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傳 (九) 仿漢制 建立元朝（上）

阿里不哥臣服後，忽必烈面臨如何治理這些地區的問題。

當時，他實際管轄的政治版圖包括：中原地區（位於長城以南、秦嶺淮河以北）、東北地區（包括整個黑龍江流域）、朝鮮半島北部、漠南漠北蒙古草原全境（內蒙古和外蒙古地區）及西伯利亞南部地區、西域大部份地區（今新疆東部和南部）、吐蕃地區（包括今青海、西藏、四川西部等地）以及雲南地區等地。

前文已經講過，少年忽必烈就非同一般，心懷大志。二十多歲時，忽必烈曾向海雲法師詢問：「佛法中是否有安天下之法？」

海雲建議他：「求大賢碩儒，問以古今治亂興亡之事。」

此後，忽必烈徵召漢儒，與他們的交談，通過他們對儒家經典的講述，發現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不僅包括為人之道、處世之方和如何處理各種人際關係之方，還涵蓋為君之道、治國之法等。

即位詔書透端倪

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忽必烈，在公元1260年即大汗位開始，就在王鶚起草的即位詔書中表明了他將致力於文治、效仿漢法的想法。

在詔書中，忽必烈仿照漢地習慣，自稱為「朕」，稱他的哥哥蒙哥汗為「先皇」。詔書中先是稱「朕惟祖宗肇造區宇，奄有四方，武功迭興，文治多闕，五十餘年於此矣」。

即：自成吉思汗以來武功卓絕，但馬上得天下，卻不可以馬上治天下，對於幾十年來缺少的文治，忽必烈表示自己將致力於此。但他也明白，「時有先後，事有緩急，天下大業，非一聖一朝所能兼備也。」

隨後，忽必烈在詔書中說了群臣擁戴和自己即位的原因，並說自己「雖在征伐之間，每存仁愛之念，博施濟眾，實可為天下主。天道助順，人謀與能」。

他還申明「祖述變通，正在今日，雖承平未易遽臻，而饑渴所當先務」。即：改革就在今日起，要適應中原百姓的實際需要，建立適應新形勢的制度。而當前最迫切的問題是解決老百姓的「飢渴」（溫飽）問題。

在詔書中，忽必烈最後說自己「欽應上天之命，勛親斯托，敢忘列祖之規？」希望「遠近宗族、中外文武，同心協力」。

無疑，對於剛剛繼承汗位的忽必烈來說，對於其治下的蒙古帝國疆域採取不同以往的統治方式，就是一場大變革。

而當時忽必烈金蓮川時的謀士，也就是翰林侍讀的學士郝經，他與忽必烈致力於文治，將目光轉向漢人的統治制度的想法是一致的。

郝經認為採用漢法是必走之路，他在忽必烈即汗位後，上書建議忽必烈「為人之所不能為，立人之所不能立，變人之所不能變」。

他認為「綱紀禮義者，天下之元氣也；文物典章者，天下之命脈也」。如何做君王呢？他列舉了漢代以來的明君皆「有功於天下甚大，有德於生民甚厚」，而天下人知「有君臣父子夫婦昆弟，人倫不至於大亂，綱紀禮義、典章文物不至於大壞」。這正是明君治理的結果。

忽必烈當下之計，應「大為振澡，與天下更始」，「奮揚乾綱，應天革命」。

郝經還以北魏孝文帝、金世宗為例，來說明他們之所以能確立中原統治之方。就是他們以漢法為政，其結果是「天下晏然，法制修明，風俗完厚」。

郝經上書中提到的漢法，指的是「援唐、宋之故典，參遼、金之遺制，設官分職，立政安民，成一王法」，而對於蒙古「國朝之成法」，有益部份也應該保留。

此外，釋子聰（劉秉忠）也按照忽必烈的要求，參考中原各代王朝古制，加以篩選，把適宜蒙古之法逐一陳列，以備世祖參考。因此時，釋子聰仍是一副僧人裝扮，不合時宜，忽必烈遂拜其為光祿大夫，位至太保，並賜子聰府第厚爵，把翰林侍讀學士竇默之女嫁給他，並賜下新名「劉秉忠」。

釋子聰想到「既天生萬物，自隨分，有安排」，於是坦然接受王命。此後凡選拔人才、定都北京、擬定國號、制定禮儀典章等諸項大事，他均親自參與、制定。他以天下為己任，事無鉅細，凡有關國家大體之事，向來知無不言。當時有人稱他是「易地諸葛，彌天道安」。

仿中原王朝定年號國號元朝建立

忽必烈推漢法的重要一步是其開始採用年號紀年。蒙古最初紀年並不使用年號，成吉思汗時採用十二生肖紀年，如鼠兒年、羊兒年等。公元1260年，忽必烈即汗位後，學習中原王朝慣常的年號紀年方法，於五月發布《中統建元詔》，正式建年號「中統」。

詔書中明確說要「稽列聖（指蒙古歷代大汗）之洪規，講前代（漢族王朝）之定制」，與即位詔書中所言的「祖述變通」一脈相承。

詔書中還說：「建元表歲，示人君萬世之傳，紀時書王，見天下一家之義，法《春秋》之正始，體大《易》之乾元。」公元1260年被稱為「中統元年」。

同年十二月，忽必烈再發詔書，宣布他要「鼎新革故，務一萬方」，再次表明他推行漢化改革的決心。

公元1264年八月，忽必烈發布《至元改元詔》，取《易經‧坤卦》「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之義，改「中統五年」為「至元元年」，並因改元，大赦天下。

公元1271年（至元八年），忽必烈採納劉秉忠的建議，取《易經》「大哉乾元」之義，將國號由「大蒙古國」改為「大元」。

「大元」暗含大的源頭「天」，表示國家極其廣大，亦表明自己受命於天。「大元」國號正式出現，忽必烈也從大蒙古國「合罕」變為大元王朝首位「帝」，忽必烈為「元世祖」。

忽必烈在《建國號詔》中說：「誕膺景命，奄四海以宅尊；必有美名，紹百王而紀統。肇從隆古，匪獨我家。且唐之為言盪也，堯以之而著稱；虞之為言樂也，舜因之而作號。馴至禹興而湯造，互名夏大以殷中。世降以還，事殊非古。雖乘時而有國，不以利而制稱。為秦為漢者，著從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因即所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見聞之狃習，要一時經制之權宜，概以至公，不無少貶。」

這無疑表明，忽必烈認為自己是中國歷代王朝的正統繼承者，而「蒙古」的稱謂是「一時經制之權宜」，並不完善，而用「大元」之名，是「奄四海以尊」，「紹百王而紀統」。這樣的認知也在為忽必烈一統天下做鋪墊。

對於忽必烈開創元朝，歷史上早有預言。在北宋邵雍的〈梅花詩〉第三節講到：「天地相乘數一原，忽逢甲子又興元。年華二八乾坤改，看盡殘花總不言。」

「天地相乘數一原」，意為：天干、地支相乘的年代又回到開頭。就是，新一王朝的氣數起始之時。而元朝國號取自《易經》的「大哉乾元」，本身包含的寓意就是「萬物資始乃統天」的氣象。

在「忽逢甲子又興元」中，「忽」字，隱喻元世祖忽必烈。「興元」指：元朝興起。◇（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