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間的「經濟學」，被公認是在1776年由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 1723~1790）開創，因為他在該年出版《原富》（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簡稱The Wealth of Nations, 較為人知的中文譯名是「國富論」，這個譯名很容易被引向「經濟國家主義」，不符原書內涵），而史密斯也被尊為「經濟學始祖」。
古典→新古典→凱因斯經濟學
到1890年，經濟學作了一個大變革，因為阿弗瑞德･馬夏爾（Afred Marshall, 1842~1924）在那一年出版了《經濟學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這本巨著開啟了「現代經濟學」，於是馬夏爾被稱為「現代經濟學之父」。
在馬夏爾之前被稱為「古典經濟學（學派）」（Classical Economics（School）），之後則稱作「新古典經濟學（學派）」（Neoclassical Economics （School））。古典經濟學又有「政治經濟學」之稱，而新古典經濟學則捨去政治，只有純粹的經濟，或者說前者有著「社會哲學背景」的經濟學家，後者則是純粹的經濟學家或現代經濟學家。
我們也都知道，馬夏爾的經濟學所引用的分析方法和專門術語，成為此後基本經濟學教科書通用的標竿，尤其導入數學和幾何圖形，致經濟學數理化越來越深化，迄21世紀的此刻，這個趨勢仍方興未艾，看不到盡頭。
早在1949年，奧國學派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 1881~1973）在其曠世巨著《人的行為：經濟學專論》（Human Action: A Treatise on Economics）第235頁就寫說：「當今大多數大學裏，以『經濟學』為名所傳授的東西，實際上是在否定經濟學」，而1948年之後大學課堂裏傳授的「經濟學」，幾乎都是薩繆爾遜（P.A. Samuelson, 1915~2009, 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在1948年出版的《經濟學》（Economics）之模式，亦即以數學和圖形詮釋「凱因斯經濟學」，說的是政府可精心調控經濟，賦予政府以各種政策來調控，強調「政府可創造有效需求」，貶低儲蓄、強調消費，否定古典「賽伊法則」（Say’s Law）—供給創造需求—轉向「需求創造供給」，骨子裏是道道地地的社會主義、干預主義，而當時美國總統羅斯福的「新政」正夯，整個美國都被社會主義淹沒。
自由主義轉向國家至上主義
當時的歐洲，人們從原先嚮往自由、人權和自決等個人主義價值，轉向崇拜國家至上主義和政府全能，從而致力於極權主義，致力於創造條件方便政府管理人間一切事務。前一股思潮的流行，導致獨裁政府瓦解、民主政治建立、資本主義演進、生產技術改善，以及史無前例的生活水準提升。後一股思潮得勢後，使人們「渴望賦予政府—壟斷強制與脅迫的社會機構—一切權力…為邁向更多政府干預企業的每一步高聲歡呼，推崇這是在往更為完美的世界前進…，深信政府將使人間變為天堂。」而納粹主義和希特拉橫空出世，掀起侵略戰爭和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那個厄運期間，自由思想得以接傳下來而再顯光輝的，得力於少數幾個人孜孜地耕耘播種。這幾個人都是著名的經濟學家，都是有社會哲學作背景的經濟學家，最有名的就是奧地利的米塞斯、海耶克（F.A. Hayek, 1899~1992, 197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和德國的洛卜克（Wilhelm Röpke, 1899~1966）。他們是當時自由經濟思想的領導人物，各有自己的學生和追隨者。
