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給十九歲的我》被指未經部份被訪者同意而公映，掀起了拍攝倫理爭議。2009年上映的紀錄片《KJ音樂人生》的主角、音樂家黃家正最近在網上透露，當年拒絕被拍攝家事，但導演張經緯違反承諾沒有剪走相關片段，導致他在公映後「家破人亡，無家可歸」。本報記者訪問了兩位業界人士，他們都不約而同認為拍攝拍錄片需要有同理心，導演應盡力與被訪者溝通，以及保護他們。

2月9日，黃家正在社交媒體發文，憶述《KJ音樂人生》的拍攝背景。在11歲的時候，他在香港校際音樂節勝出了一個項目，便受邀到捷克演出。導演張經緯透過中間人聯絡黃家正，隨後跟他及其父親到捷克拍攝片段。

他坦言：「那時候，完全沒有任何思緒會有任何紀錄片的誕生。但有了個新朋友，他來拍攝我，也沒有想太多」。

在11歲至17歲期間，黃家正甚少接觸張經緯。直至2007年11月，張經緯表示有台灣CNEX支持的計劃和投資，想完成一套紀錄片。黃家正在一開頭拒絕拍攝紀錄片，因為當時他和父親關係不太好。

而且他認為，若果一個年輕人被別人放在一個銀幕上講自己的想法，在鎂光燈和銀幕投射上會容易放了一個光環，太早在一個高地上被別人看著，對這個年輕人的發展不太好。

不過，2007年11月尾，在張經緯的誠意和詢問下，黃家正同意接受第一個訪問，他在家庭關係緊張的時候，說了一些對家人的不滿。

在那次訪問完成後，他立刻跟張經緯嚴正聲明：「這些片段，你一定不可以給任何人看，也不可以放在紀錄片上。」張經緯回應：「得啦，梗係冇問題啦！」黃家正強調，張當時有一至兩位助手，很肯定他們一定聽到。

2008年9月，黃家正向張經緯查詢可否看一些片段，但被他以「會影響導演剪輯的自主觀點」拒絕。同年11月，黃家正的朋友在YouTube找到預告片，開首便有他當初嚴正聲明不可放入電影的片段。

隨後，黃家正表達播出相關片段既有違他的意願，也將影響他與家人的關係，但張經緯以各種理由拒絕剪輯。

黃家正透露，在紀錄片放映後，有三年「家破人亡，無家可歸」，有一年「gap year」沒回去讀書，後來在其他人支持下才完成第二、第三年的學業。2012年，他才跟父親和好。

蔡錦源：很視乎導演 或監製的個人操守

香港電視（HKTV）前高級編導蔡錦源2月10日在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坦言，如何拍攝紀綠片，一般來說沒有通例，甚至沒有約定俗成，很視乎導演或監製的個人操守。

蔡錦源指，如果是電視台新聞紀錄片，相信不會與被訪者簽署文件達成公映協議；至於一般資訊紀錄片，電視台也不會有任何協議準備，都是靠口頭交代，因為被訪者都知道會在電視台播放，然後接受拍攝採訪；即使是跟蹤式拍攝，做法也是如此。

蔡錦源憶述，他曾製作香港電台外判節目《一班人去賣藝》，屬於跟蹤式拍攝。由於港台是政府部門，港台需要每名參與拍攝的人簽署一份協議，其中一位參與者當時只有16歲，雖然她自願拍攝，但蔡也要去聯絡她的父母解釋節目製作，由父母簽署文件。

關於播映前會否先讓被訪者觀看，蔡錦源指電視台的製作，根本不會容許被訪者預先觀看。至於電影製作，他不知道有沒有「慣例」。他個人認為，閉門讓被訪者預先觀看初剪，是道義所在。

拍攝紀錄片要有同理心

當被問及在拍攝紀錄片時應該怎樣保護未成年人，蔡錦源強調「一句話：同理心！」他認為不管是成年人或未成年人，也一樣需要保護。他形容如果將自己主觀的保護方式強加於別人，是極權的濫觴。

蔡錦源引述文天祥的名句「唯其義盡，所以仁至」稱，導演需要盡一切力量做適宜的溝通和理解，但他懷疑熱愛自己作品的導演，只會盡一切力量去令電影上映。

他直言，電影工作者對電影的「熱誠」並非一般人所理解，有些導演但求引起輿論、帶起票房，真的不會理會被訪者希望剪走部份鏡頭的要求，「有些導演視自己作品為寶貝，不容他人割走任何一片自己精心琢磨的成品」。

蔡錦源坦言自己從來不會愛上自己的製作，「我教PA（節目助理）也這樣教，我甚至反對有些導演說作品就是自己的仔女」。

蔡認為如果愛上自己的作品，就不能抽離去看作品是否能表達想原先想表達的意義；能夠抽離去看，就能夠理解被訪者，而找出義理所在，作決定刪或不刪。

顏志昇： 應與被訪者保持良好溝通

曾拍攝反送中運動紀錄片《因為愛所以革命》的顏志昇2月10日在接受本報記者訪問時表示，電影公司通常會在確認最後剪輯前與導演、編劇、監製等主要成員進行內部放映，確認最終成品，是否需要補拍、刪剪或潤飾，然後便會送審。而其他台前幕後工作人員，往往在傳媒優先場甚至首映才首次觀看完整作品。

顏志昇坦言，最理想的做法當然是在確認最終成品前，與一眾受訪者一起觀看，尤其考慮到這些受訪者往往不是演員，加上題材是否敏感。

他認為，早在開拍前和拍攝期間，導演應該一直與被訪者保持良好溝通，讓對方得悉導演的想法，透過內部放映與他們一起討論是否達至雙方預期，在藝術創作、保障及照顧受訪者感受之間取得平衡。

顏志昇強調，紀錄片是拍攝真實發生的故事，需要兼顧很多倫理道德，所以拍攝者需要有一定的專業操守及社會責任。例如要有同理心，不以損害受訪者利益來符合公眾利益。

他認為，受訪者不願出鏡有很多原因，輕則形象受損，被人認出後作出凌欺，重則面臨生命危險或牢獄之災。而保護受訪者亦有很多方法，例如打格仔、變聲、化名等等。

顏志昇認為，拍攝者與受訪者必需建立一種互信關係，如果無信任基礎，別人根本不會願意讓人拍。相反，有些受訪者願意在鏡頭前毫無保留，被視作犯罪證據也讓人拍，直誠表達內心所想。「難道他們不清楚背後的風險和代價？」因為他們相信透過紀錄片讓世人了解真相，與拍攝者建立了足夠的信任。

《因為愛所以革命》 打格保護被訪者

顏志昇憶述，《因為愛所以革命》在內部放映時，曾收過一位受訪者的律師朋友接洽，希望把其受訪片段刪走。

考慮到若片段公開後，受訪者一旦被認出會面臨被還押的風險，而貿然刪剪片段亦會影響作品的完整性和可觀性，於是顏志昇提出以打格及化名方式去處理，待受訪者本人及其律師確認過加工片段後同意才正式展開放映。

顏志昇補充指，在處理未成年人時需要特別小心和保持耐性，如果受訪者年紀小，應該跟他及家長保持良好溝通，要有同理心，尊重其意願，「這並非一紙演員合約或同意書便能解決，而是真誠的溝通，一切在雙方的信任和共識之下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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