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諾貝爾獎最後一個獎項────經濟學獎，於10月14日揭曉，由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教授達龍·阿西莫格魯（Daron Acemoglu）、賽蒙·強森（Simon Johnson）和芝加哥大學教授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三位美籍學者共同獲得。
三位美籍經濟學者共同獲獎
諾貝爾委員會公布三人共同獲獎的原因是「關於研究制度如何形成及影響繁榮」，並且指出獲獎者的貢獻在於「幫助理解國家之間繁榮程度差異的原因，同時也證明了制度對國家繁榮的重要性。他們的研究發現，健全的制度是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的關鍵因素；相反地，如果法治較差且剝奪人民的社會，通常無法帶來成長或變得更好。因此，獲獎者的研究幫助了人們理解其中原因。」
經濟科學獎委員會主席傑克布·史文森（Jakob Svensson）表示，「縮小國家之間收入的巨大差異是我們這個時代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他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他們已找到當今低收入國家薄弱制度環境的歷史根源。」
根據獲獎者的研究內容指出，造成國家繁榮差異的一種解釋是殖民時期引入的社會制度。當貧窮國家被殖民時，往往會引入「包容性體制」（inclusive institutions），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發展了維護法治和財產權包容性體制的國家變得繁榮，而那些發展「榨取性體制」（extractive institutions）──用得獎學者的話說，從更廣泛的人口中「榨取」資源，以造福精英──的國家則經歷了持續的低經濟增長。
阿西莫格魯在記者會上也警告，親民主團體蒐集的數據顯示，世界許多地區的公共體制和法治目前正在被削弱。
本年的三位得獎者都是很入世的學者，也是政治經濟學者，都符合經濟學是關乎「經國濟民」的學問，對於社會繁榮、人民生活富足之道進行探索，跳脫「黑板經濟學」。有評論者認為，諾貝爾經濟學獎頒給這三位學者，顯然非常應景，也是對包括中共在內的專制政權的一記重擊。
不過，對於經濟增長、國與國之間所得差異變大或縮小，以及關於「制度」的重要性等等，自1969年開始頒發諾貝爾經濟學獎以來，已有諸多得過獎的學者研究過，皆有顯著成果。本年三位得獎者的研究有何特別突出？我們就由三位得獎者的生平來了解他們的養成過程並得知他們的學術貢獻，最後再談對於本屆得獎者的迴響。
土耳其裔美國經濟學家達龍·阿西莫格魯
阿西莫格魯於1967年9月3日出生於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父母都是亞美尼亞人。父親是商業律師和伊斯坦堡大學講師，母親是阿西莫格魯就讀的Aramyan Uncuyan這所亞美尼亞小學的校長。
阿西莫格魯在1986年從Galatasaray高中畢業，他在青少年時就對政治和經濟產生興趣，於是赴約克（York）大學攻讀經濟學，並於1989年獲得經濟學學士。接著在1990年在英國倫敦經濟學院（LSE）獲得經濟計量學和數理經濟學碩士學位。1992年再獲得該校經濟學博士，論文題目是「總體經濟學的個體經濟學基礎論文：契約和經濟表現」（Essays in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economics: Contract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他的博士論文指導教授是凱文·羅柏茲（Kevin W.S. Roberts），而論文審查委員之一詹姆斯·馬克森（James Malcomson）說，即使是論文七章中最弱的三章也足以授予博士學位。阿諾·克林（Arnold Kling）則稱阿西莫格魯為「神童」（wunderkind），因他獲得博士學位時年僅25歲。
拿到LSE博士學位後，阿西莫格魯繼續在LSE擔任經濟學講師，1993年轉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MIT）擔任助理教授。1997年升為Pentti Kouri經濟學副教授，1998年成為該學院的終身教授，2000年晉陞為正教授。2004到2010年，阿西莫格魯擔任Charles P. Kindleberger應用經濟學教授，2010年又被任命為MIT Elizabeth和James Killian經濟學教授。而2019年7月，阿西莫格魯被任命為研究所教授（Institute Professor），這是MIT教師的最高榮譽。
