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羅彬，原是中共外交部外派到紐西蘭的一名僱員，曾在奧克蘭中領館工作。然而，2018年5月的一天，他從中領館內成功出逃，並向紐西蘭政府申請政治庇護。在紐西蘭領土上，它國政府僱員出逃，自冷戰以來這是第一宗案例，到目前為止很可能也是唯一一宗。

時年34歲的董羅彬在奧克蘭中領館從事後勤工作，雖然職務不高，但是待遇優厚，外表光鮮。作為一名年輕的80後，為甚麼要「出逃」？董羅彬在剛剛逃離之時曾接受大紀元專訪，但是出於安全考慮，該報道被擱置。直到日前，他才決定公開他的這段經歷。

目睹慘烈鎮壓

1984年，董羅彬出生於中國河北的一個農村。由於受家庭影響，他從生下來就是一名天主教教徒，然而，中共對宗教信仰的限制甚至鎮壓，給他造成極大影響。

他回憶說，在他5歲那年，他所在村子的忠貞天主教教會（地下教會）遭到中共政府的武力鎮壓，非常慘烈。

他說：「由於歷史的傳承，我們村有80%以上的人是天主教徒。我們村之所以遭到鎮壓，是因為中共要把所有的天主教、基督教都歸屬在其『三自愛國教會』控制下。他們想把我們現有的、西方傳教士蓋的教堂拆掉，重新蓋一個政府認可的教堂，神父也要換成政府指派的。但是村民都不同意，不允許他們這麼幹。他們沒有合適的理由，就找藉口把教堂強拆了。」

所謂三自愛國教會，是中共宗教事務管理局領導下的中國基督教教會，包括新教和天主教，宗旨是「自治、自養、自傳」。也就是說中國的基督教必須是在中共領導下的、與國外的宗教團體毫無關係的宗教組織。

「其實大家都明白政府這麼幹是為了甚麼。大家不去，他們就拿各種原因要挾，於是就產生衝突，他們就開始鎮壓。剛開始來的是武警，但他們沒想到教友人多，又齊心協力。他們馬上改派軍隊過來，實施宵禁，把整個村給包圍了。只允許進，不允許出，你要出來就拿槍打你。」

「那時我才5歲，但我清晰的記得，那些當兵的讓我們把手背過去，坐在台階上，一動不許動。我們眼看著武警和當兵的打教友，包括神父和會長。白天用磚頭和棍棒打。晚上只要出來就開槍。有一個人中了好幾槍，最後跑到豬圈裏才活了下來。他現在還活著。」

「當時有一個神父，教友都想保護他，當兵的就在神父的院子裏打這些教友。打癱了無法動彈的就直接往上撂，人堆人。有被打死的，也有致殘的，鮮血都從院子裏流到了外面。」

「等我20多歲時，聽那一輩人講起這件事的時候才知道，醫院當年還接到命令，不許醫治這些被打傷的教友。有一個教會的會長本來可以治好，可是中共知道這個人是帶頭反抗的，所以就迫害他。那個會長最後變成了植物人，在床上躺了20多年直到去世。這個會長我見過幾次，幾乎是皮包骨。」

董羅彬表示，那時候由於他年紀小，並不知道到底發生了甚麼，直到長大之後才真的明白。這些事情在他們村子裏口耳相傳，但是外界知道的寥寥無幾。

他說，由於他的宗教信仰，他從小就是在受壓迫中成長起來，而且越大越感受到人性受到壓制。

「隨著年齡的增長，我發現，我們去教會都只能去別人家裏，不能正大光明的參加。神父做完彌撒都要匆匆的走，不敢逗留一刻，還要走後門。一到聖誕節、復活節或重大節日，村子裏的神父都會『被喝茶』。我們不得不找其它教區的神父，深夜把神父接過來做彌撒，即使天氣很冷。」

「不僅如此，我所接受的這些普世價值，如博愛、仁愛、為他人著想、原諒你的仇人，當我步入社會的時候忽然發現，這些價值觀完全不能被社會接受。相反，人們反而認為你有問題。這種壓抑，對常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

