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一生活了101歲。他出生於清末,在中華民國時代生活了37年,在中共統治下生活了56年。

但他的代表作《家》、《春》、《秋》等,都是在民國時寫成的。在中共建政後,直到晚年寫出《隨想錄》,半個多世紀,傳世之作很少。

主要成就在民國

巴金1904年11月25日,出生在四川省成都市正通順街一個大戶人家。

1920年8月,考入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學習英文;1927年,留學法國;1934年,留學日本。

1921年4月1日,發表第一篇文章《怎樣建設真正自由平等的社會》。1929年,第一次以「巴金」的筆名在《小說月報》發表中篇小說《滅亡》。

巴金作為一個作家、出版家、翻譯家的聲名,是在中華民國時代建立起來的。他的大多數作品都是在這個時期完成的。

比如,他的10本長篇小說,10本中篇小說,12本短篇小說集,15本散文集,26本譯著,2本自傳與回憶錄,2本論著,都是1949年前出版的。

緊跟中共留污點

1949年中共建政前,巴金是一個相對單純的作家;但在中共建政後,巴金卻成了作家裏的官,且官越做越大,當過上海市文聯副主席、中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

從中共建政一直到文革爆發前,巴金緊跟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部署,積極投身毛髮動的大大小小的政治運動;他還經常率中國作家代表團出國訪問,並接待來訪的外賓。

1966年文革爆發不久,巴金受到衝擊,被作家協會指令參加「運動」,繼而被關進「牛棚」,只能寫交代,被剝奪寫作的權利,被抄家,被批鬥,過著被稱為「牛鬼蛇神」的艱難日子。

1968年夏,他在上海全市電視批鬥大會上被批鬥。之後被送到松江、奉賢等地農村從事體力勞動。1972年8月13日,他的夫人蕭珊在屈辱中病逝。直到1976年10月,毛澤東的妻子江青等「四人幫」被拘捕,他才重獲寫作的權利。

1976年「文革」結束後,巴金曾感嘆道:「十七年中(1949-1966)沒有寫出一篇讓自己滿意的作品。」

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前所長劉再復回憶說,1988年5月,他到上海開會,曾登門拜訪巴金,並告知,《文學評論》準備發一篇《評巴金近三十年來的創作》的文章。巴金立刻嚴肅地說:「千萬不要發表,近30年來,我寫的都是遵命文學,沒有甚麼值得評論的。」巴金拉住他的手說:「我是愈緊跟愈寫得不好啊。」

巴金最大的污點是,在毛澤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中,遵命寫了不少跟風批判的東西。比如:

1955年,毛髮動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時,他寫過批判他的老朋友胡風的文章《必須徹底打垮胡風反黨集團》;寫過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骨幹成員、作家路翎的文章《談別有用心的〈窪地上的戰役〉》。

1957年,毛髮動「反右派運動」時,他寫過批判右派份子的文章《中國人民一定要走社會主義的路》,參與了對文藝界知名人士孫大雨、馮雪峰、丁玲、艾青等的批判。

1966年,毛髮動文化大革命後,他曾對他的朋友柯靈等落井下石。

1956年,作家柯靈應統戰部和文化部的要求,寫了一個電影劇本《不夜城》。文革時,《不夜城》被點名批判為大毒草。當時上海文藝界領導指名要他寫一篇批判文章。他寫了,發在《文匯報》上。其中寫道:

「文藝工作者必須認真地改造自己、你不遵守毛主席的文藝方向,不能同工農兵打成一片,不能取得工農兵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為工農兵服務。你不為工農兵服務,就要為資產階級服務;你不宣傳無產階級思想,就會宣傳資產階級思想。不管是有意或無意,你就變成了資產階級的代言人,替剝削者講話。《不夜城》是這樣,《林家鋪子》也是這樣。」

晚年難得是懺悔

十年文革結束後,巴金已是70多歲的老人了,雖病魔纏身,仍以頑強毅力,寫了他晚年最重要的作品《隨想錄》,歷時8年,共計42萬字。

1978年底,巴金在香港《大公報》開闢《隨想錄》專欄。從1978年12月1日寫出第一篇《談〈望鄉〉》,到1986年8月20日寫完最後一篇,即第150篇《懷念胡風》。

然後,以每30篇編為1集,共出了5集,依次為《隨想錄》、《探索集》、《真話集》、《病中集》和《無題集》。

其中最閃光之處有二:一是講真話,二是懺悔。

關於講真話。巴金寫道:「我們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空話說得太多。寫作了六十幾年,我應當向寬容的讀者請罪。我懷著感激的心向你們告別,同時獻上我這五本小書,我稱它們為『真話的書』。我這一生不知說過多少假話,但是我希望在這裏你們會看到我的真誠的心。」

