擱置了半年多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終於有了消息，4月30日，中共政治局會議後黨媒公布說，三中全會將會在7月份召開，重點是研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問題和長三角一體化發展。
三中全會本來應該是去年底召開的，是甚麼原因擱置了半年多？深化改革和中國式現代化在當前的語境下意味著甚麼？長三角（長江三角洲，包括上海市、江蘇省、安徽省、浙江省）一體化有些甚麼內容？這些措施對日漸下行的中國經濟能有多大幫助？
各派勢力妥協
政經評論人士鄭旭光在新唐人《菁英論壇》節目中表示，三中全會之所以拖延這麼久，顯然是在這個會前有很多定不下來的事情，那現在終於定下來了。
從官方公布的訊息來看，它有三個面對，一個是面對紛繁複雜的國內國際形勢，令人意外的是它把國際和國內形勢統一起來講，因為以前都是說國內形勢一片大好，國際形勢可能比較嚴峻。
另外一個是面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這句話意味著必須要抓經濟，要抓科技，那你一味搞政治，一味地搞所謂以中共執政地位為核心的國家安全，顯然與這個調子就不太合適。
第三個是面對人民群眾的新期待，以人民群眾的聲音、角度來闡發他的看法，當然人民群眾的新期待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權貴們期待甚麼，實際上從這句話可以看出來，這個三中全會的內容是要給中共權貴們讓步的。
官方說要推動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這一句話有深意，不是隨便講的。
根據中共信仰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生產關係必須適合生產力。這個意思就是說中國的生產力發展到現在這個局面，生產關係是要調整的，另外一個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現在中國的生產力和經濟基礎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和改革之初的時候，和45年前的1978年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那麼有關的生產關係調整到位了沒有？要素市場形成了沒有？實際上有點重提十八大的一些命題的感覺，但是你不能直接提，直接提可能就和當權者的想法違背了，所以委婉地很基礎性地提出來這個命題。
還有一個叫國家治理和社會發展更好相適應。國家治理也得有調整，中國社會在毛澤東時期是極度簡化的一個社會結構，經濟結構都極度簡化，因為計劃經濟方便指揮。
那現在這麼複雜，國家治理不可能回到計劃經濟時代那種治理方式，那個方式給社會、給經濟的傷害非常之大，給這些既得利益階層的傷害也非常大。新華社關於政治局會議的報道中，他最看重「更好相適應」這幾個字，相適應就是說你要調整。
鄭旭光說，這次三中全會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會議，跟歷次三中全會比，它的意義應該是不可小覷。從釋放出來的消息看，這也是在黨內經歷了重大角力得到的一個均衡的結果。
三中全會大招逼民間投資
《大紀元》資深編輯與主筆石山在《菁英論壇》表示，他看了新華社的報道以後沒看到任何新東西，以前說是在憋大招，甚麼新招都沒有，全是舊招。
說到調整生產關係和上層建築，大家也希望中國能夠往前面改，但是你不排除他們有往後改這種可能性，就是大力提倡國有經濟，然後政治體制往後改，對他們來講這也是改革。
記得去年就有分析說，這個經濟太糟糕了，那個時候開三中全會可能壓力很大，所以要等到經濟好一些的時候再開三中全會。2024年一季度，官方公布的數據好像還挺好，但是這個數據本身也受到質疑。
最重要的是甚麼呢？最重要的是中國的投資在下降，因為中國經濟是一個投資主導的經濟，中國不是消費主導的經濟，中國國內消費佔GDP大概最多到40%，而且這個比例還在下降。中國經濟的主導性因素是投資，但是第一季度投資下降了百分之十幾二十。這個你怎麼能刺激經濟？所以這是有很多懷疑，但是沒關係，它可以把以前的數據改掉，所以那就是統計局的活了，統計變成了一場數字遊戲。
石山說，看官方的報道，其實已經提出具體的措施，比如說實施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而且是要靠前發力，就是說這事情沒發生，就要趕快發力，這個基本上就是要準備發錢了。
他看到有一個說法，就是現在要求央行直接購買政府的國債，而且是超長期的，一發就發10年、20年、30年的債，而且利率要壓得很低，等於是借長債還短債，借新債還舊債，其實基本上就是這樣一個方式，貨幣發行的錨點發生了改變。
