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官方媒體近期連續發文,鼓動城市青年到農村「振興鄉村」。時政評論人士表示,「文革」已捲土重來,在中國經濟面臨困境、大批人口失業的情況下,中共通過語言包裝和各種欺騙手段,試圖讓中國的年輕人感到充滿希望。然而,現在的中共已沒有能力把城市青年硬塞到農村。
《中國青年報》4月4日的一篇文章聲稱,出生於1997年的女生張桂芳一夜之間走紅,連帶中國河南省鶴壁市三家村也火了。文章稱,張桂芳在24歲時當上了三家村村幹部,她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為村民處理瑣事。
報道稱,張桂芳擔任村幹部的前幾個月很不適應,但現在則認為這份工作「越來越有意思」,並且積極向想要加入鄉村振興事業的同齡人分享她的經驗。該報還稱,張桂芳「在農村造『彩虹』」。
3月31日,《中國青年報》刊文稱,貴州籍大學生以幫助家鄉滯銷的黃桃等產品打開銷路、應聘鄉鎮團委副書記職位等方式「紮根基層」。3月27日,該報刊文稱,一批大學生畢業後返鄉創辦農民合作社,藉助科技幫農民更好的種地,現已成為「返鄉新農人」。
在微博上,「如何吸引更多人才返鄉」現已成為討論話題,其中諸如「90後海歸女孩讓家鄉農業『潮』起來」,「這個00後村醫成了村民的『小棉襖』」,「95後女生畢業後當上農機手」等文章皆出自《中國青年報》等中共官方媒體。
今年2月20日,中共廣東省團委召開「廣東青年助力高質量發展動員會」,並在會上發布所謂的「三鄉行動」。該行動以青年入縣下鄉為主要目標,要求到2025年底廣東省要累計組織10萬名青年下鄉,讓在外的10萬名青年返鄉,培訓10萬名青年提升興鄉技能。
旅美時政評論人士陳破空表示,「文革」已經以人們不認識的方式捲土重來,中共通過語言包裝和各種欺騙手段,讓這些青年感到充滿希望。
陳破空近日在他的自媒體政論節目中表示,中共不會輕易使用「上山下鄉」等詞彙來鼓動年輕人,而是使用「高質量農民」、「鄉村振興」和「高質量發展」等詞彙,讓年輕人感到鼓舞和有幹勁,因此前往農村,「但實際上就是一條老路和死路」。
關注中國民主運動的月刊《北京之春》主編陳維健認為,由於中國經濟出現嚴重問題,失業人口規模龐大,這些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因此中共想要他們到農村去。
「經濟原因會引起社會動盪。」陳維健4月5日接受大紀元記者採訪時表示,年輕人找不到工作,整天閒在家裏,身上肯定沒錢,只能依賴父母,他們的生活沒有出路。而中共會把他們視為造成社會動亂和刑事犯罪增加的「不安定因素」,但卻沒有解決辦法,於是開始大力宣傳,試圖把這些年輕人送到農村去。
中共官方發布數字稱,中國16-24歲的城鎮青年人失業率在2022年7月創下將近20%的紀錄。但外界認為,中共發布的統計數字並沒有包括農村地區。同時2022年中國的高校畢業生規模首次突破千萬,這意味著年輕人真實的失業率可能更高。
中國的一些年輕人選擇「躺平」,開始選擇收入較低、活動空間更大的工作;有些則想在公共部門就業,但因過去三年中共極端的「清零政策」掏空了地方財政,地方政府債台高築,這些青年亦面臨著異常艱難的局面。
中共的新舊版「上山下鄉」有何不同?
陳維健也表示,中共現在推行的這種運動和「文革」時期的上山下鄉有很大的不同。
他說:「毛時代有一個戶口制度,那時候都需要票證,如果誰不響應中共的號召上山下鄉,就會被取消戶口。沒有戶口、票證,像糧票都沒有的話,就無法生存。但現在情況不同了,現在沒有票證,他可以拒絕去。」
他繼續說道:「對於農村來說,以前的農村是『人民公社』,一切都是公社領導,公社屬於政府,所以它操作起來很方便。當時下鄉青年被安排到農民家,政府拿出口糧來給這些青年,這是政府行為,農民也只能接受政府的安排。但現在不一樣,現在已經分田到戶,土地屬於農民私有財產,如果政府要求農民拿出口糧給這些下鄉的年輕人,這是很難辦到的。」
「共產黨肯定會採取強制性的手段,但是做起來的複雜程度、難度是不可想像的。」陳維健說,「要把城裏的青年硬塞到農民家去,我相信中共沒有這樣的能力。」
中共的上山下鄉運動
上山下鄉運動是中共在1968年12月提出,當時「文化大革命」(簡稱「文革」)已經進行了兩年多。由於「文革」的極端破壞性,中國的一切社會秩序陷入了混亂和停滯中。
由於連續三屆畢業生(66屆、67屆、68屆)無法畢業離校進入社會工作,學校已經積壓了大學、高中、初中的大量畢業生,導致學校無法再招生,必須立刻把這些在校學生送出學校。另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文革」開始時,毛澤東鼓勵紅衛兵造反,目的是為打倒最高層的劉少奇等一批人。
兩年後,毛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已經達到,急於把這些過份激進的學生弄走,於是在1968年12月22日,中共喉舌媒體《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中國範圍大規模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由此展開。
1968年當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屆學生,後來被稱為「老三屆」)幾乎全部前往農村。「文革」中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總人數達到1,600多萬人,有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來到了鄉村。
把大量城市青年遣送到農村進行勞動,毛澤東藉此達到了解散紅衛兵組織的目的。但是幾千萬年輕人的青春被荒廢,無數家庭被強行拆散,這場運動也造成了各個層面的社會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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