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蒂芙尼‧布蘭南的推薦下，我觀看了由吉米斯圖爾特和瑪琳黛德麗主演的《天空無路》（1951）。這絕對是一部精彩的電影，實景展示了1951年商業飛行的奢華—舒適、服務和寬敞的空間。在這些場景襯托下，讚揚了堅持科學精神的可貴。

斯圖爾特飾演了一位科學家。根據他的理論，他算出在經歷了一定里程的飛行後，飛機存在真正的危險，機尾可能在飛行途中脫落，導致所有乘客死亡。當時的情況是他不能完全確定事故一定在何時發生，因此他必須在道德和明智之間作出選擇。他是相信自己的計算結果，盡一切可能結束這次飛行，還是順從普遍的共識，認為飛機是安全的？

他勸說飛行員降落以檢查飛機，為了防止繼續飛行的危險，在降落期間故意損壞了飛機，由此給自己帶來了一堆的麻煩。他被看作是一個瘋子，而且是一個危險的瘋子。因此，禁止他乘坐即將搭乘的航班，並被帶去問話。

與此同時，他的實驗室一直在做一個實物測試，來驗證他的理論。就在他被徹底羞辱之前，測試項目出了結果，機尾掉下來了。

這是對科學和科學精神的絕妙讚美，而科學精神往往必須違背普遍的共識。這正是目前對科學態度的偏離之處，即每個人都需要順從大多數人的意見。這是很荒謬的，真正的科學家是通過計算、證據來證明的。

這個主題在我們的時代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三年前，世界各國政府發現他們可以罔顧公共衛生科學和歷史經驗，實施封鎖。一個嚴肅的科學家面對這種情況應該怎麼做？現實是，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為了他們的資助、名譽、媒體信譽和專業地位而順從了政府的決定。

只有極少數人敢公開反對這些令人震驚的政策。他們為自然免疫力辯護，譴責對人權的侵害，提出需要考慮不同年齡段的不同風險，並引用傳統的公共衛生原則。然後，他們碰壁了。他們都被置於這部電影中吉米‧斯圖爾特的處境，為他們的「錯誤想法」受到譴責。許多人失去了他們的工作，面臨著邪惡的「公眾譴責」。

今天，三年後，他們成為了英雄。而且不僅僅是科學家，還有記者、律師、醫生和許多其他人。你可以在加布里埃爾‧鮑爾（Gabrielle Bauer）撰寫的《盲視2020》中讀到他們中許多人的事跡。還有更多的人沒有出現在她的書中，但他們的名字現在已經成為傳奇。他們是英雄，因為他們堅持科學原則而不是隨波逐流。

這個教訓已經很深刻，但人們總是屢教不改，人性、國家權力和群體的盲動驅動人們忘卻這些教訓。

轉過來，讓我們祝賀一下蒂芙尼‧布蘭南為自己開闢的精彩世界。她是一位出色的影評人，她在做老電影的評論，挖掘這些老電影的新心意。她的評論實在是太好了，對於像我這樣的人來說，她在《大紀元時報》的欄目是非常有價值的。任何一個需要看電影的夜晚，你都可以翻閱她的文集，如你所願，找到你想要的影片。

除了幫助你找到好電影之外，她的這些評論還有一個目的。她是荷里活曾經有過的電影製作海斯守則（Hays Code）的擁護者，該守則在1935年後開始約束電影內容、對話和電影中的服飾。20世紀50年代中期的這個守則被人遺棄了，現在似乎沒有人還會想到它。

她的觀點偏離當今主流，雖然我並不同意她的觀點，但我尊重它。前期的電影也很驚險，比如《黃金大盜》系列，巴斯比‧伯克利的編劇很有新意，我很喜歡這些電影。

採用海斯守則也不純粹是為了文化的目的，荷里活是被動的。除非電影業自律，否則華盛頓威脅要實行審查制度和反托拉斯立法，因此，該準則是為了阻止政府干預的防衛舉動。

可以肯定的是，該守則約束下一些電影製作有了迷人之處，上面的斯圖爾特電影就是一個例子。科學家在飛機上遇到一位美麗的空姐，她來到他家，想留下來過夜。科學家表示這樣可能不太好，所以（這一點你可能不會相信）她自願換上護士的服裝，這樣鄰居們就會認為他只是因為健康原因請了護士。

我相信製片人對第一次世界大戰遺留下來的性感護士的老套路很感興趣。顯然，它通過這種方式繞過了審查員的審查，讓這種護士情節出現在了電影中。違反規定嗎？確實沒有。通過這些電影，追蹤海斯守則的發展軌跡很有意思。製片人總是想辦法找到繞過它的方法，結果電影情節變得非常有創意。

另一方面，所有這些合規性是有代價的。例如，在這部電影中，人們可以肯定的是：1）愛情的結局是婚姻，2）好人會得到平反，3）影片中的好人都不會面臨可怕的死亡，如飛機墜毀。這意味著，電影不會有意料之外的結局。我覺得這相當乏味，沒有想像力。守則確實阻礙了藝術創造力。

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海斯守則還有一個問題。所有在1935年至1955年左右製作的電影似乎都有一種總體上的清規戒律，只有一些非常微妙的例外。表面上看，如果你是站在20世紀60~70年代或稍晚些年十幾歲孩子的角度，你可能會覺得那個時代的人都非常拘謹，不習慣任何真正的悲劇或不受懲罰的不當行為。

這種情形導致了這些孩子認為，在他們之前的社會除了天真的假正經之外甚麼都沒有，那麼就會像後來幾十年裏的許多人一樣，相信自己是有史以來第一代活得很好、很自在的人，從而撲向全面的文化反叛。這不是一個可笑的假設，這就是他們在觀看二十多年前製作的電影時，可能產生的膚淺觀感。

對照上述情形，我們反觀現實：在新的荷里活，準則並沒有真正消失，而是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嚴格，更加強制，只是導向非常不同。你看到的每部電影都是同樣套路的醒目樣本：同性愛的利益、變性宣傳、種族象徵主義、對傳統性別觀念的顛覆、對商人和華爾街的攻擊、對真正的男子氣概特別是白人男子的污名和抹殺，以及對所有與DEI（多樣性、平等與包容性）、ESG（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和後現代囈語的整體推廣。

這是新的準則，它令人難以忍受。它比舊的守則更加絮叨和教條，以至於你覺得每次去看電影都變成了就是要你相信推給你的政治、文化和道德觀念，這確實令人難以忍受。

因此，在這一點上我將追隨布蘭南女士，舊守則比新準則要好得多。上面提到的這部電影就是數百部證明這一點的電影中的一部。在可預見的未來，對我來說，這將是經典。

作者簡介：

傑弗里·塔克（Jeffrey A. Tucker）是總部位於德薩斯州奧斯汀的布朗斯通研究所（Brownstone Institute）的創始人兼總裁。他在學術界和大眾媒體上發表了數千篇文章，並以五種語言出版了10本書，最新著作是《自由抑或封鎖》（Liberty or Lockdown，2020）。他也是《米塞斯之最》（The Best of Mises）的編輯。他還定期為《大紀元時報》撰寫經濟專欄，並就經濟、技術、社會哲學和文化等主題廣泛發聲。

原文：Hollywood’s Old Code Is Better Than the New Code 刊登於英文《大紀元時報》。

本文所表達的是作者的觀點，不一定反映《大紀元時報》的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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