阿西莫格魯是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員，2005年被選為經濟計量學會院士，2006年又被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2014年當選為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他也是加拿大高等研究院的資深研究員，以及其他幾個學術學會的會員。他在2011至2015年間擔任經濟計量學會出版的《經濟計量學期刊》主編。
阿西莫格魯獲得諸多獎項：2005年獲克拉克獎章，2007年獲約翰·馮·紐曼獎，2012年獲得歐文·普萊茵·內默斯經濟學獎，2016年獲得BBVA基金會知識前沿獎，以及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著作等身的阿西莫格魯
阿西莫格魯的研究領域和主題廣泛，包括政治經濟、經濟增長、發展經濟學、勞動經濟學、人力資本理論、創新、收入和工資不平等，以及網絡經濟學等。他迄今撰寫了數百篇學術論文，大部份的研究都是「試圖了解貧窮的根源」。他在2011年表示，過去15年的研究大多與廣義的政治經濟學有關，他也對勞動經濟領域有所貢獻。
自1993年以來，阿西莫格魯就與英裔美籍政治經濟學家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進行廣泛的合作，他倆共同撰寫了許多文章和幾本書，大部份是關於成長和經濟發展的主題。他倆也與英裔美籍經濟學家賽蒙·強森（Simon Johnson）進行了廣泛的合作，促成了三人共同獲得202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阿西莫格魯被認為是「新制度經濟學」（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NIE）的傳人，撰寫了數百篇學術論文，主要的書籍著作有四，分別是2006年出版的《獨裁與民主的經濟源起》（Economic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2012年出版的《國家為何會失敗：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2019年出版的《狹窄的走廊：國家、社會與自由的命運》（The Narrow Corridor: States, Societies, and the Fate of Liberty），以及2023年出版的《力量與進步：科技變革與共享繁榮的千年辯證》（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前三本書，都是與羅賓森合寫的，第四本則與強森合撰。
第一本書分析民主經濟的創建和鞏固，他們認為「當精英沒有強烈動機推翻民主時，民主就會得到鞏固。這些過程取決於（1）公民社會的力量，（2）政治組織的結構，（3）政治和經濟危機的性質，（4）經濟不平等程度，（5）經濟結構，以及（6）全球化的形成和程度。」
在第二本書中，阿西莫格魯和羅賓森認為，處於技術前沿的經濟增長需要政治穩定（例如瑪雅文明不具備這一點）和創造性破壞。如果沒有對授予壟斷和寡佔權利的制度限制，後者就不可能發生。他們說工業革命始於英國，因為英國1689年的《權利法案》創造了這樣的限制。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森堅認「國家之間的發展差異完全是由政治和經濟制度的差異造成的」，拒絕將某些差異歸因於文化、天氣、地理或缺乏最佳政策和實踐知識的其他理論。例如，蘇維埃俄羅斯在迅速趕上世界上一些先進技術的同時實現了快速成長，但到1970年代就失去動力，就是因為缺乏創造性破壞。
在第三本書中，阿西莫格魯和羅賓森認為，當國家和社會的力量大致平衡發展時，就會實現自由社會。
至於第四本書，是一本關於科技歷史的發展以及科技社會和政治後果的書，阿西莫格魯和強森討論了三個問題，一是新機器與生產技術和工資之間的關係，二是如何利用技術創造社會福利，三是人工智慧（AI）熱絡的原因。他們認為，科技不會自動產生社會物品，它們的好處只會歸於少數精英。作者對AI強烈批判，強調它對就業、工資以及民主產生負面影響。阿西莫格魯在2024年10月初接受《彭博社》訪問時，表明對AI能夠使神話兌現的機率質疑，並預測「許多金錢將浪費掉」。而作者也提出如何利用新技術造福社會的願景，他們認為這個不斷進步的時代提供了一種模式，也討論了六項技術重新定向的政策建議，包括市場誘因、大型科技公司的分拆、稅收改革、對勞工的投資、私隱保護和資料所有權，以及數碼廣告稅。
