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消亡？俞敏洪滿身傷痕

俞敏洪半生事業起起落落，看似有驚無險，但福禍相依，在人生的驚濤駭浪中，他「有教無類」的志向已脆弱得不堪一擊，在時代的大背景之下，新東方的轉型是重生？還是消亡？見仁見智，不管怎樣，俞敏洪成了一個富有悲情色彩的符號。

俞敏洪的新東方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在許多人眼裏，它既是民辦教育的成功典範，又是財富的象徵。掙了大錢的俞敏洪曾在2021年6月的一檔訪談節目中表示，新東方的教學重心將向中國農村傾斜，盡自己之力彌補農村地區教育資源匱乏的現狀，不讓農民的孩子輸在人生的起跑線上。

然而，一個月後中共就拋出了「雙減政策」，民辦教育被一棒子打死了。俞敏洪被迫帶領新東方在一片混亂中左突右衝，最後，終於轉型為與教育不搭邊的「直播帶貨」，但新東方僅存的一些邊緣化的教培業務仍未能逃脫中共的狙擊。

8月10日，廈門市文化局認定，新東方免費供學員內部使用的教學小冊子為「非法出版物」，沒收小冊子75本，並罰款3,500元。幾乎在同一時間，杭州新東方線下課程被一名網紅舉報而被迫停課，此事還波及到其它一些地區的新東方分支機構也不得不停課退款。

許多人認為，中共打擊民辦教培是割韭菜。但其真正原因是中共不能容忍任何不受體制管控的教育體系存在。

農民子弟艱難求學

俞敏洪1962年出生在江蘇省江陰的一個農民家庭，父親是木匠，母親是生產隊婦女隊長。俞敏洪原本有一哥一姐，但哥哥4歲時得肺炎不幸夭折了，母親因此對他格外地呵護疼愛。

在俞敏洪的嘴裏，他有個了不起媽媽。俞母非常勤勞，常常白天帶著生產隊的人幹農活，晚上回來還要照顧孩子、操持家務。在那個饑貧交迫的年代，生存的危機幾乎伴隨俞敏洪整個童年，他也深深體會到農民的艱辛和生活的不易。

母親把希望都寄託到孩子身上，不願意讓兒子像自己一樣，一輩子都困在農村，做一個沒有任何社會地位、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

但現實是，少年時期的俞敏洪連讀高中的資格都沒有。當時中共規定，在農民子弟中，每家只能有一個孩子可以讀高中，而俞敏洪的姐姐已經從高中畢業。因此在他小學畢業時，走到了自己完全不能左右的第一個人生轉折點。

也許是巧合，也許是上天的垂青。正巧村裏一個女孩放棄了讀高中的機會，俞敏洪的母親立刻跑去找公社書記、找校長，終於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把俞敏洪送進了高中。

後來，在復考兩次後，俞敏洪考上了北京大學的西語系，俞母異常興奮召集全村的人吃了整整一周的流水席。

創業難兩次死裏逃生

北大畢業後俞敏洪留校在外語系教英語，不過，因為他在校外辦輔導班，受到學校嚴厲的批評和處分，在1991年的時候被迫辭職。

離開北大後，俞敏洪與一個叫東方大學的民辦學校合作開辦培訓班，學校提供牌照，他上繳15%的利潤作為回報，名曰「管理費」。他在中關村第二小學租了間平房當教室，在外面擺一張桌子，放一把椅子，「東方大學英語培訓班」就正式成立了，這一年俞敏洪29歲，他本想掙一筆錢然後到美國留學。

不過，隨著辦培訓班賺的錢越來越多，俞敏洪放棄了越洋留學的念頭。1993年，在一間10平米透風漏雨的小平房裏，俞敏洪創辦了屬於他自己的北京新東方學校。僅僅兩年之後，新東方的年收入就已經超過了一千萬元，俞敏洪自己都沒有想到，會有如此耀眼業績。

接下來的數年裏，老師、學生越來越多，新東方越做越大，成為民營教培行業的巔峰。到2000年，新東方學校已經佔據了全國50%的出國培訓市場，年培訓學生數量達20萬人次。

