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媒體眾多,每天都有各種聲音聚焦中共各種問題。

這些討論的類別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樣多,既有重大的話題,如房地產行業的困境、中共對台灣和菲律賓的持續軍事恐嚇、中共持續侵犯國民人權等;也有輕鬆的話題,包括中國新年、中國美食以及對中共黨魁習近平最新講話的各種評論等。

其中特別令人無語的是,有一類文章向中共提出了解決(或「糾正」)自身問題的真誠建議。這些建議近乎蘇俄時期共產主義「同路人」提出的建議。

本文就來詳細探討這個問題。

同路人

根據韋氏(Merriam-Webster)在線詞典的釋義,「同路人」(fellow traveler) 是指「同情並經常推動一個有組織團體(如中共)的理想和計劃,但不加入該團體或經常參與其活動的人」。從1945年8月二戰結束到1991年8月蘇聯解體的美蘇冷戰期間,這個貶義詞曾被廣泛使用。

而在1917年俄國革命後的最初幾年裏,天真而富有同情心的外國知識份子、外交官和媒體人士紛紛湧入蘇維埃俄國,許多人無視共產黨人在蘇共黨魁史太林(Joseph Stalin)的劊子手手中犯下的滔天罪行,而對蘇維埃共產主義據稱在俄國建立的所謂「勇敢的新世界」大唱讚歌。

也許《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記者沃爾特‧杜蘭蒂(Walter Duranty)就是「同路人」的一個典型例子。他在1932年為史太林對烏克蘭的「集體化」政策辯護時獲得了普立茲獎,而事實上史太林的「集體化」運動導致了一場大饑荒,估計有390萬烏克蘭人在1932—1933年間餓死。

正如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簡稱NPR)所指出的那樣,杜蘭蒂當時使用了共產主義認可的話語術,如營養不良(malnutrition),而不是饑荒(famine),並為史太林使用武力鎮壓辯解道:「說得粗俗一點,不打破雞蛋就做不出煎蛋卷。」 1933年8月,當數百萬人在蘇俄忍飢挨餓時,杜蘭蒂卻為《紐約時報》寫下了這樣一段話:「即將來臨的大豐收表明,任何關於蘇俄饑荒的報道,在今天看來不是誇大其詞就是惡意宣傳。」

杜蘭蒂因助長蘇聯在烏克蘭的種族滅絕而獲得普立茲獎,而《紐約時報》從未撤銷過他的獎項。

2024年的同路人?

受中共嚴重影響的媒體,如總部位於香港的《南華早報》(th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傳達「對共產主義中國軟弱」甚至為其搖旗吶喊的文章和評論,例如「台灣大選結果為何促使亞洲各國就「一個中國」原則大聲疾呼?」(Why Taiwan’s election result prompted Asian nations to speak up on ‘one China’),「北京最高間諜機構指責台灣散布「選舉干擾」謠言,誓言打擊分裂主義」(Beijing’s top spy agency accuses Taiwan of pushing ‘election interference’ rumours, vows to fight separatism),和「中國實驗室模擬使用太空武器和高超音速導彈攻擊美國軍艦」(China lab simulates attack on US warships using space weapons, hypersonic missiles)等,這也許都是可以理解的。

然而,在總部位於倫敦的《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上讀到的一篇題為「中國需要從1990年代的日本吸取教訓」的文章卻讓人大跌眼鏡,該文為中共的經濟規劃者和政策制定者提供了諸多建議,幫助他們駕馭處於持續災難的中國房地產行業。要知道,《金融時報》被譽為西方世界首屈一指的親資本主義商業和經濟媒體思想領袖。

回顧一下,據「零對沖」(Zerohedge)新聞網站發表的一篇題為「兩張圖表解讀中國房地產危機」報道,中國住宅和商業地產銷售長期低迷,2023年新房銷售下降6%,2019年至2023年新建住宅地產開發下降58%。其後果之一就是,2020至2023年間,中國房地產公司的債券違約金高達1250億美元,曾經是中國最大房地產開發商的高槓桿恒大(Evergrande)公司被香港法院下令清算,這不僅擾亂了房地產行業,也擾亂了整個中國經濟。