阿西莫格魯撰寫的數百篇論文，主題涵蓋社會計劃和政策、民主和經濟、社會民主和工會、北歐模式、殖民模式和對現代化理論的批判等，很多篇論文是與別人共同撰寫的，尤其是與強森和羅賓森兩人合寫得較多。
在社會計劃和政策方面，阿西莫格魯在2001年的一篇論文中指出，最低工資和失業救濟金「將就業轉向高薪工作」，由於自由放任市場均衡中的工作是無效率地偏向低薪工作，所以這些勞動市場法規會提高平均勞動生產力，並可能改善福利。此外，他認為最低工資可以透過誘使公司培訓其非技術員工，來增加對這些受到影響的工人的培訓。
在民主和經濟方面，阿西莫格魯等人發現，民主對國內生產總值（GDP）有顯著而強大的影響，並得出「從長遠來看，民主化使人均GDP增加約20%」。在另一篇論文中，阿西莫格魯等人發現，民主對稅收收入佔GDP的比例有強大而顯著的影響，但對貧富差距卻沒有顯著影響。
在社會民主和工會方面，阿西莫格魯和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在2001年的研究得出，雖然美國和英國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去工會化並不是不平等加劇的根本原因，但它透過消除技術變革帶來的工資壓縮，放大了偏向技能的技術變革的直接影響。阿西莫格魯和羅賓森認為，歷史上工會在創造民主以及維持既定商業利益和政治精英之間的政治權力平衡上，發揮了重大作用，尤其在西歐更是如此。
在北歐模式方面，2012年，阿西莫格魯和羅賓森以及Verdier合寫〈我們難道不能更像斯堪地納維亞人嗎？〉（Can’t We All Be More Like Scandinavians？）這篇論文，結論是「所有國家都有可能希望像斯堪地納維亞人那樣，擁有更廣泛的安全網和更平等的結構。不過，如果美國從資本主義領導者轉變，全球經濟增長將縮小。阿西莫格魯2015年在《紐約時報》發表的一篇專欄文章中反對美國採用北歐模式，並再度指出，如果美國將稅收提高到丹麥的水準，就會減少企業家精神的發揮，從而對經濟增長和繁榮產生負面影響。不過，他讚揚斯堪地納維亞在減貧、為公民創造公平競爭環境，以及提高社會流動性方面的經驗。
在殖民主義方面，阿西莫格魯在2001年和羅賓森、強森三人合寫的〈比較發展的殖民地起源〉（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這篇論文，是阿西莫格魯迄今為止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他們認為，歐洲人在他們沒有定居的殖民地建立了榨取式機制，這與他們定居的地方不同，而且該機制一直存在。他們估計，「制度差異解釋了前殖民地人均收入差異的大約四分之三」。這些國家以榨取式制度為主導的歷史經驗，造成了惡性循環，而歐洲殖民化又加劇了這種循環。
至於「對現代化理論的批判」方面，阿西莫格魯和羅賓森在2008年合撰的〈所得與民主〉（Income and Democracy）這篇文章中表明，儘管收入和民主之間存在很強的跨國關聯性，但一旦控制了國家固定效應且消除了人均收入之間的關聯，就資本和民主的各種衡量標準而言，「收入對民主沒有因果效應」。在2022年合寫的〈非現代化〉（Non-Modernization）文章中，他們進一步認為，現代化理論無法解釋政治發展的各種路徑，因為它在經濟和政治之間建立了一種不以制度和文化為前提的聯繫，並假定一種明確的終點，例如「歷史的終結」。
阿西莫格魯在1993年到美國MIT任教之後就移居美國，且取得美國國籍，擁有土耳其和美國雙重國籍。他能說流利的英語和土耳其語，並會說一些亞美尼亞語。他的太太是MIT電機工程和電腦科學教授，夫妻倆共同撰寫了多篇論文，並育有兩個兒子。
英裔美籍經濟學家賽蒙·強森
強森在1963年1月16日出生於英國，就讀牛津大學並獲學士學位，之後轉讀曼徹斯特大學研究所，獲得碩士學位，再轉赴美國MIT 攻讀博士，在著名經濟學家Rudiger Dornbusch的指導下，寫出「通貨膨脹、中介與經濟活動」（Inflation, Intermediation and Economic Activity）論文，於1989年獲得經濟學博士學位。
1991年，強森赴杜克大學福卡商學院擔任經濟學副教授。1997年，重返MIT擔任史隆管理學院Ronald A. Kurtz創業學教授，以迄於今。
強森是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研究員、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以及社會和經濟研究中心（CASE）國際諮詢委員會的成員。他也是國會預算辦公室經濟顧問小組的成員。2006到2007年，強森是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訪問學者，目前是該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2007年3月至2008年8月31日，擔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首席經濟學家。2021年11月，強森被任命為拜登總統過渡機構審查小組的志願者成員，從事美國財政部和聯準會的過渡相關工作。強森也擔任四本經濟學術期刊的編委，自2007年以來，他一直為Project Syndicate效力。
