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位70年的英女王逝世，讓世界為之駐足。讓人重新想起文化與傳統，也想起王室的作用。
也許從「實用主義」的角度上講，在當今這個以科技為先導的後工業化社會，王室既不發展人工智慧，也不製造半導體晶片； 不產糧，又不煉鋼，甚至不參與制定國策，為何還要用納稅人的錢養個王室？但年屆96歲的伊利沙伯二世辭世，卻讓人驀然回首，看到在這個現代化和工業化的民主社會裏，王室所肩負的職責和起到的作用。
英聯邦目前有56個成員國，共同遵從和平、自由、人權、平等和自由貿易等普世價值。而在過去的70年裏對於所有英聯邦成員國來說，這些價值的代表就是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
現代的普世價值根源傳統文化
回顧伊利沙伯二世的一生，人們不難發現，自由、人權和平等這些現代的普世價值，其實與傳統文化是可以並存和相得益彰的。因為，這些現代的普世價值本來就是根植和發源於傳統文化當中。帝王在歷史上的作用，不外是政權的延續和文化的傳承。在現代的民主制度下，帝王雖不再執掌政權，但仍可擔當文化傳承的作用。
反觀中國，「五四運動」在中國人的腦子裏形成了一個簡單而又固定的觀念：傳統的儒家文化是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或者說，是為帝王服務的。這當然是一種極其可笑和本末倒置的邏輯。在沒有民主的封建集權制度下，文化恰恰是對帝王言行和權力最後的、也是最有力的制衡。古往今來，沒有一位帝王能置身於文化的制約之外。
中華歷代的帝王只有符合了中華文化的主流價值，才能成為聖明的君王。而不符合這個價值的，則是昏君。孔老夫子之所以被稱為「萬世帝王師」，是因為他的學說不僅告訴了帝王們如何治理天下，更因為他的學說高高在上，是衡量所有帝王賢明與否的標竿和準繩。
記得多年前與一位來自中國體制內的學者有過一段關於「美式民主」的交談。這位學者是體制內的改良派，力主改變「人制」，崇尚依法治國。他認為，美國之所以成功，最重要的就是這個體制的法制，它與信仰和道德沒甚麼太大的關係，所以中國只要能實現法制，社會一切問題都能迎刃而解。我當時向他提了兩個問題：
一、美國歷史上有過40多位總統，其中能不能找出一位不信神的？他回答：沒有，找不出。
二、如果有一位美國的總統候選人公開講他是個無神論者，這個人還有沒有可能當選？他聽後無語。
我們不能因為歷代的中華帝王都崇尚「儒學」，就認為儒學是帝王的御用文化。這就好比：不能因為歷屆美國總統都信神，就認為基督文化是專為美國總統服務的。
美國總統在就職時要將手放在《聖經》上宣誓，英王的繼承則需要得到教會的祝福。這就是文化和信仰對總統和王位的制衡。而且英王眾多職責中非常重要的一條就是捍衛對神的信仰。
對一個還沒有法制的社會來說，以實現法制為目標沒有錯。問題是：法制只是個最低標準，一個僅僅擁有法制的社會遠遠還不能算是一個和諧的社會。這就好比一個人，如果事事、處處僅做到守法，那麼，他只能說是個暫時還沒有進監獄的人——一不小心就會進去了。一個以法制為最高標準的社會，只能說是一個以不進監獄為理想的社會。
《論語．為政》中有：「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孔老夫子說：「用刑律政令來整治百姓，老百姓會因害怕而不去觸犯律令，卻沒有廉恥之心；只有用道德禮制引導百姓，百姓們才會有好的品格。」
也就是說，如果一個社會過多地依靠法制，這個社會很可能最後會滿世界都是那種暫時還沒有進監獄的「守法公民」。這個社會的和諧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這就是為甚麼光有法制還不夠，文化更為重要；這也就是為甚麼不信神的人選不上美國總統；這更是為甚麼那些認為「傳統文化是為封建統治者服務」的人其實已經在文化上走入了死胡同。儒學的目的是為了達到一個仁愛、和諧的社會，而不是為帝王服務。
然而話又說回來了，要想在傳統文化的諸子百家中找出個把反帝王的學說，還真就難上加難。問題是：「不反帝王」與「為帝王服務」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兩個概念。故意在兩者之間劃上等號的，五四運動是最大的推手。
傳統文化為甚麼不反帝王？與其問這個問題，不如問：「傳統文化為甚麼要去反帝王？」
所謂反帝王，不就是要「改朝換代」嘛！中華五千年的歷史上，大、小朝代加起來不到二十個。改朝換代的事兒幾代人，甚至十幾代人也不定能碰上一回，試想哪個聖人、哪位先賢會為了那幾百年也碰不上一回的事兒專門去發明出一種文化來？這不是唯恐天下不亂嗎？！這種事兒，只能留給那些合縱、連橫的傢伙們去逞能。再不，就留給後世那些要「砸爛舊世界枷鎖」的亂世宵小們去動他們的歪腦筋吧！
看看當今的世界：歐洲有一大堆王室，英國和加拿大民選的首相和總理要向世襲的英王下跪，日本的王室成員則是從一出生就成為全社會關注的世襲「明星」。21世紀後工業化的民主社會尚對王室生活如此趨之若鶩，為甚麼我們就對幾百上千年前的祖先「不反帝王」如此地耿耿於懷呢？
正統的中西文化以天人關係為核心
東、西文化的重中之重是界定人與天之間的關係，其次才是人與人的關係。在這一點上，不論現代普世的「天賦人權」還是東方傳統的「天人合一」均為如此。五四運動僅僅以是否反對帝王來決定對一個文化的取捨，這無異於因小失大，撿了芝麻卻丟了西瓜。
孔子的儒學是建立在道家學說的基礎之上的，所以仁愛作為孔學的核心當然也要符合「天人合一」和「道法自然」的安排。
人來到這個世界上最早認識的人就是自己的父母，所以，仁愛當然就要從孝順自己的父母做起。當孩子長大了，對自己父母的愛就自然而然地發展成為對親戚、朋友、社區，以至於對天下人的愛。這就是孔子講的忠——孝天下。即將天下的人當成自己的父母去孝順。
在儒學中，君王的作用是天子的概念。君王必須以父事天，以母事地。所以，君王在「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的序列裏，起到了上承天地，下興忠孝的連結作用。這就是古代中華文化中君王除了執掌政權之外所肩負的道德職責。這一點，在今天的中國是看不到的。中共信仰的是無神論，在中共之上再無更高的規則存在。所以在今天的中國，是、非、對、錯的標準就是中央文件，毫無道德可言。
看中華文化中人與天之間的關係，可以從四大名著中去看：《三國演義》集中體現的是道家與儒家的思想；《西遊記》則是以佛家為主，兼蓄道家；《紅樓夢》集釋、道、儒三家之大成；《水滸傳》則涵蓋了釋、道、儒、墨四脈對天人之間不同的看法和主張。
總之，縱觀東、西文化，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在以天人關係為核心的正統中、西文化中，可以有帝王（古代），也可以沒有帝王（現代）。但絕對不能沒有天。
——轉載自《新紀元》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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