當1930年代在德國迅速蔓延的國家社會主義（納粹主義）即將取得勝利時，米塞斯明白隨即會威脅奧地利，一旦納粹佔領奧地利，蓋世太保一定會找他，於是在1934年就遷居瑞士日內瓦，寫出了《人的行為》巨著，1949年改寫成英文出版。當1940年米塞斯夫婦搬遷到美國紐約後，眼見社會主義、國家至上主義和極權主義即將席捲全球，乃於1944年寫了《官僚制》（Bureaucracy）和《全能政府：極權國家與總體戰爭的興起》（Omnipotent Government: The Rise of Total State and Total War）兩本書示警，奈何曲高和寡，非但無法截窒逆流，自己還備受冷落，終生無法在大學謀得正式教職。
早在1931年就離開維也納到英國倫敦經濟學院任教的海耶克，看到二戰後英國很有可能會實現全面國有化的社會主義，他覺得將會是極端錯誤。海耶克明白指出，生產手段握在政府手中、把權力集中到國家手中，這種做法與納粹德國和蘇聯所作的類似。在1930年代之後，卻得到學院知識份子的普遍支持，他認為有必要揭開迷思，否則後果嚴重，乃於1944年寫出了《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這本驚天動地暢銷全球的書。海耶克在緒論中明確的說：「本書是個人親身經歷的結晶……。」該書是他所有著作中獨一無二的一本對當時公共輿論發揮影響的著作，像是站在曠野上大聲疫呼：正統社會主義如果實現了，僅會帶來政治、經濟和道德上的奴役制度。
孜孜耕耘播種自由思想的稀有人物
這本書的影響力雖然遠高於米塞斯的著作，但海耶克卻備受學界冷落。海耶克認為「社會主義對當時的美國人是思想上一種新的感染，他們對於羅斯福的新政狂熱仍在高潮中，那時有兩群人，一群是普通公民，他們對這本書頗感興趣，但從未讀過它，他們只是有聽到這本書是支持資本主義的；另一群人則是學術界人士，他們正中了集體主義的毒，感到這本書是對最高理想的一種背叛，必須加以辯護」。因此，海耶克遭受到不可置信的辱罵，這是他在英國從未經驗過的，其嚴重程度甚至到了完全毀壞他在事業上信譽的地步。1949年海耶克也移居美國芝加哥，並不是由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聘任，而是「社會思想委員會」所聘。
洛卜克受到米塞斯著作的影響，認同自由經濟制度，不見容於希特拉政權，不得不離開德國，1933年逃亡到土耳其伊斯坦堡，寫出德文原版的《自由社會的經濟學》（Die Lehre von der Wirtschaft, 經濟學教義），於1937年在維也納出版。該書屬於教科書類型，是反對極權主義、集體主義、崇尚自由經濟、市場經濟的，當然會引起極權主義者的特務們注意和猜忌。如洛卜克在英文版〈著者序〉所言，雖然暫時免於公然禁止發行，且在國社黨的黨徽飄揚的某些地區以內還可秘密銷售，後來還是受到「蓋世太保」（Gestapo, 希特拉的秘密警察）查扣沒收。幸運的是，瑞士的一家出版商接續印行，而法文譯本在1940年在巴黎出版，雖然法國當時向德軍投降，但有膽識的巴黎出版商女經理卻用掩飾手法讓該書銷售，讓德國的檢查人員把它看作一本完全無害的經濟學教科書，而不注意到書中隱藏著的對極權政治的反抗精神。
米塞斯、海耶克和洛卜克都是西歐自由主義或古典自由思想接續、孜孜地耕耘播種的稀少人物，都在同時著書立說。不同的是，洛卜克用經濟學教科書的方式寫成這本通俗的《自由社會的經濟學》，而且他自己對二戰後德國從廢墟中重建有著卓越貢獻。他建議的做法都在這本書中，所以該書不是「黑板經濟學」，而是很實用，並且證明自由經濟的確是富國利民的體制。