鄭旭光在《菁英論壇》表示，從這個積極財政政策、穩健貨幣政策來講，本身跟過去的調子沒有區別，實際上要觀察的是它具體的一些行為，譬如說要及早發行、用好超長期特別國債，加快專項債發行使用進度，保持必要的財政支出強度，確保基層三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按時足額支出。
基層三保怎麼按時呢？中央要兜底。李克強2020年的時候說各省兜底，現在是中央兜底，各省各地方已經沒有能力兜底了，必須中央出手。那中央出手，如果地方財政上交給中央的財政也不夠，中央拿甚麼兜底啊？最終這個穩健的貨幣政策也不可能堅持，那必然是一個積極的貨幣政策，那就是這句話，要靈活運用利率和存款準備金等政策工具。這兩項都是通貨膨脹政策，就是降低利率，降低準備金率，這就是釋放貨幣。
那麼要降低社會綜合融資成本，這也是一個概念，就是錢更好借了，錢更便宜了，更氾濫了，刺激投資。還有行政措施，就是落實好大規模設備更新，這是甚麼意思？就是以舊換新，以舊換新不光是大件消費品，汽車、房屋以舊換新，還有製造企業加快折舊或者說新設備換舊設備。
那這樣的話，錢從哪來？投資動力在哪？讓大家投資的動力，只有用通貨膨脹這個狼把你的錢攆出來，因為你不及早投資的話，你的錢就不值錢了。
中國國內市場不統一 長三角一體化程度最高
獨立電視製片人李軍在《菁英論壇》表示，這次三中全會還有一個特別的點，就是要部署所謂長三角一體化。他看了中共很多這方面的報道和文章，到現在為止，沒有人說得清楚長三角一體化是怎麼一體化，因為這三個地方本來就是一體化在發展，本來就融合在一起的。
李軍說，所謂長三角一體化最初的模型，是習近平在浙江的時候提出來的，當時他希望浙江去靠攏上海，跟上海能夠融合，然後跟上海多合作來發展，所以提出了長三角合作發展的概念。
後來到了2018年，站在長三角的角度來講，他把它提升為成了一個國家戰略來發展。從2018年到現在2024年，基本上6年時間過來了，但是並沒有任何具體的措施說要怎麼做，怎麼去實現。現在為甚麼把它寫在三中全會裏頭去，他覺得很重要的原因是因為這個觀念是習近平提出來的。
石山在《菁英論壇》表示，習近平可能是想有一個示範作用，他覺得長三角做得不錯，你們要總結出一些硬性的經驗，然後要推廣看看怎麼樣做。其實長三角基本上沒有甚麼地區的區隔，區隔非常小。
中國別的地方還是有區隔，很多地方，每個省它的土政策都是各種的不一樣，說起來有點奇怪，歐洲一體化，北美洲一體化，別人都是不同國家的一體化。中國搞這個長三角一體化，是一個國內的一體化。
《大紀元時報》總編輯郭君在《菁英論壇》表示，這個就是共產黨專制體制的一種悖論，暗示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說中國存在嚴重的地區市場區隔，就是不同的地區，它有自己的獨立的市場，這在中國其實是很普遍的。比如某些地方它會限制外地的商品，對外地商品、外地企業、外地來的投資實行某種限制。有人說歐盟各國的市場區隔，比中國國內不同地區的區隔還要小，這是很諷刺的一個現實。
郭君說，共產黨政治的本質是官員所有制，地方一把手等於是當地的土皇帝，所以地方本位的本地主義的政策就毫不奇怪了。
大家知道中國每個省有自己的名牌香煙和名牌白酒，地方政府都會大力推自己的煙酒。因為中國地方政府稅收中的煙和酒貢獻巨大。2022年，中國煙草業工商稅總額是1.4萬億，當年全國稅收收入是16萬億，也就是說煙草稅收佔中國稅收差不多一成。煙草稅主要是工商稅，都是地方財政的收入。所以煙草對地方財政非常重要，所以不讓賣別的地方的煙，每個地區都要發展自己的品牌。
為了增加本地收入，各地政府都會設各種地方的條款，地方的法規，就是所謂的土政策了，目的是增加地方的財政，發展到後來就變成一種阻礙性的結果，就是結構性的阻礙。
習近平上台之後曾經傳他要改行政區，把原來31個省市要變成50個省，當然這種動靜實在太大了，也實施不下去。習上台也一直在推區域經濟一體化，除了長三角，還有珠三角的大灣區，還有京津冀（北京、天津、河北）一體化，還有大東北等等，這些東西提了十多年，但都沒有搞出成效。
郭君說，觀察中國經濟有一個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經濟好的時候，北京就要求發展窮地方，經濟不好的時候，它就要發展富地方。比如說經濟發展太快的時候，經常看到北京要求西北各省提出發展大西北這種戰略口號，經濟不好的時候，他就要求上海、廣東要加強發展。長三角是中國經濟最重要的地區，上海、浙江、江蘇、安徽這4個省的GDP是30萬億，佔整個中國的四分之一。還有一點就是中國製造，尤其是高科技製造主要在長三角，所以要抓住龍頭，他是這個企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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