強森的研究領域為政治經濟學和發展經濟學，他在2010年出版了《13位銀行家》（13 Bankers: The Wall Street Takeover and the Next Financial Meltdown）這本書。
他和詹姆斯·瓦克（James Kwak）共同創立了經濟網誌The Baseline，並定期為該網誌寫稿；2013年，強森再出版《白宮燃燒：我們的國家債務和為何它對你這麼重要》（White House Burning: Our National Debt and Why It Matters to You）。2019年，強森與喬納森·葛魯柏（Jonathan Gruber）合寫《跳躍啟動美國：突破性科學如何重振經濟增長與美國夢》（Jump-Starting America: How Breakthrough Science Can Revive Economic Growth and the American Dream）；2023年，強森和阿西莫格魯合著《力量與進步：科技變革與共享繁榮之間的千年辯證》（Power and Progress: Our Thousand-Year Struggle Over Technology and Prosperity）。
英裔美籍政治經濟學家詹姆斯·羅賓森
羅賓森在1960年出生於英國，就讀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1982年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之後攻讀華威大學研究所（University of Warwick），1986年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再赴美國耶魯大學攻讀博士，於1993年獲得經濟理論與勞動關係哲學博士。
2004年，羅賓森被任命為哈佛大學政府學副教授，後來擔任哈佛大學講座教授，先是擔任David Florence政府學教授（2009-2014年），之後擔任Wilbur A. Cowett政府學教授（2014-2015年）。2015年7月1日，羅賓森轉赴芝加哥大學擔任哈里斯（Harris）公共政策研究學院的九位大學教授之一，並擔任芝加哥大學哈里斯學院理查·皮爾森（Richard L. Pearson）全球衝突研究與解決研究所所長。2004至2015年間，羅賓森曾在哈佛大學、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南加州大學和澳洲墨爾本大學任教。他還在2018年12月6日訪問台大經濟系並發表專題演講，講題為「自由的狹窄走廊：不平等的應用」（The Narrow Corridor to Liberty: Implications for Inequality）。2016年5月9日，羅賓森在首次訪問蒙古國期間，被授予蒙古國立大學榮譽博士。
羅賓森在世界各地進行研究和蒐集資料，包括波札那、智利、剛果民主共和國、海地、菲律賓、獅子山、南非和哥倫比亞。他特別對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拉丁美洲感興趣。他是尼斯卡塔爾（Nsukka）奈吉利亞大學的非洲研究所研究員，1994-2022年，每年夏天他都會到波哥大的安地斯大學授課。
2023年3月17日，羅賓森在烏茲別克塔什干（Tashkent）會見了學生、科學家、社會輿論領袖、財經界和企業界人士代表。在接受採訪時，他談到了在威權國家建設包容性制度的問題、殖民主義後國家發展的艱難歷程、有意識地犯下的「錯誤」，並回答了有關其著作中稱為「棉花之王」的烏茲別克部份的問題。
在倫敦經濟學院與阿西莫格魯相遇之後，兩人就進行了長期廣泛合作。2006年，他們合寫《獨裁與民主的經濟源起》；2012年合撰《國家為何失敗：權力、繁榮與貧窮的起源》；2019年又共同寫作《狹窄的走廊：國家、社會與自由的命運》。
羅賓森和阿西莫格魯在2008年合著的〈收入與民主〉論文中表明，儘管收入與民主之間存在很強的跨國關聯性，但一旦控制了國家固定效應，並消除了人均收入之間的關聯，就資本和民主的各種衡量標準而言，「收入對民主沒有因果效應」。
在2022年發表的〈非現代〉（Non-Modernization）這篇文章中，他們進一步認為，現代化理論無法解釋政治發展的各種路徑，「因為它在經濟和政治之間建立了一種不以制度和文化為條件的聯繫，並假定了一種明確的政治發展路徑。」
