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上海街道職員：防疫封城是一場政治運動

「上海封城」雖已過去，但它帶來的影響和傷痛仍在蔓延。「這是一場政治運動。」曾在上海徐匯區街道擔任公職的顏維穎（Elena Yan）說，上海封城不僅打殘了上海經濟，更是對市民的精神折磨，「在這個城市看不到未來，看不到希望」。

顏維穎是土生土長的上海人，大學畢業後，進入徐匯區康健街道做會計。穩定的工作，不菲的薪水福利，在一般人眼裏，她捧著「金飯碗」。但2020年爆發的新冠病毒疫情及兩年後的封城，讓她看到太多人間慘劇和中共體制的荒謬殘酷，精神備受折磨，於是毅然逃離大陸來到美國。

2024年6月16日，來自上海的顏維穎在洛杉磯中國城參加抗議中共非法關押迫害獨立記者黃雪琴和勞工活動人士王建兵的集會。（新唐人電視台）

2018年顏維穎在西班牙旅行資料圖片。（受訪者提供）

「老上海人比較『海派』，就是說思想比較自由，自主意識強，不太會人云亦云。」顏維穎說，19世紀英國人在滬上開埠後，上海文化深受自由思想的影響；2022年那場封城，對上海人來說是絕對無法接受的巨大創傷。

今年1月出國前，她看到，昔日人頭攢動、車馬繁華的街道，到處是歇業的告示；外國人成群光顧的幾條街，幾乎看不到外國人；曾經幾萬、十幾萬人民幣一平米的公寓樓，打七折、甚至六折也無人問津⋯⋯種種變化都始於那場封城，卻沒有因封城結束而結束。顏維穎反思：其實，這場人禍並不讓人意外，只要中共存在，將來也還會發生。

一場政治運動

「上海是4月1日開始封控的，一開始政府通知說是七天，後來變成一個月，最後到了6月才解封。」顏維穎說，「它（政府）一開始就等於在欺騙，我們就這樣莫名其妙被關了好幾個月。」

封城開始，顏維穎所在街道成立了防疫辦公室，每名工作人員負責對接一個居委會。顏維穎負責櫻花園小區，每天做核酸抗原的疫情檢測。街道要求，每名防疫人員每天早晨6點就要趕到居委會，拿著大喇叭到一棟一棟居民樓下叫醒居民，讓他們下來檢測，早晚共兩次。

「為甚麼大清早就要把人給叫起來？為甚麼不能晚一點呢？」顏維穎很不理解。有的居民不願下來，居委會人員就在樓下不停高喊「某某某、幾零幾房，下來做核酸！」同時到居民家門口不斷按門鈴；還有人不停給居民打電話，直到對方下來。

中共實施「網格化」管理，對於每戶居民的訊息，包括名字、家裏幾口人、電話號碼、工作單位，乃至誰家有精神疾病患者、有法輪功學員、有誰進過監獄等，都一清二楚。

顏維穎說，經過一番折騰，大部份居民會配合，但也有人就是不下來。這時警察就會上門，以違反防疫法威脅要抓人。有的居民經不住恐嚇，或不想找麻煩就妥協了。也有懂法律的居民反駁警察：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你不能強制我出門！這時警察就會破門而入，把人押出來。

有的居民說：「我是獨居老人，有病不能下樓，不需要做檢測；而且下面人多，可能讓我染病。」但是居委會不管，會找人強行將其抬出來。

封城期間，保安把守小區大門，按照當局指令行事，居民在那兩個月間根本無法出小區。

顏維穎雖出生在80年代後期，但也了解中共建政後一輪輪的政治運動。她說：「這場封城本質上就是一場政治運動。」

被折騰死的居民

封城期間，顏維穎朋友的父親因炎症需要就醫，但被小區保安擋著不給出門。家人打電話找居委會，經過批條子、蓋公章，折騰了幾天，終於被同意上醫院，但出了小區卻叫不到救護車。等好不容易找到一輛車送到醫院，醫院卻沒有醫生看病，只開了點消炎藥。一個月後，六十多歲的老人去世了。

「這位朋友說，是共產黨害死了他父親，他與共產黨有不共戴天之仇。」顏維穎說。

新發病的患者就醫難，老病號、尤其精神疾病患者就更慘。顏維穎騎車從居民樓下經過，可以聽到一些人歇斯底里的哭嚎——這些患者斷了藥物，精神陷入崩潰。

她本人所在小區也有一位精神病患者，那家人央求她幫助拿藥。顏維穎就到了精神病醫院，醫院人員不願開門，經她極力勸說，終於隔著大門護欄給了一點藥。她說：「我只能做到這一點。」

封城初期，退休小提琴家陳順平因被醫院拒收，疼痛難忍而跳樓自殺。台灣經濟學者郎咸平的母親即使到了急症室門前，也因無核酸檢測結果被拒絕就醫而過世。「這種情況很多。一般人不那麼出名，死了也沒人知道。」顏維穎說，「深夜裏，經常能夠聽見老百姓對著窗戶喊：我要出去！」

封城強行中斷了整個社會的正常運作，那些高血壓、老年病、慢性病患者突然被斷藥，生命處於危險之中。顏維穎有段時間從早到晚接的都是投訴電話，但民眾投訴也沒用，政府不管。熬到5月底，市政府才允許給居民配藥，但只能到社區醫院配些基礎藥物。

顏維穎回憶，除了不能就醫，也存在挨餓現象；而且挨餓了不能隨便說，警察可能上門威脅。

在這座人口兩千多萬的大都市，每天都會有幾百萬居民需要買菜買糧，無預警封城，讓大家措手不及。顏維穎說，雖然街道提供物資保護，負責為每一戶分發糧食，但一般十天左右才發一次，每戶都是同樣份量。有的居民家裏人多，一兩天就吃完了，從第三天就只能餓著；而且，政府發的菜很多是變質的。有些人只能趁核酸檢測時向鄰居討要。老上海人議論說：文革也沒有這樣呀！

另外，郊區的人口登記會有「空檔」，有的房子本來沒人，後來住了人，也會被遺漏發放食品。她說：「有的人給政府打電話，政府沒人接聽，可能就會餓著。」

據顏維穎了解，當時雖有團購，但老人一般不會用，而且不是每個社區都允許團購。

封城結束後，當局又強制打疫苗：國企、事業單位、政府機構的員工必須打，否則不能上班。各小區也有疫苗指標。隨著街道的任務指標越來越高，人們發現，上海的死亡人數也陡然增加。

「一個小區一般有兩三千戶人家、六七千人，一天要死七八個人，以前從來沒有過。」顏維穎說，「死的人很多，但不是因為感染病毒，都是心梗、腦梗之類的突發性疾病。」

她回憶，她家所在街道距龍華殯儀館很近。殯儀館對街道說，屍體堆不下了。做大型餐飲的朋友對她說：「這兩天冷凍海鮮千萬不要吃。」上海好幾個有名的大凍庫，都被政府徵用存放屍體了。

顏維穎的母親打完第二針疫苗，出現血栓和高血壓，手臂腫了兩個月；一位親戚打疫苗後出現全身蕁麻疹，兩年多了還時不時全身發紅髮癢；另一位親戚打完疫苗出現面癱。

全上海施行疫苗令後，高血壓、血栓、白血病、糖尿病、腎病、肺病等病例大量爆發，顏維穎說：「我身邊聽到的很多，就是打完疫苗出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