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凌晨4時許，《大紀元》的日報出廠了。
負責送報檔的義工胡太每天早上4時許就起床，5時許離開家門在街邊等待送報的車輛，拿到報紙後如果報檔還沒開門，她就去附近公園煉法輪功，等到近6時將報紙送到報檔。
發行義工眾志成城
香港《大紀元》日報從2019年4月1日全面轉為收費版，並在便利店上架售賣。當時負責上架事宜的Ingrid說：「整個過程我覺得很感動，其它報社可以每月用一大筆錢請一個發行公司，或者有龐大的車隊，但我們全部都是義工，能夠讓499間7-11、超過200間報檔都有我們的報紙，我覺得我們的義工團隊好了不起。」
Ingrid回憶，當時她拿回來499間便利店的地址，全公司的同事分了11個區，打印出每一個區的地圖，標註便利點的位置，之後還有同事分區計劃路線。到正式上架的時候，編輯部同事工作到凌晨，只睡一、兩個小時，甚至不睡覺直接去送報，送完報紙才回家睡覺。
報紙在全港7-11上架，Ingrid第二日就接到對方接洽的人員電話表示「好大壓力」，過了一個月就將499間店減到150間店，到了8月16日，7-11再藉口「銷售額不夠」將《大紀元》全部下架。Ingrid說：「其實我們的銷售額超出他們所講最低要求的3倍，所以我相信這不是真正的理由。」
在反送中運動期間，香港《大紀元》受到更多市民的關注，不少商家在7-11下架《大紀元》後售賣《大紀元》，支持言論與新聞自由。
回首《大紀元》報紙在香港23年的歷程，Ingrid說：「我們一路走來面對種種壓力，這些困難都靠我們的信念去支撐。我們的信念就是，希望中國人、香港人、更多的人知道事實真相。這個社會其實真是需要一個公義，需要令受到不公待遇的人有一個地方發聲。我也很開心，很多香港人選擇站在公義這一邊。」
辦報初衷為揭露謊言
《大紀元》在2001年創辦，當時參與的大多是修煉法輪功的義工。Ingrid那時剛從港大畢業，就以義工形式兼職做《大紀元》，2013年再辭去銀行的工作，全職做《大紀元》。
談到創辦《大紀元》的原因，她說：「2001年初『天安門自焚』事件，媒體全部轉載中央電視台的片以及中共的說辭，而法輪功學員怎麼看待這件事？又或者事實的真相是怎樣？沒有人去報道。當時我們發現中共宣傳有很多破綻，想要在其它媒體登廣告，媒體都不接受。所以我們覺得，不如自己做自己的媒體，可以有一個平台去發聲。」
她續說，2000年《大紀元》總部在美國創立，創辦的義工當中有一些是矽谷的高科技人才。他們發明了翻牆軟件，幫助中國人看到牆外的世界，但不少翻牆的中國人仍然以中共的意識形態看待世界，當法輪功學員揭露迫害，他們會說「法輪功不愛國」。而《大紀元》除了揭露中共迫害人民之外，也希望讓中國人認識中國傳統文化當中的普世價值，「中共所做的正正就是破壞中國文化，並不可以代表中國本身」。
年過八旬的送報義工胡太在香港出生長大，後來因為聽信中共宣傳去廣州讀大學，之後一直在北京任教，九十年代才回到香港。胡太說：「在大陸生活三十多年，只看《人民日報》，對世界發生的事，甚至身邊不遠發生的事都一無所知。而回到香港後，文化資訊五花八門，《大紀元》給我很大的幫助。不僅是對時局的真實報道和有力評說，還有中華傳統文化的傳播，都是其它報紙看不到的。我一直希望《大紀元》能儘快讓更多的市民所認識和重視。」
為了推廣《大紀元》，胡太在送報之餘，曾在旺角西洋菜街設置推廣點。「印象最深的是當時這些義工很齊心，有人搬來電視機，有人想有電視機但沒電也不行，就去買來發電機，《大紀元》也給我們提供帳篷、桌椅等設備，一個法輪功修煉人還讓我們將物資放在自己房子內。」
胡太也很積極主動服務報檔和讀者。「有的讀者可能因為有事，兩天沒買《大紀元》，他就給我打電話，那麼我再給他找回來之前兩期。讀者就對我們這個服務很滿意。」
印刷廠做義工 她重拾快樂
阿Yan在30年前從中國大陸移民香港，做《大紀元》義工近10年，希望像她一樣的大陸移民和遊客能從中共的洗腦宣傳中醒覺。