英國《金融時報》那篇文章的建議是典型的資本主義:「通過交易不良資產,為其價值設定『底線』,從而為市場和銀行資產負債表注入透明度。」簡而言之,就是通過房地產行業的去槓桿化讓市場發揮作用,並試圖在席捲全國的日益嚴重的「通貨緊縮心理情緒」中搶佔先機。

然而這些建議是利他主義的還是自私自利的?目的是幫助支持中共還是維護英國和其它國家在華投資?代價都是要犧牲普通中國公民的利益嗎?值得警惕的是,習近平正越來越多地加強和擴大國家安全法的使用,根據黨的意識形態指令加強對企業和個人的控制。

這是自中共1949年竊取全國政權以來各種迫害的延續,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在毛澤東時代的1958-1961年「大躍進」(https://infogalactic.com/info/Great_Leap_Forward)引發的中國大饑荒期間,估計死亡人數在1800萬到5500萬之間,而「大躍進」運動旨在實現中國經濟的「快速工業化和集體化」。其結果不出所料地與史太林強迫烏克蘭集體化的結果如出一轍!

自1980年以來,那些支持共產主義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體系的西方「同路人」與沃爾特‧杜蘭蒂極為相似,因為中共對中國公民的野蠻行徑並沒有像「支持對華接觸人士」(China engagers)所預言的那樣有所改善,而「支持對華接觸人士」幾十年來一直支持在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外國直接投資,相關文章請見「湯馬士‧弗里德曼扮演的角色」,「湯馬士‧弗里德曼認為中國比美國「明智」。他說得對嗎?」和「美國領導人推銷改變中國的夢想」等。

總部位於紐約的國際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發布的《2023年中共人權報告》的第一句話可謂一針見血:「2022 年,中國各地的鎮壓進一步加深。」。這就是習近平政權的行動,包括繼續在新疆地區設立勞教所,而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已將這些勞教所定性為對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原住民的種族滅絕。

2018年3月11日,中國北京,一名武警士兵在天安門廣場站崗,中國橡皮圖章式的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在廣場一側的人民大會堂舉行全體會議。(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2018年3月11日,中國北京,一名武警士兵在天安門廣場站崗,中國橡皮圖章式的立法機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正在廣場一側的人民大會堂舉行全體會議。(Greg Baker/AFP via Getty Images)

上個月,《大紀元時報》發表題為「習近平擴大內部鎮壓以鞏固權力」的文章稱,習近平正在標誌性的「反腐運動」的幌子下,對中共官員、反對者、軍隊領導人等進行大範圍的清洗,以鞏固習近平和中共的政治權力。正如《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去年12月發表題為「更多高管在中國消失,商業環境蒙上寒意」(More Executives Vanish in China, Casting Chill Over Business Climate)文章報道的那樣,在習近平治下的中國,僵化的共產主義正統觀念是未來的方向,不服從黨的路線的企業高管和政治人物將繼續「消失」。

習近平和他的經濟規劃師們會聽從代表在華外國投資者的西方熱心人士的建議嗎?

在中國的房地產危機中注入透明度和市場力量將是一個冒險之舉。習近平面臨的兩難選擇是既要維持表面的社會穩定,又要保證經濟增長,以繼續證明中共的政治權力主張。恒大的尷尬清盤是中共一貫吹噓的「中國特色經濟學」盔甲上打開的一個大缺口。

習近平究竟會如何選擇?讓我們拭目以待。

作者簡介:

斯圖‧克沃爾克(Stu Cvrk),在美國海軍服役30年,擔任過各種現役和預備役職務,在中東和西太平洋等地區擁有豐富的作戰經驗,退役前是一名上尉。他畢業於位於馬利蘭州的美國海軍學院(U.S. Naval Academy),接受了古典的自由主義教育,具有海洋學家和系統分析員的教育和經驗,這些為他此後的政治評論奠定了重要基礎。

原文: Helping the CCP Hurts the Chinese People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並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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