在毫無私隱的環境中活著

大概是2012年，在董羅彬28歲的時候，他因在網上發表了一篇文章而險些被捕。

「有一次我在QQ上發表文章，關於教會以及中國社會問題現狀的，當天晚上九時多發出去的。夜裏快十二時了，我忽然聽到家門口有很多車，有關門、下車的聲音。我本來都躺下休息了，忽然腳底冒汗，當時我就意識到有危險。」

「但他們並沒有抓我。過了一段時間我才知道，村裏的一個長者告訴我，那天晚上他們本來打算要把我帶走的，就因為我發的文章。但這位長者當時替我擔保，我才免遭此劫。那時我才明白，互聯網真的沒有自由。」

「後來有微信了，我也會轉發一些好的文章，反應中國社會現狀的，卻發現很快就被刪掉了。剛發布幾個小時再看就沒有了，甚至自己寫的東西都沒有了。我們生活在透明的世界，沒有任何私隱。這一切都埋下了我今天逃離的種子。那時，這種出走的心就已經很強烈了。離開中國，時不時的我都會這麼想。」

不如外國的狗自由

因緣際會，2016年董羅彬到了中共外交部下屬的服務中心工作。那時他就在心中暗想：遲早一天要通過他的行為讓中共丟臉。工作兩年之後，董羅彬被外派到紐西蘭的奧克蘭中領館。

2018年3月，董羅彬抵達奧克蘭。一出機場，他的護照就被領館的人沒收了。到了領館僅吃完一頓飯，上級立即對新來人員宣布「紀律」——不允許單獨外出，至少三個人以上才能出行，還要互相監督。

董羅彬解釋說，「兩個人都不行，只有三個人才能相互制約。我每次外出都是四五個人、五六個人，甚至是幾十個人，永遠是群體活動。」

「出來以後還不允許和外界的人接觸，一旦發現後果嚴重。最近發生的一個例子，被在『全館』（全世界中共使領館）通報。有一個使館後勤人員跟一位當地華人說了幾句話，被使館的武官發現了，那位當地華人還是台灣的，這個後勤人員立刻就被遣返回國了。」

除了沒有人身自由，董羅彬發現，到了國外連思想的自由都沒有。

「到了奧克蘭中領館之後，每周都會讓你看一些中共的宣傳片，不斷的給你洗腦，加強所謂的『思想教育』。」

「領館工作人員的工作、生活全部都在圍牆之內，不能看當地的報紙，不能瀏覽海外的網站。我們的手機卡都是領館給的，使用的互聯網都是中國的設備，每個辦公室的代碼都不一樣。總領事還說過，你們在這裏的所有活動都是透明的。所以我覺得，這裏跟國內沒甚麼區別，甚至比國內還有過之。」

「領館裏邊也不是外交部一家獨大，據我所知還有中國不同省派過來的，對外屬於（中共）宣傳部或者文化部。你也不知道他甚麼身份，即使知道表面身份，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幹甚麼的，也許其中就有間諜或特務。大家的工作不同，互相監督，就是要營造這種氛圍，讓人非常緊張，所以大家連說話都低聲下氣的。」

「我們的工作看上去好像很體面，出去穿的光鮮亮麗，其實不論你是後勤人員還是外交官，都活得不是人，大家都壓力很大，互相不信任。工作辛苦倒也罷了，這個環境的壓抑才令人痛苦。你明明知道，出了這個門就是自由世界，但是你就是出不去。他們還時不時地強化你的痛苦，『不能問的不要問，不該說的不要說，不該看的也不要看』。」

「他們制定所有規則的目的，就是怕自己人知道——人還可以有不同的生活方式，害怕自由世界的價值觀會影響到你。」

「中領館有一個上級領導養了一條狗，有一次在車上，他無意中說道：中國人活得還沒有外國的狗自由。」這句話從上級領導的嘴中說出來，令董羅彬感慨萬千。那時他就暗下決心：一定要跑！

在一個天賜良機中，董羅彬義無反顧、頭也不回地衝出了奧克蘭中領館。他逃走之後，不僅中領館四處找他，他在中國的家人也不斷遭到中共各級部門的盤查和騷擾。但是董羅彬心中知道，他永遠也不可能回去了。

他的妻子得知他的消息之後，始終不離不棄，獨自拉拔孩子長大。在經過幾年的艱辛之後，全家人終於團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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