說到洛卜克參與戰後德國經濟奇蹟的建造，他說：「復興德國，思想家及科學家的責任與政治家的同等重要。我還不願擺脫思想家的責任。」他在戰爭期中已預知德國會敗，於是寫出在戰爭結束年（1945）出版的《德國問題》（Problem of Germany）這本特地為英美人士寫的書。他在書中指出，這次大戰的基本原因，在於各強國早已破壞了國際合作，組成集團經濟，乃至於在國內走上集體經濟之路，以致於國與國之間的衝突、鬥爭愈見激烈，終而爆發大戰。所以這次戰爭，各強國均應負責，德國有錯，是錯在希特拉的妄誕，不能將罪過籠統加在德國民族身上。英美人士每指德國民族為好戰的民族，這是非常錯誤的，其實德國已發展出高度文化與英美無異。好戰的，只是希特拉和納粹黨人。英美人士不應在戰勝後心存報復，懲罰德國民族，否則徒為共產主義鋪路，釀成世界大禍。
該書與凱因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1919年寫的《和平的經濟後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這本名書同樣論調，凱因斯抗議1919年凡爾塞和約中有關的經濟條款，認為懲罰戰敗國逼其賠償，必會讓獨裁者出頭，終而釀成大禍。歷史昭然，德國納粹興起，希特拉掌權，20年後的1939年爆發第二次世界大戰浩劫。或許有此前車之鑑，加上洛卜克當時的國際聲望，洛卜克的這本書對於戰勝國決定對德政策產生相當的影響力。
德國經濟復興的重要人物—洛卜克
洛卜克戰後返德，看到的像是大廢墟，全國城市50%以上毀了，萊因河的工業區夷為平地，到處擠滿難民，全靠聯軍統帥部繼續執行希特拉的配給制維生。聯軍打垮國社黨政權，卻不知國社黨統制經濟之危害，依舊保持。當時艾爾哈德（Ludwig Erhard）是聯軍總部的經濟顧問，某個星期天晚上，他到全國性的廣播電台宣布：「從明天早晨起，所有的工資、物價和其他管制統統取消！」這個舉措震驚了聯軍總部裏那些作經濟計劃者，他們找來艾爾哈德，告訴他「你變更了我們的管制。」且說，該越權行為的後果可能入獄。艾爾哈德回說：「我沒變更你們的管制，是廢除那些管制！」接著聯軍統帥克里將軍（General Clay）召見他，說：「Ludwig，我一點都不懂經濟學，但我喜歡你，我一定支持你。」就這樣戰後德國開始了經濟改革。
艾爾哈德是遵照洛卜克的建議對德國經濟病症下葯，而洛卜克是艾爾哈德的師傅兼顧問。當時德國的經濟病症是集體主義的種種壓制與壓制下的通貨膨脹之兩相結合。葯方是一方面消除通貨膨脹的壓力，一方面解除那一套壓制的裝備，亦即解除最高限的物價、配給制、對於自由價格的管制和其他干涉，終而回復到市場自由，也就是自由價格、競爭、對企業的激勵。簡單的說，「財貨方面的自由」和「貨幣方面的紀律」，是1948年開始的德國經濟復甦所依賴的兩大原則（見《自由社會的經濟學》第九章）。
這兩個原則的具體實施，使德國在短短幾年當中，從一個戰後的廢墟變成歐洲的主要債權國，並保有十足兌現的強勢貨幣，還可以用它的經濟力量來幫助自由世界的領導國—美國，協助其解除國際收支的困難。二戰時期和戰後，德國的國際貿易曾降至零，在短短十年中轉而升到全球貿易次席，僅次於美國。後來日本也採用此政策，同樣收到好效果。
反凱因斯政策的一本書
二次大戰後德國的經濟奇蹟，與二戰前納粹黨集體主義的經濟慘狀，呈現出強烈對比，洛卜克在本書第九章中寫道：德國這個最重要的工業國，先後做過兩次相反的試驗，證明了：（1）集體主義不僅是政治的不自由，而且一定導致紛亂、浪費和低落的生活水準；（2）相反的，市場經濟不僅是政治自由和心智自由的必要條件，而且也是經濟秩序和人民幸福所賴以達成的途徑。
德國二戰後的經濟奇蹟，可說是洛卜克策動的功勞，他在純正愛國心激發下，貢獻其純真的經濟知識，促成這個歷史性的輝煌成就。值得強調的是，謀國者僅憑狂熱的愛國心是不夠的，正確的觀念、知識更是重要的，無知的愛國行動，往往誤國、甚至禍國，而自由經濟學家的真知灼見，卻往往不受青睞，甚至於還受到污衊，無怪乎馬夏爾會說：「一位真正的經濟學家，真正愛國的經濟學家，幾乎不可能同時享有真正愛國者的名譽。」洛卜克可說是個例外。
洛卜克這一本歷經浩劫的《自由社會的經濟學》，自1937年在奧地利初版以來，有九次德文版，1940、1946、1949和1951年，分別出現法文、瑞典文、意大利文和葡萄牙文譯本，1962年又有英文譯本。其間都有修補，尤其美國版中增加了第八章三節「凱因斯學說的衝擊」和第九章第三節「在非通貨膨脹的市場經濟學中德國的試驗」兩節。就是因為增補的這兩節，才激發已故的自由經濟前輩夏道平先生（1907~1995），在1979年照英譯本譯成中文，由台銀經研室出版。
