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哈馬斯這個恐怖主義組織，很多人不明白為甚麼講人道的歐美國家，竟然還有人支持同情這種喪心病狂的極端主義暴徒，認為他們是受害者？

我想原因很多，也很複雜，並因人而異。

其中一個原因，是認為哈馬斯相對於以色列猶太人而言是弱者，因為在高牆和雞蛋之間，他們應該選擇雞蛋。這類人很多是理想主義者，追求社會正義，認為做人要鋤強扶弱。不過有個問題是，弱並不等於善，見弱就扶，不求真相，不問是非，也有可能扶錯對象。弱者未必都在正義的一邊，看來勢弱的一方可能並非都是無害的雞蛋，也有可能是邪惡的魔鬼蛋，雖弱其實很邪惡，一旦孵化出來成長壯大就是人類的禍害。中共就是典型一例。

中共誕生之初，也很弱小，但已非常的邪惡，最初的紅色政權「中華蘇維埃」被國民黨重軍包圍，只能退縮在多個省交界的窮鄉僻壤鬧革命。記得好幾年前，有個香港朋友問我，中共早期所謂的「革命根據地」為何都是「鄂豫皖」、「湘鄂西」、「陝甘寧」之類奇怪名字。其實不難理解，因為當時中共紅色政權只能在這些三不管地方傖惶度日，甚至還被迫逃到深山密林的井岡山與山大王結盟，以求一個棲身之地。看起來好像很可憐。

但在弱勢時候的中共已非常邪惡，被強者追著打的這位「弱者」非但不可憐，反而窮凶極惡，殺人如麻，不止殺敵人，更是血腥殘殺自己的革命同志，不斷展開內部大清洗。此處僅引中共眾多蘇區其一，即毛澤東直接控制的江西中央蘇區為例。據中共大將蕭克回憶，中央蘇區在打AB團的一次肅反就殺了10萬紅軍。毛澤東死後的1983年，在肅反中被中共自己人殺害的紅軍追認為烈士，僅江西一省即有23萬這樣的烈士。這還不包括很多無名無姓無法追認的枉死者。

曾任中共軍隊總後勤部長的邱會作回憶錄說，毛澤東率領的紅一方面軍在國民黨第五次圍剿中遭到慘敗倉惶向西北潰逃開始長征時，為防逃跑計劃洩露，在出發前展開了一次大屠殺，殺掉上萬名被懷疑不可靠或者受傷無法自己行走的士兵和下級軍官，造成著名的瑞金「萬人坑慘案」。邱會作當時在中央保密局工作，他也差點被殺掉。邱會作後來回憶說，長征前夕，紅軍內部恐怖氣氛達到高潮，人人自危，都怕說錯話做錯事被幹掉。

這些數據只是江西蘇區一處和很短時間的局部紅色恐怖，但已相當令人不寒而慄，不過比起曾經貧弱的中共壯大建立政權後的紅色恐怖，只是小巫見大巫而已。中共上台後、因土改、三反五反、鎮反、反右、文革，以及大大小小無數的「運動」，被殺害及非正常死亡的人數可說是創造了歷史，估計至少三千多萬，最高可以達到六千萬，而且是非戰爭時期，可以說是破了人類歷史殺人的世界紀錄。

這樣一個邪惡政權本來有可能被消滅於萌芽狀態。中共在國共內戰前期階段是被國民黨壓著打，追著打，在第五次被圍剿時幾乎被消滅，差一點就退出歷史舞台。當時中共紅軍傖惶西逃，被迫進入生態惡劣、漢人無法生存的川藏高寒無人區，爬雪山過草地，受盡磨難，到達陝北已奄奄一息。為了活命，中共派出西路軍，期望打破突圍，開闢一條通往蘇俄老子獲得救援的生路，結果西路軍全軍覆沒在祁連山下的漫漫黃沙中。而國府大軍還在以泰山壓頂之勢予以圍剿，必欲置之於死地。

很多人說，歷史不能假設。但我們無妨假設一下，如中共當時就此結束生命，後來的中國會怎麼樣？

往壞處想，當然也會有動亂，也會有貧窮，不會天下就此太平，但至少不會有非戰爭時期三千萬至六千萬人的非正常死亡，也不會有至今屹立不倒的黨國皇權制度，以及中國民主夢的遙遙無期。往好處想，今天中國大陸很有可能就是另一個富裕而又民主的台灣，或接近台灣的一個次理想社會。

很不幸，歷史對中國人民很無情，就在惡魔蛋會被砸破而壽終正寢之時，突然爆出一個西安事件將歷史扭轉，給了當時弱者（中共）一個喘息機會，結果也斷送了中國民主路的生機。現在回頭來看這段歷史，只能扼腕痛惜，長歎不止，哀命運對中國大陸人民何其不公。大陸網友回憶這段歷史，只能調侃式地苦笑「蔣公剿匪不力」，留下後患無窮。

蔣介石當時可能是對中共認識最深的人。1923年他被孫中山派往蘇聯考察了3個月。出發前他是親蘇左派，還被共產國際選為榮譽執行委員，成為共產國際中地位最高的中國人，但蔣3個月的考察完畢，對蘇聯有了深入認識，非常反感，從此不再親蘇，成為終身反共者。

按照蔣對蘇聯和中共的認知，他當然不想終止剿共，而且勝算在握，滅共只在最後一役。但在日本侵華大勢下，全國人民迫切渴望結束內戰，一致對外。有話語權的許多公知和當今許多左派人士一樣，認識不到中共這個暴力集團的邪惡，只求止戰實現國內和平，形成了強大的輿論壓力，最終迫使蔣介石放棄剿共，開始國共和談。蔣的滅共最終功虧一簣，他留下終身遺憾，也誤盡天下蒼生。

當年也有很多思想左傾前進的國際友人「站在雞蛋一邊」，同情弱者中共，幫助中國做宣傳，如寫《西行漫紀》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對扶持中共，延續並壯大其壽命貢獻頗大。如斯諾仍在世，面對今日的中國，他會作何感想，是死不認錯，還是有所悔悟？不過他的第二任妻子因六四事件已與中國反目。

現在，就在哈馬斯面臨滅頂之災時候，和平主義者要求停戰，要求談判。如果我們認為哈馬斯就相當於當年的中共，我們就不能期望哈馬斯會改弦易轍，不能期望其壯大後不會帶來更大的災難。現在是哈馬斯面臨滅頂之災的時候，我們應不應該給其喘息機會，讓其可以東山再起給中東地區帶來更大的災難？這是一個現在全世界不得不面對的嚴峻現實。

當然另一個必須面對的現實是，在除惡務盡之時，如何要不傷害到或少傷害到無辜平民。這不是甚麼有些人譏諷的「聖母婊」之類的問題，因為這也是文明與野蠻的分界線。文明是有所為有所不為，只有野蠻者才目的一切，手段不擇，既然是對付野蠻的極端主義暴力集團，就不能以野蠻對野蠻，將自己降低到極端暴力集團的程度。如何做到除惡又不傷及無辜者，確是一個很大的難題，但也無法迴避，這相當考人智慧。◇

（本報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旨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目的是促使矯正或消除這些錯誤或缺點，循合法途徑予以改善，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它社群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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