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初夏的美國新澤西州雲淡風輕，近百名在1970年代成功逃港、如今白髮蒼蒼、年逾古稀的老人再次聚首，信守他們立下的「年年歲歲 永不相忘」的諾言，第三年來到「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前，拜祭當年用生命博取自由但魂斷逃港路上的同代人。
新澤西州恆福陵園內的兩座「逃港罹難知青紀念碑」分別於2022年和2023年落成。
這些當年成功逃港、如今在自由的土地上落地生根、呼吸著自由空氣的「卒友」們（當年逃港叫：督卒，把逃港以中國象棋中的「督卒過河」來暗喻），沒有忘記當年罹難的「卒友」，他們從四面八方匯聚在這裏，除了來自紐約、新澤西，還有遠道從芝加哥、洛杉磯、拉斯維加斯、加拿大、香港等地而來的，包括美西逃港紀念碑的建碑組成員李民等，他們在紀念碑前供奉鮮花、元寶、香燭、三牲，並灑酒拜祭。
紀念碑上鐫刻著346個逃港罹難者的名字，當中有拜祭者的親人、戀人、同學、好友、鄰居的名字。當年為了追求自由，逃離暴政的桎梏，他們曾相約一同出發，翻山越嶺，在大海中漂浮，「願為自由故 捨命不悔嘆」。據資料記載，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期間，大約有200萬名中國大陸居民逃往香港，其中在1970年代，從中國廣東省逃往香港的人數，大約有56萬到70萬人，「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佔了很大一部份。
逃港的路上充滿艱難險阻，很多人「出師未捷身先死」，他們或摔死在懸崖峭壁下，或慘死在槍口下，或葬身於茫茫大海中，長眠於逃港路上。碑上的名字，當年是一個個風華正茂的生命，他們的生命永遠定格在那悲壯的一刻。
建碑組成員、文革知青歷史專家阿陀在致詞中說：「他們是死去的我們，我們是活著的他們，我們年年歲歲都不能把他們忘記，這一段歷史要永遠記錄下來。」美西逃港紀念碑建碑組成員李民說：「建碑是給那些夭折於逃港路上的冤魂，在自由的土地上有一個永久的安息之地，這種追求自由、幸福的精神，應繼續承傳下去；這是比翻越柏林牆更為悲壯的歷史，我們不應該遺忘。」建碑組成員宋穎說，感謝世界各地卒友對建碑的關心和支持，建碑組繼續收集罹難者名單。
106歲的張五洲老人，第二年來拜祭妻弟。他是在報紙上看到建碑的消息，設法聯繫到建碑組，提供了妻弟陳乃活的名字。他表示，只要還活著就會來。
阿陀說，碑上名字有一個叫王漢傑的，是小提琴家馬思聰太太王慕理的姪子，「他是我青梅竹馬的朋友，文革後兩人沒有聯繫，後來聽說他在逃港途中罹難了。」《開，南風窗》的作者蔡可風證實說，王漢傑的好朋友叫林進聰，是他在7中讀書時的同班同學。在1972年左右，林進聰和王漢傑還有其他兩個同學，4個人一同逃港。在海上，王漢傑不行了，她和其他兩個同學拖著已半昏迷的王漢傑繼續游，上岸時王漢傑已奄奄一息，但沒有救過來。
碑上罹難者名字的順序，是按照他們當時所在中學的順序來排列的。阿陀所在的八中，有12個同學的名字在上面，是碑上名字最多的中學，他說：「每一個名字的背後都代表著許許多多悲慘的歷史。」
「這是無聲的控訴」
在第二碑的一面，是用逼真的影雕技術鐫刻的逃港粗略路線圖、地形圖，還有五個罹難者的畫像，其中有四位是陳家的兄弟姐妹。他們的弟弟陳冠力來到碑前拜祭，久久凝望。
陳冠力說，他的爸爸陳慶琛是「愛國知識份子」，響應共產黨號召，放棄在香港的優厚生活，回國建設「新中國」，但在1957年被打為右派，後來又被打為歷史反革命和現行反革命。
「因為爸爸的成份，整個家庭受到很大衝擊。」陳冠力說，「我媽媽跟我家姐說過，說想和爸爸離婚，以保護我們這些孩子，我姐姐對我媽媽說：你做甚麼都保護不了我們，共產黨不會因為你和你老公劃清界線，就放過你。」
根據美東紀念碑《紀念冊》：陳家有八個兄弟姐妹，二哥陳冠中1962年從廣州二中畢業，學校準備保送他上大學，但家境窮困，他只得放棄升學機會，1972年下放到廣東的窮鄉僻壤紫金縣，被迫走上逃港之路，在路上罹難；五哥陳冠朋曾考上鐵路學校，大約在1970至1971年間，他步上逃港之路，據目擊者也是同行者說，當時風高浪急，但他決心不回頭而被海浪吞沒；六姐陳冠筠和七姐陳冠可，下鄉到珠海海水養殖場，1972年他們的父親因現行反革命罪第二次入獄，她們被逼迫要交代父親問題，在屈辱之下，她們和男朋友走上逃港之路，四人全部在海上罹難。而她們的二哥早在1971年因父親是反革命被株連，不堪受辱而自殺了；而父親1972年在獄中亡故。