值得一提的是，羅賓森和阿西莫格魯在2022年時任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蒞台訪問時為文，提醒國際社會，台灣對中國有多重要，而民主世界也應該重視台灣。該文也指出，香港和台灣雖都繼承中國文化，但採取迥然不同的政治制度，台灣的例子發人深省。自1980年代起，台灣在民眾參與之下發展出堅實的民主制度，不管中共如何恫嚇，都無法澆熄人們參與政治、抱怨不公不義、拉下行為不端領袖的渴望。台灣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指引出相對於中國的另一條政治道路，一條長期鞏固西方自由和繁榮的道路。
本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迴響
諾貝爾基金會經濟學獎官方發布三位共同獲獎者的理由是，「他們發現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證據，解釋了全世界各國貧富差距為何持續存在，就是來自於政治制度上的差異。」他們的研究證明，造成國家富裕的關鍵因素不僅取決於經濟，更重要的是政治制度：包容性高的政治制度是良好經濟制度的先決條件，進而促進經濟繁榮。獲獎者利用歐洲殖民時期作為一個自然實驗，來佐證他們的論點。
研究發現，歐洲統治精英在不同地區實施的制度類型，與歐洲人定居的規模息息相關。在殖民初期，如果環境條件（如當地人口規模和疾病流行程度）有利於歐洲人大量定居，統治精英便會建立符合其國民利益的包容型政經體制。相反地，在不利於歐洲人定居的地方，統治精英則傾向於建立榨取型制度，以保護少數歐洲統治精英的利益，並最大程度地榨取當地資源。
這兩種體制都因歐洲統治精英改變了當地殖民地的政治及經濟型態。包容型體制為所有人帶來長期效益，榨取型體制則為當權者帶來短期的好處。統治精英為的是剝削原住居民，並取其資源來牟利。
他們的研究引出一個關鍵問題：如果經濟制度這麼重要，為甚麼某些國家不嘗試改革呢？一個重要原因是，當權者會阻礙制度改革，因為改革會削弱他們的政治權力和經濟利益。
諾貝爾基金會官方指出，得獎者的研究及分析模型框架已成為研究政治學和經濟學發展中的標準範例。他們強調包容性制度對促進經濟繁榮的重要性，也為制定減貧和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提供了有價值的見解。
所以，本屆得獎者是因為在如何使國家經濟繁榮及如何消除國與國之間貧富差距的研究上有成就而獲獎的，而這些課題一直以來都是經濟學界的熱門研究課題。其實，遠從1776年「經濟學始祖」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的經典名著《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就在探索如何促進各國的財富，也就是經濟發展、成長的緣由。史密斯發現「分工」、「市場機能或一隻不可見的手」是關鍵因素，而工業革命的機器、自動化或資本，更是讓經濟一飛沖天的主因，而後「技術進步」、「內生技術進步」又成探索主題。在經濟發展演變中，貧富懸殊、分配不均、失業問題等現象的出現，也成為經濟學家探究的課題。
於是，經濟學成為「經國濟民」的學問，被已故的蔣碩傑院士認為是「人類智慧的高度結晶」，值得最聰明的人去研究它。而瑞典中央銀行也有同樣的看法，乃在慶祝該行成立300周年的1968年，出資創設「瑞典中央銀行紀念諾貝爾經濟學獎」，於1969年與原先的五種諾貝爾獎一起頒發，獎勵傑出的經濟學家，並肯定經濟科學的重要，以對有重大「發現」（discovery）、「發明」（invention）以及「改善」（improvement）的經濟學家給獎。
基此，本年三位得獎者在經濟增長、貧富差距這個重要老課題的研究是否有「發現」、「發明」以及「改善」的成果呢？三位經濟學家將經濟學拉回「政治經濟學」，並以「政經制度」這個因素，透過歷史的實證觀察證明「包容性體制」優於「榨取性體制」的研究，應合乎這三項準則，而三位得獎者更是備受各界專家稱譽，研究績效傑出的政經學家，獲獎應是實至名歸！
本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引發熱烈的關切與討論，因為中國經濟目前正水深火熱、搖搖欲墜，而阿根廷由社會主義體制回轉自由經濟，美國總統大選進入巷戰，繼續向左或轉右即將掀牌，得獎者的研究成果和發表的言論，很可能產生不小的影響。
「打臉中共模式」是最普遍的評論，而本屆得獎者12年前的著作《國家為甚麼會失敗》早就精準預言中國經濟發展，如今得到印證，「沒有民主的國家，即使風光一時，最後還是要吃草！」該書指出，中國過去30年的成功增長是因為它的經濟制度有一根本變化，從榨取制轉向顯著更包容的廣納制。但高度權威、榨取型的政治制度，使得這種廣納制度的發展更為困難。隨著當局將在未來幾十年牢牢抓住權力，中國的繁榮會化為烏有，其增長也可能會結束。
