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港人的禮物｜《消失的檔案》導演感謝新聞工作者「挽救歷史、還原真相」｜大紀元時報香港

由資深導演羅恩惠執導的紀錄片《消失的檔案》，11月13-27日於網上免費公映。今年是香港「六七暴動」56周年，活動經多家媒體報道，備受關注。紀錄片接觸了散居美國、加拿大、英國及香港的觀眾，也使「六七暴動檔案」為甚麼被消失的問題，令人無法迴避。

前《南華早報》攝影記者陳橋（右）是六七暴動見證人。圖為2013年5月16日在溫哥華接受羅恩惠（左）採訪後攝。（《消失的檔案》片方提供）

一部關於「六七暴動」檔案被消失的紀錄片

《消失的檔案》海報。（《消失的檔案》片方提供）

《消失的檔案》備受關注，羅恩惠覺得：「因為對我們香港人來說，歷史的失去正是當前的痛。《蘋果日報》《立場新聞》及《眾新聞》都消失了，承載記憶的載體不斷被抹走，失去變成日常。」她認為人們沒有迴避是由於暴動有「歷史的重量」。六七暴動是香港歷史的分水嶺，也是港人放下過客心態，以香港為家意識的起點。現在放映這部影片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這次《消失的檔案》能夠以網絡形式播映，羅恩惠非常感謝洛杉磯【銀幕‧香港】一群關心香港文化藝術和電影的人，他們犧牲了公餘時間奔走操勞，讓流散族群可以連結起來。根據主辨方統計，公映期間點擊觀看的有2,500次，每一個點擊都可以有多人共同觀看。主辦方也因為「洶湧的需求」，爭取將觀賞時間由一周延長至兩周，成績遠超預期。

調查記者鍥而不捨追尋真相

羅恩惠1987年開始記者生涯，先後在香港電台電視部、亞洲電視新聞部做新聞專題節目。1995年移民到加拿大後，在新時代電視出任助理新聞總監。當時是第二波移民潮的高峰，電視台願意提供資源讓公共事務組拍攝深度紀錄片。1997-1998年，講述華人奮鬥歷程的《楓雲榜》；1999-2000年，記錄多元族裔生活故事的《坐看雲起時》系列，都是那幾年的作品，在多倫多、溫哥華及卡加利放映時，引起廣泛關注。

2000年她回流香港，在無線電視新聞部《星期日檔案》擔任首席編輯，拍紀錄片。羅恩惠擅長做人物訪問，覺得人物的經歷和遭遇折射了時代，他們的堅持或奮鬥對其他人會有啟發。

1. 檔案消失引發懷疑

2012年，羅恩惠教授新聞寫作及紀錄片製作。從朋友那裏聽到有一群經歷過左派暴動的少年犯被忽略、遭遇不公卻沒有太多人聽聞，她透過中間人接觸他們。六七暴動是一場於1967年在香港發生，要推翻殖民地管治的暴亂。港共地下組織傾巢而出，幾乎所有中共地下黨員都暴露了身份。

羅恩惠表示，因為非左派背景，當初了解他們的故事並不容易。開始採訪後，她決定到香港歷史檔案館找資料，查證被訪者所言是否屬實。結果她發覺相關資料大部份都不翼而飛，有些檔案只剩下幾頁紙；關鍵歷史事件如「澳門一二三事件」，案發前後的新聞全部消失。左派暴動觸發點的新蒲崗膠花廠勞資糾紛，沒有留下一頁線索。歷時8個月，導致51人死亡，800多人受傷，5,000多人被捕的相關影像，只剩下21秒。出於調查記者本能，羅恩惠下定決心要搞清楚來龍去脈。

英國的解密檔案大大擴闊了她的視野，常常令她有原來如此之感慨。羅恩惠訪問的範圍不再侷限於六七少年犯了。

當年香港政府新聞處對外事務總監Peter Moss，曾經每天24小時帶著採訪隊到處拍攝，聽說影像都丟失了非常惱火。他說以前冒性命危險搏回來的新聞片段，曾經發放至全球的怎可能都消失了？前檔案處處長朱福強也有相同疑問：檔案都往哪裏去了？

當年香港政府新聞處對外事務總監Peter Moss（右），曾每天帶著採訪隊到處拍攝。2013年7月3日於沙頭角邊境接受羅恩惠（左）採訪後攝。（《消失的檔案》片方提供）

2. 辭掉教職著手調查

羅恩惠意識到追尋消失的檔案是一個無比重要的課題。從2012年9月開始，她心無旁鶩地搜尋，從兩條線索入手：第一，檔案為甚麼不見了？第二，甚麼是真實的歷史？

為了重組歷史，羅恩惠尋找不同光譜的人，聽他們的故事。

透過人脈關係，她逐步找到關鍵人物。移居溫哥華的前中共地下黨員梁慕嫻，分享了如何入黨及投入革命的經歷。在同一城市居住的還有時任《南華早報》攝影記者陳橋。陳橋以勇猛見稱，不甘於留在「安全區」拍攝。當時離開警隊視野，記者很容易被左派暴徒襲擊。

陳橋供職的報社外籍記者眾多，左派更視為眼中釘。他回憶一次採訪搜查工會，跟外籍同事坐在採訪車上被圍困，當時若非司機加油硬闖，相信會被示威人士打至重傷。

新華社副社長祈烽1978年在中共建政二十九周年集會上講話：「反英抗暴」搞錯了。（《消失的檔案》片方提供）

羅恩惠指出，不同光譜的親歷者，有些有反省，有些是扭曲的、甚至集體篡改歷史。她曾經同情部份左派參與者，他們跟隨中共宣傳、相信反英抗暴是一場聖戰。部份人受傷被捕，更換來牢獄之災，刑事記錄影響深遠。

