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台灣行政院主計總處統計，2023年是台灣近七年來實質薪資首次負成長，薪水追不上物價，於是某些立法委員提案修訂《中小企業發展條例》與《證券交易法》，要求企業明訂分潤標準，促進薪酬透明，與員工分享經濟果實，擺脫低薪。這是企圖藉由法令干預以拉高薪資的最新做法，較先前的《最低工資法》又擴大干預力道。這樣的干預做法，是否得以達到「擺脫低薪」的目的，或是反會出現失業增加、企業經營受損及拉低經濟增長，甚至薪資不增反減的後果呢？
遠古的「揠苗助長」寓言
看到這樣的消息，腦中立即浮現37年前（1987年）已故的蔣碩傑院士的一篇時論，題目就叫《「揠苗助長」的經濟政策》。蔣先生以孟子曾用的一則淺顯寓言開筆，該寓言說明不懂事物生長的基本原理，而妄用人為的手段來加速其成長的愚蠢，那就是孟子在公孫丑章句上所講的：「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蔣先生說他在高小時讀過這段故事，讀後佩服孟子之善於說笑話。但讀到下面孟子接著說「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的時候，蔣先生覺得孟子未免有些太誇張。因為蔣先生那時覺得天下哪有這許多揠苗助長的蠢人？如果真這樣的話，大家豈不要餓死了嗎？
不料進入大學攻讀經濟學後，蔣先生竟逐漸發現不論在落後或先進的國家，與「揠苗助長」性質相同的經濟政策真是相當的普遍。而令人擔憂的是，尤其在民主國家，「揠苗助長」性的經濟政策更具有令人難以抗拒的政治壓力。因為搞政治，必須要靠群眾的支持，尤其以民主的政體之下更是如此。可是群眾不是都能深謀遠慮，而又了解經濟增長的基本原理的，大多數只能見近利，而無長遠眼力，因此很容易被自身目前的利害所左右。若有野心的政治家以立竿見影效果的策略，多半就是「揠苗助長」性的手段，正如孟子所說：「助之（苗）長者，揠苗者也。」而其後果，也正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蔣先生感嘆說：「這真是民主政治的悲哀！」
民主政治充滿「揠苗助長」政策
為了讓讀者不以為他跟孟子一樣，也在誇張其事，他就用史實來說明其所言非妄語。蔣先生舉十九世紀初葉的事例，那是工業革命開始的時候，農村的居民被大批吸引至新工業區從事較高待遇的工作。但是大批工人聚居一起後，不久就出現許多大家料想不到的問題，諸如人多屋少、居處擁擠而房租昂貴等等，使當初滿懷以為可以得到比農村較高生活水準的工人，仍然只落得一個悽慘窮苦、疾病相侵的生活。於是悲天憫人的社會人士都覺得工人的待遇，應該迅速設法予以提高。其對策之一就是讓工人組織工會，集體向僱主交涉待遇，以增強其談判力量。這是當時大家都公認應當的。之後又覺得為進一步提高工會的交涉力量，且罷工時壟斷勞工供給方的獨佔力量，立即使工會有罷工權，且罷工時有阻擋自願繼續工作者入廠之權（即right to picket），縱使非罷工時，亦有不准僱用非工會會員工人權力等。這種獨佔其供給之權力是一般商品供給者不能享有的，因為一般商品供給者如欲壟斷其供給，以操縱其價格，必然受到「反獨佔法律」的制裁。但對勞工組織卻無此限制，而他們用罷工權來操縱工資則被視為其應享的權利。這都是一般善心人士，悲憫工人待遇之低，因而主張讓他們偏享一些獨佔的權力，來爭取較高工資的優惠辦法。而這種特別待遇反被認為是公平的了。
蔣先生提問說：賦予這種獨佔勞工供給的特權給每個工會，是否加速提高工人的實質工資了呢？如果因而妨礙了工業的成長，使一般的實質工資水準反而下降，或上升得更慢，豈不成為「揠苗助長，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嗎？
蔣先生利用簡單的經濟學原理，指出工資決定於勞工的邊際生產力，若用種種人為的干擾，硬將工資提高到邊際生產力以上的話，有關的廠商會發現有些邊際勞工，以這工資來說，不值得僱用，遂將其解僱，直到剩下的邊際勞工邊際生產力都至少能與新工資水準相等為止。那麼，雖然仍被留用的工人的薪資是被提高了，但被解僱的工人的工資卻全沒了。若他們都轉到別處工資尚未被強制提高的產業去找工作，且那裏的工會都不阻擋的話，那麼那些產業的勞工供給突然增加，那裏的工資就有被拉低的危險。若別處的工資都已由其工會強迫提高的話，他們也要解僱他們自己的邊際生產力不能達到新工資水準的工人，哪有能力吸引別處解僱來的工人呢？結果自然是失業總數要增加了。所以留職工人的工資提高，是以邊際工人的犧牲得來的。對整個社會來說，並非全民之福。何況勞工成本提高，影響產品價格上升，致國內外銷路的減退，且使企業利潤降低，因而投資開拓意願也減低，國家經濟增長也將減緩。這不就是揠苗成長，反使工人以及整體經濟都受損嗎？