夏先生當時有感於台灣的經濟學界和政府的財經官員還在迷戀於「藉通貨膨脹創造有效需求以促進經濟發展」那一套思想模式，為著清醒他們的頭腦，並防堵他們誤導之擴大而翻譯。12年之後的1991年，他查覺原譯本的修訂有雙重的必要，除了初譯時的理由外，當時台灣的經濟學者和社會學者之間因專業上的隔閡而引發彼此相輕，他覺得會如此，是因為雙方對於一句常識性的話，都沒有深深地全部了解，至少沒有時時刻刻緊記在心頭。這句話是「人生之享有幸福，經濟條件是必要，但非充份的」。他認為經濟學者當中有很多人忘記這句話的後半，社會學者當中，很多人忽視它的前半。他希望這本書第九章第四節「第三條路」，也就是全書的結論，能夠在某些經濟學者和社會學者間產生溝通調和的作用。校訂版中譯本，在1991年由遠流出版公司列入「自由主義名著叢書」出版。
本書中譯本的必要性
如今三十多年已過，當年夏先生認為本書中譯本出現的「雙重必要」不但未消失，反而更明顯，但遠流版已絕版，而五南出版公司正逢五十周年，推出「經典名著文庫」作為獻禮，本書被選列其中。不過，原譯者夏道平先生已過世，其繼承人不同意再出版，經商請教授經濟學原理數十年的台大經濟系資深退休教授葉淑貞重譯，乃得以有此新譯本面世，葉教授也在〈譯者序〉中作了說明。
再回到這本書，如作者洛卜克在〈著者序〉中所言，其出現有雙重必要性，其一，在「教學」方面，我們有需要一本對經濟程序作一貫性的全部陳述的書，其陳述必須是嚴謹而科學的，也要適合受過一般教育的人的理解力、興趣和經驗，它是基層水準的經濟學教科書，既要不膚淺，又要向讀者清晰地說明那些組成經濟學完整體系的一切複雜關係，同時還要給讀者鼓勵，教他繼續研究的方法。其二，多年來，西方的經濟和社會結構已陷於嚴重的危機，傳統的經濟教義已從根本動揺，非難的異議越來越多。經濟學所剩下的是甚麼？這門科學對我們有甚麼用處？很有必要向外行的讀者提供一種經濟學的說明書，把那份流傳下來的心智上的遺產，小心謹慎地加以檢討、估量，使它對準現時的一些緊急問題以求解決。
所以，這本書是洛卜克特為外行的知識份子而寫的經濟學導論，也可以作為大專學校經濟學課程的主要課本或補充教材。全書共有九章，第一章談一些主要的基本「問題」，第二章說明「經濟學的基礎」，第三章解析「分工的結構」，第四章介紹「貨幣與信用」，第五章剖析「財貨的世界及生產的流量」，第六章陳述「市場及價格」，第七章談「富與貧」，第八章解讀「經濟均衡的擾亂」，第九章則檢討「經濟結構以及經濟學與世界危機」。
如夏道平先生所言，洛卜克這本書，隱隱然接納了奧國學派的傳統，所以在第一章就講到邊際效用、選擇和限制，而這些概念正是奧國學派經濟學的中心。很特別的是，第二章竟把道德基礎作為經濟學內容，有返還亞當･史密斯世界的味道，更是當今主流凱因斯學派經濟學所不觸及的方面。本書中沒有數字、代數式、幾何圖形，但觸及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心靈活動。
這本書的前七章都是一般經濟學教科書所要講的一些問題，只是本書所講的有些本質上的不同。而第八和第九章在一般的教科書是看不到的，已超越教科書的層面。洛卜克對凱因斯的批評是著眼於深長遠大的影響方面，特別需要仔細閱讀。洛卜克認為凱因斯的貢獻是不可忽視的，但正因他會有那麼深切的影響，我們不得不問：他的那些理論和建議（其目的要改良既存的經濟制度）的一些實際後果，是不是終於動揺它的基礎，因而凱因斯應列入自由民主秩序的掘墓人之一？這與他的意願恰好相反，而凱因斯的確是個虔誠地忠於自由民主的人物也！
精讀並廣傳這本書
