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俘的安德洛瑪刻》(Captive Andromache,約1888年)由英國學院派畫家弗雷德里克‧萊頓(Frederic Leighton,1830–1896年)構思並創作,動人地展現了母親與孩子、丈夫與妻子之間的情感。在萊頓敏感的筆觸下,這些充滿愛的親緣關係,為安德洛瑪刻在特洛伊戰爭後經歷的國破家亡,提供了修復的解藥。這幅畫也提醒我們,往往透過失去,我們才學會珍惜擁有。
學院派藝術的目標,是成功引導觀者超越時空,領略一種真實即景。萊頓的創作達到了這一效果,畫作描繪荷馬《伊利亞特》(Iliad)中的一幕:剛失去丈夫赫克托耳(Hector)的安德洛瑪刻哀悼丈夫,也思考著幼子的未來;四周是一群汲水的女子,她們手持希臘水壺(hydriai),正在公共噴泉邊盛水。
萊頓對《伊利亞特》的逼真詮釋
當《被俘的安德洛瑪刻》於1888年在英國王家藝術研究院(Royal Academy of Arts)展出時,展覽目錄中包含了由白朗寧夫人(Elizabeth Barrett Browning)翻譯的《伊利亞特》中的詩句:「將來,有旁觀者見你流淚,會如此說道:『這就是她,赫克托耳之妻,在所有特洛伊人浴血而戰時,最驍勇善戰的那個赫克托耳。』」
《被俘的安德洛瑪刻》描繪的場景不是史詩中的事件,而是《伊利亞特》第六卷中,赫克托耳描述的想像:他預見到自己死後,妻子將受希臘人奴役。因此,當你默想著赫克托耳死於戰場,追隨畫中安德洛瑪刻的目光,《伊利亞特》第22卷中寡婦哀歌的場景,便會浮現在觀者腦海中。
在哀歌中,安德洛瑪刻對兒子阿斯提亞納克斯(Astyanax)將在沒有父親的狀況下成長表達了悲傷,她思考著赫克托耳之死將使兒子在世上缺乏親情的安全感。赫克托耳不僅是阿斯提亞納克斯的父親和安德洛瑪刻的丈夫。在《伊利亞特》的架構中,赫克托耳還像徵著一種父性的理想;他的角色體現了一種秩序與和平的願景。
因此,《被俘的安德洛瑪刻》不僅捕捉到一位寡婦對亡夫的哀悼,也傳達了一個國度的悲傷,因為赫克托耳之死標誌著特洛伊人的戰敗。在《伊利亞特》中,希臘詩人荷馬展現了對「敵人」的深厚同理心,將一些最感人的場景刻畫留給了赫克托耳的家人。萊頓的畫筆成功捕捉了詩人感同身受的情感。這幅畫不僅動人地描繪了安德洛瑪刻被俘禁,還對過去和未來進行了冥思,無論是在這位新寡者的家庭層面,還是在國家層面。
講述故事
畫作描繪清晨時分,鎮上居民聚在公共噴泉旁,往水壺裏裝水,她們寶石色系的長袍在晨光中相當耀眼。伴隨溪流,聽覺上喚起悅耳的潺潺水聲,形成宛若白噪音的聲音背景,反襯出畫面中心的心理戲。
即使觀者不了解故事情節,這幅畫依然傳達出很多訊息,引導觀者聚焦於安德洛瑪刻的複雜心理;畫中的她身裹黑色大袍,側臉低垂。
周圍的正常世界依然忙碌不休,但她已知悉令她頓感天崩地陷的悲劇,這將她與這種節奏隔絕開來,拉開了與周邊環境的心理距離。
在為安德洛瑪刻而作的素描草圖中(用木炭和白粉筆繪製在棕色紙張上),我們得以窺見萊頓在定下這位寡婦頸部姿態時的構思過程。在右側的縮略圖中,萊頓讓安德洛瑪刻的臉孔朝向觀者,整個臉部都在陰影中。他隨後決定,最終構圖不採用這個姿態,由此在較大的粉筆素描中重新調整,同時也探究光線與布料間的互動關係。
在身著橘黃色長袍的女子與安德洛瑪刻之間,有著一種驚人的相似。在所有人物中,只有這兩個人物的姿態與頸部側面的俯角相同——二者都以陰影方式提煉出形體。
與面部的相似截然相反,比起身體蜷縮的安德洛瑪刻,橘袍女子的身體姿態富於動感,彷彿萊頓在暗示,她代表著安德洛瑪刻如果沒有失去丈夫會是甚麼樣子。女子長袍的鮮豔色彩,讓人聯想到火光的溫暖或陽光透射的花瓣,與安德洛瑪刻象徵哀悼的黑曜石色長袍形成強烈對比。
與安德洛瑪刻衣著最相似的人物,其實是畫面左下角的織布老婦。這位婦人的臉部也以側面呈現(儘管完全被陰影遮住),她是安德洛瑪刻之外的兩個黑衣人物之一。這似乎在暗示,老婦的現在,就是安德洛瑪刻不久的將來:年老與孤獨很快就會追上這位寡婦。
這位織布老婦讓我們想起《伊利亞特》第6卷中赫克托耳的話,當時安德洛瑪刻苦勸丈夫不要參加戰鬥(「可憐可憐我吧,請你留在護牆內,不要讓你的孩子成為孤兒,你的妻子淪為寡婦」)。赫克托耳是典型的英雄和男性化理想範本,他拒絕在同伴戰鬥時退縮,於是以悲傷的心情回應妻子,因為他內心知道特洛伊將陷落:「在阿耳戈斯,你得勞作在別人的織機前,汲水在墨賽斯(Messeis)或呼裴瑞亞(Hypereia)的清泉邊,違心背意——必做的苦活壓得你抬不起頭來。」
家庭三人組
追隨安德洛瑪刻哀傷的目光,我們的視線會落在畫面右下角的一家三口身上。母親位於金字塔形構圖的頂端(意在喚起觀者聯想「聖母子」題材所表達的母性理想),她是織布老婦和安德洛瑪刻本人之外的另一個黑衣人物。萊頓再次暗示,如果赫克托耳沒有死,安德洛瑪刻本可以成為這位女子那樣。
小寶寶安靜地坐在母親膝上,她則凝視著寶寶的面容,看著他抓住爸爸的鼻子。父子之間的眼神交流充滿可愛的默契,「家庭三人組」的每個成員間都有著共同的親情紐帶。
萊頓於1878年成為王家藝術研究院(倫敦的首要藝術機構)院長,他的畫作以體現新古典主義的道德化、寓言化和希臘化精神,以及「為藝術而藝術」(art for art’s sake)的美學主張而聞名。《被俘的安德洛瑪刻》與荷馬的史詩直接對話,是他較具新古典主義風格的作品之一。
萊頓秉持學院派藝術的手法,帶觀眾領略柏拉圖式的超時空,同時也超越了純粹的美感,描繪出安德洛瑪刻困境的悲劇性。如此一來,如荷馬一樣,萊頓將特洛伊人「人性化」,傳達出戰爭使得每位捲入者國破家亡;而追隨安德洛瑪刻的目光,我們也會思考人生中那些最重要關係——夫妻關係、母子關係的修復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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