在2014年至15年初，她受到抑鬱、失眠以及多種疾病困擾，有一位同事兼朋友經常幫助她。朋友修煉法輪功，經常去《大紀元》印刷廠做義工，幫助疊報紙，阿Yan也隨之同去。雖然沒有薪水，連車費都要自己負擔，但阿Yan覺得在印刷廠做義工是她一生中最快樂的經歷，珍惜每次做義工的機會，與其他義工相處更有種親人的感覺。她說：「原來我頭暈暈的，突然之間，整個人精神了，好像全身經脈都暢通了，做完覺得很開心、很歡欣。」
在印刷廠，她第一次讀到《大紀元》以及印刷廠承印的各類刊物，「原來『天安門自焚』是假的，原來我小時候在大陸聽到的都是謊言」。她將從印刷廠帶回的報紙細心收藏在文件夾內，希望大陸來港的親朋好友能看到。後來，她也開始修煉法輪功，身心健康有很大改善，再也不會失眠了。
從2015年5月前開始，阿Yan在地鐵站派發《大紀元》，9年來，感到越來越多市民支持她，特別是2019年反送中運動之後，很多年輕人認識了《大紀元》，對她說「小心啊」、「加油啊」或是「支持你」。還有一個五、六十歲的阿姨，以前經常去大陸，出發之前會拿報紙塞到行李箱裏，說「我拿給大陸的人看」。
大陸人搶購《新紀元》
除了日報之外，《大紀元》還在2007年推出了《新紀元》全球華人時事周刊。2012年王立軍事件之後，中共活摘器官再被聚焦，《新紀元》銷量大增，文章集結成書後再被大陸遊客搶購。
《新紀元》副社長Amy說：「《新紀元》的影響力是非常大的。香港海關有明文規定，禁止帶《新紀元》到大陸去，但是《新紀元》在國內變成了最好的禮品，有官員被抄家就抄到《新紀元》的書。」
Amy回憶，當時《新紀元》出版的書籍有的加印七、八次。她與同事們每星期去澳門送書，「推著3、4箱書，重80公斤，上上下下不知道要搬多少次，我的腰有時都挺不直。但是看到那些書都賣光了，就好像任何的苦都不覺得是苦。」
《新紀元》暢銷引起中共恐慌，Amy進入澳門多次被海關拒絕入境，但她屢次闖關，曾經試過連續去14次都不能入境，但第15次終於可以入境。直到2018年底，澳門海關完全禁止《新紀元》入境。Amy回憶，當時出版的書籍總計大約有40多萬本。
「最開心的是見到希望」
對於《大紀元》的員工和義工來說，看到越來越多人通過《大紀元》了解真相，從謊言中覺醒，就是他們最開心的事情。
「最開心的其實是見到希望，這個希望是甚麼呢？就是很多人願意選擇去知道真相，即使在一個困難的情況下。」Ingrid說，編輯部經常收到各界讀者的來信、報料，廣告客戶雖然屢遭中共施壓，仍有很多商戶刊登《大紀元》廣告至今。而最難忘的經歷是2019年記者直播反送中運動時，經常有參與遊行的市民對著鏡頭表示，以前不相信《大紀元》報道活摘器官是真的，「對不起《大紀元》」，「多謝《大紀元》」。
在北京出生，六四之後移民香港的Ingrid說，六四鎮壓後中共令中國人滅聲，如今中共又嘗試用同樣的方式改變香港人。「但是，我覺得香港這個地方的神奇之處，在於好多人心裏的價值觀沒有這麼容易被改變。我相信原因有幾個方面，一個是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另外一個是香港沒有經歷過文革，傳統中國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或者說普世價值觀在香港根深蒂固。這個底好厚，沒有這麼容易被影響，這是我見到香港有希望的一個部份。」
「這也是一個絕望的時代，也是一個希望的時代。」香港《大紀元》報社在9月6日發表的停刊啟示中這樣寫道。
身處在這樣絕望又從未停止希望的時代，Ingrid說：「我好感激這個地方、這個年代，我經歷過這個大時代，這個時代造就了好多好好的故事、好好的人，讓我遇見好多好好的香港人，我充滿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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