關於懺悔。文革結束後,上世紀80年代,許多中國作家作品的主題是:我控訴。但巴金作品的主題卻是:我懺悔。

他曾經講:不懺悔,是我們民族的弱點。這一點我們確實應該向德國人學習。他們不認為法西斯是希特拉一個人的責任,而是全德意志民族的恥辱,而我們卻把一場民族的悲劇推到林彪、「四人幫」幾個人身上。

巴金的懺悔貫穿在《隨想錄》中。他寫道:

「印在白紙上的黑字是永遠揩不掉的。子孫後代是我們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對甚麼錯誤我們應該負責,他們知道,他們不會原諒我們。20世紀50年代,我常說做一個中國作家是我的驕傲。可是想到那些『鬥爭』,那些『運動』,我對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為之吧),也感到噁心,感到羞恥。」

「今天我回頭看自己在十年中間所作所為和別人的所作所為,實在不能理解。我自己彷彿受了催眠一樣變得多麼幼稚,多麼愚蠢,甚至把殘酷、荒唐當做嚴肅、正確。我這樣想:要是我不把這十年的苦難生活作一個總結,從徹底解剖自己開始弄清楚當時發生的事情,那麼有一天說不定情況一變,我又會中了催眠術無緣無故地變成另外一個人,這太可怕了!這是一筆心靈上的欠債,我必須早日還清。」

「我完全用別人的腦子思考,別人大吼,『打倒巴金』,我也高舉右手響應。這個舉動我現在回想起來,覺得不大好理解。但當時我並不是做假,我真心表示自己願意讓人徹底打倒,以便從頭做起,重新做人。我還有通過吃苦完成自我改造的決心。我甚至認為『造反派』不理解我這番用心感到痛苦。」

「奴隸,過去我總以為自己同這個字眼毫不相干,可是我明明做了十年的奴隸……我就是『奴在心者』,而且是死心塌地的精神奴隸。這個發現使我十分難過!我的心在掙扎,我感覺到奴隸哲學像鐵鏈似地緊緊捆住我全身,我不是我自己。」

「我明明記得我曾經由人變獸,有人告訴我這不過是十年一夢。還會再做夢嗎?為甚麼不會呢?我的心還在發痛,它還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夢了。我不會忘記自己是一個人,也下定決心不再變為獸,無論誰拿著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進入夢鄉。」

作家蕭乾說:「巴金的偉大,在於敢否定自己。」

作家金庸說:「巴金的偉大之處就在於敢於用作品解剖自己的靈魂。」

遺願未了成憾事

1986年,巴金在《隨想錄》中,提出建立「文革」博物館的構思。他寫道:

「建立『文革』博物館,這不是某一個人的事情,我們誰都有責任讓子子孫孫,世世代代牢記十年慘痛的教訓。『不讓歷史重演』,不應當只是一句空話,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記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一座『文革』博物館,用具體的、實在的東西,用驚心動魄的真實情景,說明二十年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究竟發生了甚麼事情?讓大家看看它的全部過程,想想個人在十年間的所作所為,脫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來面目,償還過去的大小欠債。沒有私心才不怕受騙上當,敢說真話就不會輕信謊言。只有牢記『文革』的人才能制止歷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來。」

1995年,「文革」30年前夕,年過九旬的巴金給大型圖錄《「文革」博物館》一書寫了後記。這本書分上、下集,於1995年年底出版。書中收錄了數千張歷史照片。這是迄今為止關於「文革」歷史的資料最齊備、敘述最有力度的著作之一。

巴金對這本書的編者楊克林說:「(建『文革』博物館)這件事應該做,『文革』博物館每一個地區都應該建立。」

但是,從巴金提出建「文革」博物館至今,37年過去了,巴金遺願未了。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因病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享年101歲。

結語

當今中國,從中共最高層到最基層,許多人的思維定勢仍然是:錯的都是別人,對的都是「老子」;拒絕懺悔;滿嘴假話;誰講真話打擊誰;文革餘毒沉渣泛起。

巴金雖然有他個人、歷史和時代的侷限性,但畢竟,在十年文革結束後,在極左思想的影響仍然很大的情況下,他能夠反思文革,懺悔自己做過的錯事,倡導講真話,反覆提醒後人警惕文革悲劇重演,這些都是難能可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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