洛卜克在書中特就增加貨幣供給量、增加公債和敵視儲蓄這三件事寫說：「你也許認為，有時大大增加貨幣供給量就會防止經濟災難；但是，像凱因斯這樣的學界領袖人物，總不能說把他的權威用來掩護所有的政府長期通貨膨脹的傾向而無罪咎吧！你也許認為在某些情況下，政府公債的增加是較小的壞事；但是，把這樣的一個暫時的權宜辦法變成一個常規，總不能說沒有罪咎吧！……以前的人總相信儲蓄是對的，為他們自己和家庭而儲蓄，從不打算到窮困時靠政府幫助。你總不能說消滅了人民的這個想法而無罪咎啊！」洛卜克寫道：「……分析到最後，凱因斯的經濟政策綱領在於說:安心做你以前認為犯罪的事情！」
對於「經濟學」，從亞當･史密斯到凱因斯，洛卜克覺得在較低層面上，無疑地有些地方是進步的；但從全部知識和精神的發展這個較高層面來看，這條路無疑地是反動的、退步的。
洛卜克認為，我們有一個辦法可用來判斷我們這個社會好轉的進度，此即，看有多少人能擺脫凱因斯學說的迷惑，而不只認清它在經濟方面的弱點，也認清它的社會哲學的謬誤。這樣的人愈多，這個社會的好轉也愈快，到那時，大家就可冷靜而客觀地評鑑凱因斯的那些真正貢獻，既有堂皇的成份，也有悲劇成份。
在揭穿凱因斯學說的危險之後，洛卜克最後在書中提出「第三條路」，這既不是一般人所想的統制經濟與市場經濟之間的路線，也不是一般經濟學教科書所說的「混合經濟」。在這裏，有必要特別提醒的是，米塞斯在《人的行為》第27章中剖析「混合經濟」這個概念的謬誤，此詞不可濫用。而「第三條路」是洛卜克深思熟慮的結晶，不可等閒視之。
說到底，洛卜克這本《自由社會的經濟學》是「類經濟學教科書」，基本觀念是傾向奧國學派，主張一種全面的自由市場，也就是無須國家干預的經濟狀態。但因政客最熱愛的活動就是給社會制定一堆規定和法律條文。對於國家和政治面來說，他們一定得為所有經濟與社會問題找到可以怪罪的對象，米塞斯對此早已瞭然於心，他在《官僚制》書中就這樣寫著：「經由國家介入而造就的所謂『進步』政治，其支持者最愛用的政令宣傳伎倆，就是把當今世況所有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都歸罪於資本主義，但一切好的、善的，都歸功於社會主義。他們從來不花功夫去為其令人迷惑的原理提出實證，也向來不為其國家經濟原理的爭議辯駁。他們全心投注的焦點只在於侮辱對手，以及懷疑對方的動機。但很不幸地，一般人民並無法識破這其中的詭計。」
為了讓一般民眾不識破這其中的詭計，就得極力將好的學說和更好的理念隱藏起來，而不良學說與不良思維成為主流，一代接一代學習流傳。俗話說：「人者心之器」，亦即人的行為由心所器使，而心者「觀念」是也。凱因斯也在《一般理論》的結語中說：「……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的觀念，無論是對的還是錯的，都比普通人所想像的有力得多。……有些實行家自以為不受學術思想的影響，其實往往是一些已故的經濟學家的奴隸。那些掌權憑空臆度的狂人，也不過是從多年前一些不太知名的著作家那裏導出他們的妄想。」
如今凱因斯干預理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集體主義、干預主義盛行，主導政府政策，而「錯誤的政策比貪污更可怕」，為了截窒世下流，讓奧國學派理論重現人間是一項重要工作，正如米塞斯在《官僚制》中說的：「讓我們的經濟學研究在民間廣為流傳，其目的，並非想把每個人都變成經濟學家，而是希望每個人都能在一個共同的社會中，發揮其身為國民的功能。資本主義與極權主義之間的矛盾衝突，事關文明發展的未來出路，而這無法由內戰或革命來決定。這是一場理念之戰，而民意將決定這場戰爭的勝與負。」
讓廣大地球人理解「消費者至上」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最能福國利民，而「國家至上」、政府管制、干預主義的「全能政府」則會引領世人邁入「奴役之路」，正是當今全球最急迫的事務，而將洛卜克這本書讀進去並推銷出去，是一條終南捷徑呢!#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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