遵行工資決定的經濟學理
蔣先生表示，若了解工資決定原理，就可知合乎經濟發展原理的促進工資上升方法，就是研議「如何加速提高勞工邊際生產力及其產品之交換價值」。而勞工邊際生產力之提升，有賴增加幫助勞工生產的機器設備、引進更前進的生產技術，並將勞工從落後而無競爭力的產業移至最具生產效率和國際優勢的產業。至於勞工產品價值之提高，則有賴將其產品銷售至其價值最高的國際市場。國內勞工的配置，也應按國際貿易競爭能力來決定。這其實就是自由市場經濟，就是這麼簡單。如果不這樣做，而只知用政治力量，或工會的罷工力量，強將工資提高，沒有不招致「揠苗助長」之惡果的。
蔣先生再舉實例來證明。他舉台灣1960年代二十多年經濟增長迅速，被稱為經濟奇蹟，但在工會組織方面非常缺乏，罷工更不被允許。然而該階段的真實工資上漲非常快，是工會強大國家望塵莫及。他舉工會特強的英國來和台灣比較，在該段期間，台灣的真實工資平均年增率約6.4%，英國只有2.2%，也較其他工會較弱的已開發國家低。但1981到1986年這段期間，英國真實工資卻顯著增加，甚至較其它已開發國家都高。原來是鐵娘子佘契爾夫人當政，一反過去英國政府聽任工會跋扈、隨意罷工要求加薪之態度，毅然執行穩定貨幣工資政策，不對罷工屈服，反讓工會財盡力竭而屈服，從此英國工會大為收歛，而英國貨幣工資和物價得以穩定，產品海外競爭力恢復，英國工人因而獲益。他又舉新加坡1979年宣布大幅提高工資20%，結果立即陷入嚴重失業與不景氣，趕緊在1980年底宣布放棄透過提高工資以促進工業升級辦法，但企業家的信心一時之間難恢復，在花費七年時間接二連三的安撫之後，好不容易才回復生機，逐漸恢復昔日繁榮。這些都證明專斷的「揠苗助長」政策的破壞力之大，之可怕啊！
勿蹈哭泣的阿根廷覆轍
蔣先生語重心長地說：「有些政治家們，明知『揠苗助長』非長遠之策，卻偏要拿它來號召勞工大眾，以作為其政治資本。因為他們知道群眾喜歡眼前近利，以及領導者對他們的切身問題之關切。所以就向他們答應實施種種立竿見影的策略，嬴得他們支持，以奪取政權。政權在握之後，即改以槍桿作後盾，鞏固其地位。等到『揠苗助長』的惡果一一出現時，就找一批『代罪羔羊』來，將一切自己所招致的災害，都推到他人身上，將群眾的不滿與憤怒都宣洩在那群倒楣的人身上。這是不論左派或右派的社會主義者奪取政權的不二法門。於是以『揠苗助長』來爭取勞工的支持，就成為政治上明爭暗鬥的工具了。」
蔣先生特別舉阿根廷的裴倫（Juan Domingo Peron）1945年奪取政權，實施種種社會主義「揠苗助長」政策，終於使阿根廷由盛轉衰為例，證明「揠苗助長」政策殺傷力之強！阿根廷的悽苦經歷，2023年12月10日就任的阿根廷新總統米萊（Javier Milei），特地在2024年1月17日到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EF）發表演講，將阿根廷在1860年採用自由模式，35年間成為世界領先大國，但在過去100年裏，轉而擁抱集體主義之後，阿根廷人就陷入系統性貧窮的通往奴役之路全盤托出，希望世人引以為戒。米萊所說的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國家政府集權、管制干預的體制，也就是蔣先生所說的「揠苗助長」政策的體制，也就是政府致力於管制、干預經濟事務。
198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蒂格勒（G.J. Stigler）是管制經濟學權威，他說：「在人類的政治歷史上，政府致力於干預經濟事務，是少數古老的課題之一。在歷史甚短的經濟學中，政府有行動的必要性—或政府應無為而治的必要性—一直是個時常被論及的基本課題。十八世紀的英國政府致力於導引其經濟政策，不但引發了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嚴厲的譴責，並且促使他寫下第一本，也是最偉大的經濟學傑作。亞當·史密斯的後繼者，繼續在政策領域上耕耘，而此後幾乎每一位重要的經濟學家，也都對經濟政策的問題持有一定的見解。」
政府的經濟政策，或者是管制政策或公共政策，經由經濟學家的實證結果，通常未能達成其明訂的目標。我們不能不問：那麼政府為甚麼要採用這樣的政策，又為甚麼要堅持這樣的政策呢？史蒂格勒在研究過許多公共政策的實際效果後，深深以為，「光說那些效能不彰或導致反效果的公共政策（如最低工資法）是錯誤的，並未能深入問題的核心。一項政策不但被採用，且行之有年，不可能有效地被描述成一項錯誤：畢竟最後得到好處的團體是知道此種政策的真正效果的。我們說這些政策是錯誤的，只不過因為我們不了解它，比如說，政府管制電費的主要受益者是工業和商業用電的大戶。」