羅恩惠回憶：「在游說過程中，被訪者很多時候情緒是波動的，忽然間會血壓很高，不能做訪問；有些人，我還沒來得及採訪就去世了。當時我還沒有覺得時間很緊迫，現在回頭看慶幸那個時候一路追尋。紀錄片是2017年播出的，到現在已經有九位被訪者去世。他們年紀老邁，都是關鍵證人。」

用史料還原暴動真相

隨著調查深入，證據不斷浮現。

1. 中央知情並默許暴力行動

參與者的證詞與左派報紙的佐證，證明一切都是由左派組織主導的。比如，前香島學生嚴浩在訪問中提到：「每天都是準備去死，每天都準備去死，準備去為一個很崇高的目標去死。」時任港九油漆業總工會副理事長郭慶鎏也提到：「我們要反對殖民統治，才代表我們的同胞，這是大義。」

被黨動員留下來鬥爭的前中共地下黨員梁慕嫻提到，當電台播音員林彬被暴徒縱火燒死後，她問過領導為甚麼會這樣，得到的回答是：「階級鬥爭的需要」。

1967年8月24日中午出版的《新晚報》頭版，在林彬被淋電油三小時後刊登完整報道。「鋤奸突擊司令部」承認責任，「效率驚人」。（《消失的檔案》片方提供）。

香港人對左派暴動最深刻的印象是滿地真假「菠蘿」（炸彈）。土共確信「革命總要有人犧牲」，結果犧牲的是市民。1967年8月20日清華街兩名幼童黃綺雯（8歲）及黃兆勳（3歲）被炸死；4天後商台播音員林彬及堂弟林光海上班路上被淋電油燒死。林彬被淋電油之後3小時，中午出版的《新晚報》就有頭版報道，紅色恐怖主義令市民既恐慌又忿怒。

滿城炸彈，人心惶惶。軍警隨時出動封鎖現場。（《消失的檔案》片方提供）

《消失的檔案》令人觸目的史料，是透過在北京的前港共高層吳荻舟留下的《六七筆記》貫穿起來的。史料證明周恩來不但知情，連沙頭角大陸民兵過境向香港警崗開槍，都是在周恩來默許下進行的。

吳荻舟女兒吳輝，將父親遺稿《六七筆記》逐字逐句點校成文，對歷史補遺勞苦功高。（《消失的檔案》片方提供）

吳荻舟時任國務院外事辦公室港澳組副組長，「反英抗暴」期間，在中共總理周恩來身邊參與「聯合辦公室」高層會議，代表中央與港澳工委及其他負責人溝通。吳荻舟的《六七筆記》記錄了反英抗暴全過程。透過吳荻舟，港澳工委發動的行動細節都在中共眼皮底下進行，中共高層甚至在輿論上、行動上為港共造勢。來自《人民日報》的極左社論一篇接一篇，香港外圍左報報道公海出現解放軍，這些都為頭腦發熱的左派群眾火上加油。

在極左氛圍中，吳荻舟阻止了華潤總經理丁克堅訂購的8,400把甘蔗刀送到香港，亦阻止招商局將槍炮運上船，送往香港中國銀行。

香港華潤公司要求運送700打，即8,400把甘蔗刀到香港。吳荻舟下令阻止，最終停在深圳。（《消失的檔案》片方截圖）

2. 中共中央公開否定「反英抗暴」

羅恩惠認為，文革後中央的定性非常關鍵。

1981年中共通過「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將文化大革命定性為一場為黨和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動亂。港澳辦原黨組書記兼副主任李後於九七年出版的《回歸的歷程》一書中，形容「反英抗暴」是建政以來對中央正確方針和政策的第三次、也是最嚴重的一次衝擊和干擾。

李後指出：「當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時期，中方在香港的工作受到極左思潮的嚴重影響。在鬥爭中，不是引導群眾適可而止，做到『有理、有利、有節』，而是毫無節制地一味鬥下去，致使事態迅速擴大……香港的工人和各界愛國群眾雖然在港英軍警面前表現得很英勇，但作為指導這場鬥爭的思想和路線卻是錯誤的，造成的損失也是嚴重的。」

透過發黃的報章，羅恩惠找到時任香港新華社副社長祈烽1978年公開否定「反英抗暴」的言論，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祈烽作為新華社第二把手，和社長梁威林直接領導過「澳門一二三事件」，逼使澳葡政府投降。不過文革結束後，港共希望修補跟殖民地政府的關係，祈烽更不惜將「反英抗暴」責任推給林彪。

報道指1978年9月30日，祈烽在一個慶祝建政二十九周年籌委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參加者共335人。由於是港共高層公開談話，內容引起廣泛注意。「祈烽在會中明確表示，中共中央認為1976年的『反英抗暴』是錯誤的，主要是受了林彪集團的利用。他說，當時林彪知道港澳工作是由周總理管的，所以乘著毛主席正集中精力於文化大革命的時機，搞出這個事件，企圖讓周總理為難。」

報道又引述了講話提到的鬥爭激化內情：新蒲崗塑膠花廠勞資糾紛本來可以透過談判解決，但是新華社領導們唯恐落後，加上工聯會拒絕勞工署調停，只是不停鼓吹群眾鬥爭。祈烽的公開發言等於將義無反顧的群眾一棍打死，個人責任卻一句不提。祈烽更強調中英關係空前良好，需要發揮香港美好一面，即維持中共「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的政策，有利於「四個現代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