儘管中共大肆宣傳，然而很少有人相信被政治化了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數據，這些數據聲稱2023年中國GDP增長率超過5%，並計劃在2024年實現類似的增長。事實上，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眾多原因之一是中共多年來對私營企業的打壓。
中共政府這次會兌現支持自由企業的承諾嗎？
中國經濟面臨一連串結構性問題，且難以解決。中國面臨著人口老齡化和人口結構崩潰，其規模之大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目前的預測顯示，到本世紀末，中國人口將從14億減少到5.5億左右。在對GDP有貢獻的總人口數量下降且老齡化速度如此之快的情況下，GDP總量將很難保持增長趨勢。
分析家和中國知識份子提出的政策解決方案之一是促進私營企業發展。大量證據和研究都支持這樣的觀點，即民營企業的衰落是中國經濟增長放緩的原因之一。
這甚至可以追溯到20世紀70年代末的改革開放時期，中國企業家的成功也不是因為國家，他們沒有得到國家資助。即使是像華為這樣現在被認為是中共中堅力量的企業，在早期的發展中也不得不爭取即使是最小額的銀行信貸，並自籌資金。即使是主要的出口創匯部門，從國有銀行獲得的幫助也微乎其微。
中國和國際社會眾多經濟學者的研究表明，中國私營企業是中共經濟創新和規範使用資本的重要源泉。中國的新企業和私營企業具有明顯更強的創新能力，然而隨著企業的發展，創新性會隨著時間的推移逐漸下降，從而要吸引更多的國家支持並獲得更多補貼。我們在其它方面也看到了國家驅動的低效率。當中共宣布對某些行業提供優惠融資時，就會引發繁榮與蕭條的惡性循環，一些缺乏專業知識的公司匆忙進入這些提供優惠融資的行業，只是為了獲得大量資金和補貼。隨之而來的必然是企業的大量外流，和僅靠吸納國家補貼企業的虧損。
更令中國企業家擔憂的是，企業建立起來後，卻面臨著企業被沒收或主要管理人員鋃鐺入獄的危險，這與在中國派駐人員的西方企業一直具有的擔憂並無二致。企業家們對國家的高壓政策表示擔憂，從COVID-19全球疫情引發的封鎖摧毀了眾多企業，到國有銀行融資繼續向國有企業提供，剝奪了對民營企業必要的資金支持。此外，中共黨建和紀檢部門直接進駐民營企業，可以監督最日常的企業事務，這也加劇了民營企業的擔憂。
中共宣稱正在努力解決這些問題。至於能否取得實際成效，則是另一個問題了。
2023年9月，大權在握的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宣布成立民營經濟發展局。如今近半年過去了，幾乎沒有證據表明這些政改措施促進了私營企業的發展。讓一個強大的極權統治機構負責民營企業發展局，從而統管全國範圍內的民營企業，這似乎有悖常理。從歷史上看，共產黨從來都不是私營企業的忠實支持者。
中共最近宣布正在起草一部支持民營企業的法律草案，然而具體細節仍然不甚明瞭。此前有新聞報道稱，中共官方計劃要求國有企業設立人民武裝部，這不禁讓人想起毛澤東時代的紅色中國。對於中國及其與私營企業的關係，仍然存在一個死結：中國究竟是共產主義的還是自由市場的？俗話說，一個女人不可能只是有一點懷孕：要麼懷孕了，要麼沒懷上；同樣，一個由專制政黨領導的國家也不可能只是有一點共產主義色彩，要麼是共產主義的，要麼是自由市場的。
那麼，這個死結能解開嗎？
這似乎不太可能。共產黨在中國統治的前提是，在黨魁的個人領導下，共產黨對中國的一切擁有絕對控制權。如果共產黨擁有絕對權力，可以對人民或公司不受約束地行事，那麼自由企業的理念就不可能存在。私營企業的存在只是為了滿足國家的一時興起和需要，而不是基於其固有的生存權來運作。只要中共宣稱主宰著中國的靈魂，私營企業的發展希望就將是渺茫的。
古語有云：「一仆不侍二主。」由於中共要求全國臣民將侍奉共產黨至高無上的地位放在首位，那麼私營企業也就不可能將其所有者和僱員的利益作為第一考慮了。
作者簡介：克里斯托弗‧鮑爾丁（Christopher Balding）曾任越南傅爾布萊大學（Fulbright University Vietnam）和北京大學滙豐商學院教授。他的研究領域涵蓋中國經濟、金融市場和技術等。他是總部位於倫敦的英國外交政策研究智庫「亨利‧傑克遜協會」（Henry Jackson Society）的高級研究員，他曾在中國和越南生活了十多年，後來移居美國。#
原文：Can Communists Support Free Enterprise?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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