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日，北角發生一宗涉及警察開槍的悲劇，根據報道，事情始末是這樣的：15日晚上約9時19分，警方接獲北角一名女子報案，指丈夫在家中襲擊她及其家姑，隨後有3個帶備長棍、盾牌及胡椒噴霧的警員到場，跟一名持菜刀和剪刀、相信是思覺失調發作的38歲男子對峙。
報案的女子當時已將自己鎖在房內，丈夫則獨自在客廳徘徊，他的母親亦已安全離開屋子，沒有人有即時危險。警員抵達後，女子曾多番要求不要開槍，豈料不出兩分鐘，有警員就向持刀男人近距離開槍，正中胸口，男子其後證實不治。
昨天是該名男子「頭七」，其妻子捧着死者遺照，跟死者的哥哥一同到灣仔警察總部抗議。該女士悲慟欲絕，表示很後悔報警，「我報警是叫你來幫我，不是叫你來殺我老公。」她又質疑警方本可用長棍、噴霧等不同方法制服丈夫，也可派談判專家到場協助，卻偏偏選擇直接開槍，「覺得他死得好慘」。
香港警方有何解釋？
日前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回應事件，指案發時警員曾重複警告對方，着他放下武器，但「電光火石之間」男子突然衝向警員，距離最近時只有1.5米。蕭處長說：「大家想像下，咁嘅情況下，如果有兇徒拎住可致命武器衝過來，對住你，假設有警員在場，你希望佢作出果斷行為儘快制止，還是叫停談判？希望大家認真諗諗。」
我按照處長建議，認真想像了一下，發覺蕭澤頤根本是誤導。
第一，如果有兇徒手持利器向我衝來，而警察又在旁邊，我當然希望警察出手制止，而不是口講「先生唔好打架」。但問題是在北角槍擊案中，那男人是衝向有長棍、有盾牌、理應受過專業訓練的警員，而非襲擊手無寸鐵的普通市民，兩件事根本不能混為一談。
第二，蕭澤頤迴避了死者家屬最關鍵的疑問：裝備精良的三個警員，要制服一名手持利器的男人，何不嘗試其他較不致命的方法？就算要「儘快制止」，也不代表必須開槍，更不代表要瞄準胸口開槍。蕭處長的提問，似乎想誤導公眾幻想一個「假兩難（false dilemma）」局面，要麼在「電光火石之間」開槍，要麼有無辜者受傷，至於中間許多可行的做法，則悉數排除，合理嗎？
第三，若新聞報道無誤，大家不難察覺案發期間，根本沒有任何市民有即時危險，所以警方根本無需「作出果斷行為儘快制止」甚麼。該男子突然衝前，倒似是受到警員大聲吆喝所刺激。其實那三個警員若沒信心制服一個男人，何不暫時後退，安撫對方，然後找更專業的人過去談判呢？
當然，我不在案發現場，沒可能判斷警員開槍有沒有錯，但我針對蕭澤頤回應的質疑，以上三點都是有充份理由和事實根據的，並非無的放矢。
死者家屬昨天抗議後，警方即重申「開槍決定符合警隊守則，會向死因裁判法庭提交調查報告」云云。但我懷疑那份「調查報告」的意義何在。難道警方忘了，港島總區刑事總部（行動及刑事）警司冼國明在案發後召開記者會，早已公開稱讚開槍的警員是「冷靜、堅定及專業」嗎？
大家留意到冼國明是何時得出以上這麼正面的結論呢？答案是：在9月16日凌晨，即警員開槍後大約6小時。
既然專業的警方早就確認開槍者「冷靜、堅定及專業」，那還需要甚麼「調查報告」？其實根據港警在2019年9月30日修訂的「警方武力使用程序手冊」，今時今日警員開槍是很難違規的。
程序手冊說，警員若受到「致命武力攻擊」就可開槍，而所謂「致命武力攻擊」，在2019年9月30日前是指「以毆打行動意圖引致他人死亡或身體嚴重受傷」，修訂後則刪除「意圖」字眼，改為「以毆打行動引致或相當可能引致他人死亡或身體嚴重受傷」。看到新舊版本的分別嗎？
一個精神失常的人未必有「意圖」攻擊警察，按照舊版指引，警員開槍前的確必須三思。但根據2019修訂版，開槍條件已放寬至「相當可能引致」他人死亡或嚴重受傷，而那個主觀的「相當可能」還是由當事人自己說了算，那還需要調查甚麼呢？
按照警方已確認的事實，不如讓我做一個簡短報告吧：三個正式錄用的香港警察，有長棍、盾牌及胡椒噴霧，可自由進出現場，其間沒有其他人的性命受即時威脅，在這情況下，也可以刺激到一個精神病人持刀衝前，然後認定自己「相當可能」被殺或受重傷，繼而「果斷」開槍——這就是今日香港警方定義的「冷靜、堅定及專業」。
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馮睎乾十三維度」Patreon
（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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