些統計數據，這些數據大多來自於聯合國數據，根據世界銀行的報告，到2022年全球有4億人陷入貧窮。要知道，將2021年和2022年比較，有3.5億人陷入糧食不安全。就教育影響而言，自2000年以來全球教育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都因學校關閉而全面倒退。

「大約是兩年前，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布的報告估計，學校停課導致學習成績下降14%。這相當於中低收入國家中，每八名學生中就有一名未達到基準水平。某些國家的學校停課時間很長，長達200天。這不太合理。

「舉例來說，我曾在烏干達工作過兩年。當時那裏的學校關閉了兩年，在該國北部非常貧困的乾旱地區，他們有疫苗接種的要求。然後與此相比，鄰國坦桑尼亞沒有這些要求。結果坦桑尼亞的情況更好，因為他們沒有那些附帶的傷害。我們有一些例外情況，如瑞典、尼加拉瓜和坦桑尼亞，這些國家並沒有採取極端封控政策，總體來說，他們的結果更好，因為他們的民眾沒有受到這些附帶影響。

「我再提一個有趣的關於新冠的事實，這是來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數據。從疫情開始到2021年9月，世界各國政府為應對疫情共花了17萬億美元，但其中只有8%流向了衛生部門。這是一場世紀大流行病，但僅有8%的資金真正用於應對衛生問題。」

流行病疫情激增下的政策應對

巴多什博士說，「這又回到了政策應對的問題，各國政府到底在做甚麼？他們正在努力應對其政策帶來的經濟後果。我認為確實需要做大量工作來思考，醫療保健系統如何更好地應對這些不可避免的呼吸道病毒激增，以及正在傳播的其它疾病。

「目前德國爆發了馬爾堡病毒疫情。美國有禽流感問題，世界衛生組織已宣布非洲的猴痘疫情為緊急狀況。我不同意這種動輒使用緊急狀態的過於極端的做法。但無論如何我認為需要有一些創新的思維，來應對疫情激增的情況，接受這些問題將長期存在，並制定替代策略，比如精準保護，這也是《大巴靈頓宣言》的提議之一。」

正在進行的研究

對此，巴多什博士談到了他們正在進行的研究。

「我們有一個由到50至100名研究人員組成的全球網絡，我們正在進行各種類型的研究。我個人有兩項研究即將在未來幾周內發布，主要針對免疫接種要求。

「我們討論了很多關於封鎖和所謂的NPI（非藥物干預措施）的問題。我也撰寫了大量關於北美的免疫接種要求以及歐洲的數字證書的文章。我們的研究首次估算出有多少美國人因為免疫接種要求而失去工作，此前並沒有研究顯示有多少人因此失業，以及這些政策帶來的社會影響。我認為當結果出來時，人們會感到非常震驚——涉及數百萬人。

「回到信任問題上來說，這些人可能會對公共衛生機構終生心懷不滿，因為失業會帶來各種影響。這反映出新冠疫情中的一個諷刺現象，因為通常在公共衛生部門中，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是你理解健康的核心部份。然而，在新冠疫情期間，我們在某種程度上將這些原則拋到了九霄雲外。

「第二篇論文實際上，與監管問題有關。我們的監管機構面臨科學誠信危機。因此，我們重新分析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 對莫德納（Moderna）疫苗的最初的風險收益評估，特別是針對18至25歲的年輕男性。他們模型中的假設是非常不現實的，這項風險收益評估被用來授權莫德納疫苗在美國的使用。我們用不同的參數重新分析它，結果發現風險收益的結論發生了翻轉。呈現出負面結果。

「因此，科學界需要進行大量的重新分析與反思。在過去的幾個月裏，我參加了相當多的流行病會議，我在這些會議上表達的一些觀點通常被邊緣化。目前仍然存在一個非常強大的的行業——一個大流行病行業——認為自己做得很好，並認為批評他們的人是在散播錯誤資訊，我認為這確實需要改變。」

難道真的還會再次封鎖嗎？

最後，巴多什博士談到了人們關心的問題：未來我們難道真的還會再次封鎖嗎？

「針對新冠疫情，誕生了一個新的流行病策略。這就是所謂的『百日行動計劃』。這是由七國集團和二十國集團簽署的，並且得到了北美和歐洲科學界的支持。這個計劃的理念是，下次若再有大流行病，我們會封鎖100天，並在100天內準備好大規模接種疫苗。這段時間對於進行安全性研究來說是極短的。他們必須重新評估如何理解隨機對照試驗（RCT）和安全訊號。

「還有一點沒有明確說明的是，你可能會依賴數字身份證和證書等數字基礎設施，你要如何讓人們接受呢？也就是說，我們有這種因疫情而發展出來的封鎖原則，這似乎成了我們的預設立場。因此，我的工作就是向科學界和政策制定者提出挑戰，讓他們思考，這個模式是否真的符合新冠疫情期間發生的情況？」#

【節目製作：Yuhsuan Lee、Weicheng 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