陳冠力說：「我1969年去了海南島，我媽媽寫信給我，每封信都沒有好消息，要不是說姐姐走了，就是說哥哥走了，爸爸也走了，我很怕收到信，到現在去信箱拿信，還有心理陰影……我媽媽受的傷害太大，幾個孩子都沒了，她都想過自殺。」
「我的四個哥哥姐姐都罹難了，但我還是要走，因為當你被人家逼到牆角的時候，沒有地方退路的時候，你只能走。走可能有危險，但是如果不走的話，後果更加不可想像，甚麼事情都會發生。在中國，當時我家實在是不能待下去了。」
在紀念碑上哥哥姐姐的遺像前，陳冠力說：「這是無聲的控訴。」
「這是最傷痛的經歷 但還是要講出來 為了後人銘記」
葉Wendy經過六次失敗，第七次才成功抵達香港，但她最刻骨銘心的不是逃港的艱辛，而是哥哥葉超華的罹難。
葉Wendy說，她當時家住廣州西關的光雅里，爺爺是資本家，父母被人批鬥，家裏被抄家。她身為「黑七類」自小被人孤立，文革開始後，更看不到前途。她是36中的學生，去增城插隊，她哥哥在荔灣僑中，本是去博羅插隊的，但她考慮離家近，把哥哥的名字寫上跟她一同去增城。哥哥的同學都去偷渡了，哥哥說也要走，但她很害怕，不敢走。她哥哥先去了東莞，對她說，不管等不等到她，都要走了。當她下決心啟程後，沒想到在下船時被攔下了，被送進了收容所，被遣送回增城，坐了一個月的監。她哥哥則先出發了。
她被關押期間拚命打聽哥哥的下落，打聽到哥哥出發那天颳大風，「我一聽就很害怕，那時差不多11月份，我哥哥是很怕冷的……」哥哥渺無音信，她知道很可能凶多吉少。
一個月後她被釋放，「到了家門口，但不敢進去，我圍著我家附近繞圈，從光雅里繞到上下九，又繞回來，繞了足足四個小時。我不敢見我媽媽，我不知怎麼跟她說，我覺得是我把哥哥連累了，因為他要等我。但我沒有辦法不回家，當我見到我媽媽的時候，我不敢看她，我怕見到我媽媽哭，我只喊了媽一聲，就出不了聲了……」說到這裏，葉Wendy哭泣了。
後來，葉Wendy用了6年時間，經過了六次失敗，第七次才成功抵港。「我很感恩，也很傷心，哥哥的事是一個永遠揮之不去的傷痛，我因此患上了抑鬱症。」
葉Wendy說，她不忍回首這段悲慘的經歷，但希望暴政帶來的悲劇不再重演，所以她鼓起勇氣揭開這個創傷。
「他們要絞殺我們 我們就一定要活下去」
廖先生的女朋友當年在逃港路上被民兵槍殺、倒在他懷中死去，他第二年來到紀念碑前拜祭。這次，他捧著女朋友黃婉虹的照片，在碑前留影。
廖先生說，他和女朋友是同學，1965年到了連山縣的禾洞農場上山下鄉，在那裏生活了有八九年。那裏沒有電、沒有公路，還要自己建茅屋來住，生活非常艱苦。他們感情篤定，就算在「一打三反」受衝擊時也沒有分離。
「我的家庭成份是資本家，她的父親是國民黨舊官員，在接受勞改，文革後我們感到前途無望，決定離開。那天我們在惠州上船，去到一個叫秋長公社的地方，再走了四五天，就到了水邊。1973年4月28日的晚上大約10點鐘，我們到了海邊，我們摸黑下去，遇到巡邏的民兵，他們馬上開槍，他們手上有衝鋒槍。當時距離很近，不超過10米，我們趴下的時候，我女朋友的左股大動脈中彈，子彈進去時很小，但出來時有碗口那麼大，她立刻大出血，她來不及說甚麼，說的最後一句話是：『他們開槍了。』我抱著她，看著她流血，沒有了反應……」
民兵要把滿身鮮血的廖先生帶走，廖先生抱著女朋友的屍體到了葵涌公社，後來廖先生被關進拘留所，半年後才放出來，他的女朋友的遺體則不知下落了。
「他們要絞殺我們，我們就一定要活下去。」1974年12月10日廖先生再次啟程，「當我第二次出發的時候，我覺得我已經不是為自己前途或為更好生活，而是覺得：我如果再不去，我對不起我女朋友，我作為一種挑戰，既然他們這樣絞殺我們，我們更加應該逃出來。」
他自己製作橡皮艇，用膠布粘，到水邊再吹起來，路上花了十多天時間，在聖誕節前一天到達香港。他說：「雖然我們的經歷，對整個民族來說，只不過是一個小水滴，但是希望這些歷史真實地保存下來，讓他們不會白死。」
廖先生說：「我已經70多歲了，不知道還能來多少年，但如果有可能，我都會每年堅持來拜祭。」
卒友們在紀念碑前紛紛憶說自己及同伴們逃港的經歷，辨認著碑上一個個熟悉的名字……紀念碑上，卒友袁家倫的詩句也傾訴著他們的衷腸：
雲霧罩海灘 雨灑吉澳山
出師身未捷 魂斷大鵬灣
昔日同上路 君卻未能還
相逢唯夢裏 淚雨濕衣衫
清香一縷縷 酒撒綠波間
願為自由故 捨命不悔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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