這跟上文蔣先生所說的「有些政治家們，明知『揠苗助長』非長遠之策，卻偏要拿它來號召勞工大眾，以作為其政治資本，因為他們知道群眾喜歡近利……」是異曲同工，這種政策對某些人在短期是有利的，這些人也可說是「既得利益者」，但其長期對整體經濟社會是有害的。大致而言，在1920年代以前，經濟學和經濟學家都譴責、批評「揠苗助長」政策，標準的經濟學教科書和課堂教學，都將「房租管制」和「最低工資」作為「價格管制」的典例並予以批判，以捍衛資本主義、自由經濟或市場經濟。到1920年庇古（A.C. Pigou）的《福利經濟學》出版之後，「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甚囂塵上，需政府來校正或彌補市場失靈就深印人心，而1936年凱因斯（J. M. Keynes）的《一般理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面世以來，政府可「精密調節」整體經濟深被認同，此後「公共政策」或「揠苗助長政策」就源源不絕出籠。儘管「愛之適足以害之」、「到地獄之路往往是好意所鋪成的」警言還是時而聽聞，但完全起不了任何作用。
另一方面，晚近「社會主義」的種種變型主張已滲透全球，非但政府權力膨脹，價格管制充斥，連最典型的「最低工資率對失業的衝擊」也受到挑戰，而且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就頒給早在1995年便獲得美國經濟學界最高學術聲譽的克拉克獎章的學者大衛･卡德（David Card），以肯定他實證得出「提高最低工資的負面影響很小，且不會使就業率下降，也不一定會使工作機會減少，對受僱人數也沒影響」，是關於「勞動市場」的新見解。
最低工資率已經全球化
儘管不少學者明確指出卡德的研究是有問題，而已故的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貝克（G.S. Becker）更在1995年就斬釘截鐵地說：「『提高最低工資會降低就業機會』的定論，連神通廣大的人都很難駁倒。既然政治人物的功力還沒有那麼高，就不應該試著提高最低工資。」而且卡德本人也明確表示，不會公開表明立場或做政策建議，但其研究卻時常被作為支持最低工資立法的有力論據。這也間接印證了左派社會主義者或政府干預主義者往往提不出說服力高的論點，卻採用似是而非的研究結果，或用「種族主義」扣人「右傾」的帽子，甚至指稱「資產家走狗」來否定「反對干預政策」者的說法。
必須提醒注意的是，在卡德和克魯格（Alan Krugger）在1993年發表那篇「提高最低工資的負面影響很小，且不會使就業率下降，也不一定會使工作機會減少，對受僱人數也沒影響」的實證論文後，即使他們不願公開表明立場或做政策建議，卻已被左派社會主義者或政府干預主義者大力引用，而原先並不認同的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曼（Paul Krugman），現今卻也支持最低工資政策，更讓人詫異的是，美國經濟學會和諾貝爾獎委員會也都認同他們的研究，於是這種標準典型的「揠苗助長」經濟政策更加冠冕堂皇的推行。連經濟學家和經濟學界都對「揠苗助長」經濟政策屈服，不就是反應社會主義已迷漫全球了嗎？1944年海耶克（F.A. Hayek）示警的「到奴役之路」已上道了嗎？
社會主義席捲全球
當1944年奧國學派的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海耶克不約而同分別寫書呼籲世人拒絕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毒害，似乎起了效果，而且蘇聯、東歐、波蘭、甚至共產中國都進行改革並向自由經濟靠攏，讓世人以為「共產主義、集體主義已然瓦解」，連海耶克和弗利曼（M. Fridman）都沾沾自喜。而弗利曼在1993年擔憂的是「美國和其它已開發國家的例子顯示，一旦透過市場機能嬴得繁榮之後，常有強烈傾向走向社會主義國家之型態，要維持市場機能的運作可能比導入市場機能來得困難。」他當時看到的是美國和其它西方國家，政府角色自1960年代以來，非但沒減弱，且有增強之勢，政府不但花掉國民所得的一大部份，採取更多的管制，且更細膩地干預到個人生活。歷史證明，弗利曼的擔憂在「凱因斯主義」強力發揮下成為事實，自由世界走入五十年前共產主義國家之型態。而且他當時認同的「共產主義國家正努力走向七十五前我們（西方國家）所處的國家之型態」卻是一場騙局。在中共國「放權讓利」經濟改革，朝向經濟繁榮的「大國崛起」之後，竟然再度走回共產集權之路，如今已是「產能過剩社會主義大破產」，瀕臨崩盤之境。