阿西莫格魯在10月14日表示，「雖然中國等專制政權通過投資AI等創新領域獲得了不錯的經濟增長，但其穩定性以及可持續性方面不及民主社會。」他又說，他們研究所得到的最廣泛的結論是，民主政治在長期間更能夠締造經濟繁榮，而集權式的成長並不穩定，政府通常無法創新，而創新則是民主政治的力量。儘管民主不是萬靈丹，但專制國家雖然能迅速動員資源進行發展，其經濟模式卻難以持續創新和轉型。
阿西莫格魯和羅賓森兩人在2022年8月發表於Project Syndicate〈為甚麼台灣很重要？〉這篇文章中，對於有些西方評論人士認為「佩洛西訪問台灣是魯莽的」不表認同，認為應該重視「台灣為甚麼對民主和中國自身的未來同樣重要」。對於中共宣傳的「儒家價值觀與民主水火不容，而且除一黨專政外，別無其他可行選擇」的說法認為是「明顯錯誤」。他們簡要的陳述台灣幾十年來的民主化過程，得出「台灣表現出強烈的民主傾向，而這並非僅僅因為它經歷了西方化的文化轉型。直到2000年，國民黨政權利用儒家價值觀來區分自身與中國的共產黨政府。而隨後進行的調查顯示，儒家價值觀在台灣比在大陸更深入人心」。於是他們認為「台灣強化了他們在此前著作中曾經提到過的觀點：斷言文化價值和政治制度之間存在某種牢不可破的聯繫是一種錯誤。所有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均應被視為高度適應不斷變化環境的產物。諸多文化框架均可建立相應的政治制度。」他們下結論說：「台灣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代表了中國另一條可行的政治道路，這條道路保持了西方長期的自由和繁榮。」如此一來，「保護民主台灣，防止中共併吞台灣」，不也就是世人應該重視的嗎？而「共產中國應朝向自由民主，實行包容性政經體制」不也是最正確的明路嗎？「全球抗共反共」不也就是應該而必要的嗎？
羅賓森在得獎受訪時再次表明，「許多社會已成功轉型為包容性社會，例如台灣、南韓及模里西斯。」他說，「中國若繼續實施高壓的政治制度，就無法維持經濟繁榮。」
其實，包容性社會的政經體制最能福國利民，「真正的」經濟學家都認同，而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獲獎者更不乏極力推崇者，如1991年得主寇斯（R. Coase）、1995年的盧卡斯（R. Lucas）、1997年的聖恩（Amartya Sen）等，而1976年得獎者弗利曼（M. Friedman）下半生更風塵僕僕遊說各國施行「經濟自由、政治自由」體制與政策呢！斐聲國際的華裔產權名家張五常教授被推崇為「新制度學派先驅者」，其對共產中國放權讓利的制度變革做了「理論解析」，並對實際政策的解讀評析發表「等身」的文章及書本，其成就似乎不亞於本屆獲獎者，或許由於「逃稅」被美國通緝而成為遺珠。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阿西莫格魯那篇2001年關於「最低工資」的論文，指出「最低工資可以透過誘使公司培訓其非技術員工，來增加這些受到影響的工人的培訓」，不只異於傳統觀點，還違背常識，可說是「本末倒置、因果顛倒」的說法。蓋最低工資影響的是「邊際勞工」和「邊際廠商」，「常識性」的認知是「邊際勞工的就業機會降低或失業」，且他們的受訓機會受阻，畢竟「邊際廠商」的生存都受到威脅了，哪有能力培訓員工？即使政府會以「公共職訓」來培訓失業的邊際勞工，其訓練品質差且財源何來及資源錯置等問題都會出現，阿西莫格魯的研究或可說是「另類創見」吧？！
此外，唐付民在10月28日刊於《大紀元》的〈「共產專制」成功建成的邏輯程序〉文中，指出三位得獎者提出的「包容性經濟制度優於榨取性經濟制度的理由」，偏重於「經濟學意義」的《社會學研究》，自然體現著相應（有缺陷）的《邏輯學》知識，只是粗略的「定義」了現行的不同社會制度的區別。既沒有找出不同的社會制度「產生的原因和條件」，更沒有找到「改變不好和推進（維護）優秀的社會制度的方法和條件。」他認為，這種「權威性理論」的實質性社會作用非常有限。在參酌「共產專治制度」成功建成的邏輯程序後，他認為推行所謂「包容性社會制度」便是接受「一定程度的社會等級」。它的合理性應建立在「有限（基礎）扶貧」而不是「無限（過度）扶貧」的原則下。高等的社會階級，主要容許建設在「社會能力與社會貢獻」的基礎上，絕不能建築在「權力和剝奪」的原則之上。面對大肆宣揚「扶貧濟困」（平權政治）的政治主張，一定要格外警惕（它是「共產專制」形成的「核心基礎」）！#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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