在「雙減政策」頒布前一年，新東方以1225億元人民幣在《2020胡潤百學‧全球教育企業家榜》市值過百億的上榜教育企業排名第3名。

俞敏洪的創業過程同樣充滿艱辛，而且還遭遇兩次搶劫，差點就此命歸黃泉。

1998年，新東方報名人數最多的時候集中在周末，財務部門會收到一堆的現金，但當時銀行在周末不對公司開放，而學校又不安全，俞敏洪就把錢拿回家。但他剛到家門口，就被幾名歹徒從後面用槍頂著頭，胳膊上還被注射了足以撂倒大象的麻醉劑，他暈倒後200多萬現金被搶走。

當時有好幾人死於這種麻醉劑搶劫案件，不過，俞敏洪竟然慢慢醒過來了，他被繩子捆綁著，碰巧這時響起電話鈴聲，俞敏洪掙扎著用下巴接聽電話，他向對方求救後又暈了過去。再次醒來時，已經躺在醫院的病床上。醫生都說，他被注射了這個劑量的麻醉劑還能活過來，堪稱奇蹟。

經過這次事件，俞敏洪請了一個練過武術的人當司機兼保鏢，但是，沒想到第二次搶劫很快又來了。

1999年的一個夏天，俞敏洪和保鏢剛到家，幾個人就衝了過來，其中一人用槍頂住了俞敏洪的腰。保鏢一邊和另外幾個拿匕首的人對打，一邊大聲呼喊，俞敏洪下意識地抓住頂在腰上的槍。由於驚動了鄰居，最終劫匪落荒而逃。

兩次死裏逃生，可見俞敏洪真的是命大。不過也深深刺激了他，那段日子，在惶恐中不斷反思人生，並寫下了這樣一句話：「我曾走在崩潰的邊緣」。

辦培訓犯了中共的大忌

在官辦的學校裏沉悶的課程，在新東方老師的講解下變得生動有趣。但在授課的過程中，老師和學生的思想、言論開始掙脫共產黨灌輸的意識形態的範圍。而這是中共所不能容忍的。

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初就已定下，教育系統只能是黨的灌輸工具，不能有任何自主性。上世紀50年代初對清朝平民教育家武訓的批判就是個典型的例子。

武訓，生於道光年間，他用行乞38年攢下的資財建立了三所學堂，專門招收貧困子弟，並且不收分文。為表彰他的善行義舉，光緒皇帝封武訓為「義學學正」，賞穿黃袍馬褂，又敕建「樂善好施」牌坊。

1951年初，由趙丹主演的電影《武訓傳》公映，受到普遍好評。然而，第二年，中共就開始大批《武訓傳》，污衊其為「毒草」。文革期間，武訓的老家——山東冠惡縣的紅衛兵砸開武訓的墓，抬著骨頭去遊街，然後焚燒成灰，隨意揚棄。

今天，中國社會黃、賭、毒氾濫，共產黨不管，但卻偏偏不能容忍民間機構進入基礎教育領域。

2021年7月官方以「雙減」的名義，將中國教培行業打入冰谷，俞敏洪多年的心血和他創辦的新東方在一夜之間幾乎被徹底清零。在六個月內，新東方出現近9億美元的虧損淨額。俞敏洪在微信公眾號「老俞閒話」上透露，雙減之後，新東方的市值跌去90%，營業收入減少80%，員工辭退6萬人，退學費、員工辭退N+1、教學點退租等現金支出近200億人民幣。

有數據顯示，2019年12,000家課外培訓機構倒閉。其中，韋博英語訓機構大面積關停，圖為西安市的一處。（大紀元資料庫）

雙減頒布那年俞敏洪已年滿60歲，他在生日那天說，「我尊重命運的安排，但從不屈服於命運的專制。」接著，他又在幾天後的教師節稱，這是他心裏最難過的一個教師節。俞敏洪說，自新東方成立以後，每年教師節都會給全體老師寫信以表感謝，而今年不敢再給老師們寫信了，因為「很多老師都失業了，未來還會有更多老師從新東方離開。」看著自己大半生的心血面臨被「清零」，俞敏洪的心中既悲涼又憤怒。

他的遭遇不禁讓人想到中國經濟學家向松祚諷刺中共打壓民營經濟的一段話，「需要我們是無奈的選擇，消滅我們是崇高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