令人費解的是，斑斑史跡都呈現出自由經濟、市場經濟消除貧窮、經濟繁榮，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集體主義帶來貧困、經濟崩盤，為何世人還迷戀社會主義呢？
其實，2016年特朗普被認為「意外」當選美國總統，是因為他在柏林圍牆倒塌27年之後，承諾將推翻「全球社會主義」。雖然資本主義的美國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者，但戰後「全球社會主義」理念幾乎席捲全球。蘇聯和中國成立大型共產主義國家，印度採取極端的社會主義，東南亞、非洲和南美洲也出現共產主義分子的叛亂。西歐各國也被社會主義所控制，人們開始接受「國家在經濟生活中應該發揮某種作用」的理念。
「社會主義」警鐘再度敲響？
社會主義者的分歧僅限於國家干預程度大小，都同意「鐵路、通訊、醫療和電力等」應國有化。197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薩繆爾遜（Paul Samuelson）1960到80年代的全球暢銷經濟學教科書中宣揚，「全球社會主義」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資源，並稱蘇聯的國民生產總值會在1984年之前超過美國。
不過，主流經濟學家沒有認識到，共產主義的堅定抵抗者列根總統，通過大幅減稅、限制政府職能等，遏制了共產主義的發展。1989年11月9日柏林圍牆倒台後，俄羅斯被迫接受美國的救援，而中共則不得不採取「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但西歐的社會主義者不甘接受被掃進「歷史垃圾桶」的命運，他們成立了歐盟。而美國民主黨總統柯林頓在簽署「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同時，給了中國最惠國待遇。
羅伯特‧沃夫（Robert Wolfe）在《社會主義全球化》書中稱，宣揚這種「國際主義運動」是個超越民族、超越國家邊界的規劃和生產系統：「社會主義全球化的目標是把整個世界作為一個經濟單位，在這個單位內，物品供應和服務將會得到最大化，會把對環境的損害最小化。」
當世界銀行宣布2014年中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將超過美國，左派經濟學家、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之一史蒂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就在2015年1月宣布，「美國世紀」結束，「中國世紀」已經開始。他說由於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政治制度缺陷——腐敗，「中國的崛起也映照出美國模式的嚴重不足」，他認為美國必須「轉型」，接受中國的經濟崛起和承認美國處於新的「錯綜複雜」全球秩序中的現實。
中共甚至制定了一項全球的《2030年永續發展議程》，在2015年9月28日由聯合國193個成員國簽署。在該協議裏，全球的資本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確定通過實施17項「永續發展目標」和169個具體目標，後者被認為是「大躍進」。
就在全球被共產主義化的當兒，特朗普的當選無疑是對全球社會主義理念的威脅。對共產主義者來說，當年列根領導自由世界與共產陣營對抗、最終導致蘇聯解體。當時特朗普撕毀TPP，似乎決心摧毀「社會主義全球化」，並傚法列根，通過減稅和小政府等辦法來發展自由經濟。然而，2020年特朗普在左派社會主義者的陰謀下無法繼任，拜登上台後重拾社會主義，實施激進的左派政策，大政府掌控國家、戕害個人自由。91歲高齡的黑人經濟學家湯瑪斯·索威爾（Thomas Sowell）憂心美國會走向不歸路，會像當年羅馬帝國崩潰。
如今四年將過，美國左派社會主義政策大量施行，加州在4月1日正式實施最近規定快餐工人每小時20美元最低工資法律。諸多社會福利政策引起爭議，美國左右社會分裂更形嚴重。特朗普正蓄勢待發、重新參與2024年總統大選，若能像米萊一樣地當選，而後結合米萊、荷蘭特朗普等等一起將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共產主義、「揠苗助長」經濟政策掃進灰燼，重拾自由經濟、市場經濟，則人類幸甚！
作者為中華經濟研究院特約研究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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