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講到,有越來越多跡象說明香港的社會文明有不少正走向瓦解的訊號。在解讀這些訊號之前,這一次先談一談令香港社會走向崩壞的體制原因。簡而言之,這是北京帶頭違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而造成的結果。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的原意,就是要把香港與國內的那個制度分開,讓香港人以香港原有的方式來繼續管理香港。但在中共那種制度下,始終擺脫不了中央要集權。加上沒有體制上的制衡,北京派駐香港的官僚,便無可避免會成為破壞一國兩制的最主要力量了。
這些中共駐港機構的官員,根本無法適應香港這個現代社會,又擺脫不了要以中國大陸那種制度習慣來處理香港的事務,結果是事事意圖干預,不斷向中央打小報告,尋求賦予更大的權力去管香港的事務,從而爭取更多資源為胡作非為提供後盾。
北京原本對這種危險不是完全沒有認知的。在回歸過程中曾經長期參與中英談判,後來在九七主權移交之後又成為新華社及中聯辦首位主任的姜恩柱,在他寫的《強國較量:中歐關係及香港回歸親歷》一書中曾經有講到,在回主權移交前的內部討論中,中共當局對中聯辦的角色曾經作出個很嚴格的限制,規定不能干預香港內部事務,不能干擾特區政府的施政。
問題是在中共那種極權及落後的體制之下,官員習慣了不受監督,不需要向人民負責,又沒有傳媒監察,不需面對公民社會的制衡,有權使到盡不會有代價,濫權就更加可以說是充滿了誘惑的各方面的效益。除了可以過盡權勢之癮外,還有很多附帶的經濟及非經濟性收益。正因如此,在中共體制之下,無論如何高調說打貪,官員貪腐都無法改變,都是越打越貪,越高層越貪。在習近平冶下,就算把打貪反腐高高舉起,也注定只會成為政治鬥爭的工具,而不會成為扭轉體制缺陷的有效措施。
而這些共幹來到香港,看到香港經濟機會處處,如果能夠在香港的行政管治體制外找到空子,讓他們可以上下其手,隨意揮動權力的指揮棒,就算不一定取得滾滾財源,也可獲取很多為其家族弄錢及建立廣泛裙帶利益的機會。所以,香港主權移交25年來,最積極破壞香港一國兩制的就是中聯辦及那些駐港機構。他們除了運用來自北京的權勢去支配那些親建制尋租的大小社團之外,在梁振英當特首年代就已經明目張膽直接插手香港的管治事務。這包括協調選舉、種票、操控建制派議員的投票取向、動員大大小小的建制組織為特區政府打邊鼓造勢。
中方官員甚至毫不忌諱與黑勢力及江湖人物互通聲氣。2014年底的時候,一直不諱言自己有江湖背景,曾經是十四K幫會雙花紅棍的電影明星陳惠敏接受了中國某電視台一個叫《老友記》的節目訪問。當時他說出了一句:「現時香港的幫會也是愛國的,也是聽國家命令的。」這句話呼應了前公安部長陶駟駒在1992年說的那句「黑社會也有愛外國的」。也說明了共幹與江湖勢力互通聲氣予以利用是中共長期的做法。一個黑社會人士可以在國內的電視台公開身份,說明江湖勢力已經成為中共管治的羽翼。
中共透過中聯辦的系統長期收編鄉黑勢力,鼓勵鄉事利益集團支持特區政府,並給予他們各種政治上的好處及利益,這一點香港人深有體會。遠的不說,2019年元朗站7.21白衣人恐怖襲擊及毆打普通市民事件發生前十天,中聯辦新界工作部部長李薊貽在出席元朗十八鄉鄉事委員會就職禮時的發言說,他「聽說有人會去元朗搞連儂牆」,又說「元朗的居民一定不會給示威者進去元朗搞事」。
當時也在場的元朗區區議會主席黃偉賢事後形容說,中聯辦等同向鄉黑勢力直接下達了動員令。跟著幾天,在元朗發生了零星的襲擊事件,而幾百個白衣人高調在7月21日在區內遊行,兩番衝入元朗站區打普通市民,整個過程特區警察袖手旁觀,事後又獲警方不記名放行,直到今天也只是幾人被檢控,說明了這件事背後的性質,根本就無從抵賴。中共官員除了親自下手干涉,直接掌控香港內部事務之外,也利用紀律部隊及黑社會勢力,作為打壓香港公民社會的左右護法或青龍白虎。
而在政治體制上,北京及其駐港官員也不斷扶殖那些品流複雜,才識低下,品德淪喪的所謂建制派。而香港那些建制派人物及組織,也在這方面予以配合。那些親中社團、建制組織、人大政協,在香港無法建立其社會的公信力及認受性,只能靠北京賞𧶽的名銜及橡皮圖章式的崗位作為政治資本,在香港這個社會根本就無法獲得市民認同。但過去25年,北京卻只能倚賴這些人作為處理香港事務的骨幹,也是諮詢香港事務的主要對象。北京當局及那些駐港官員,本身就不是透過一個符合文明社會的授權過程而身處高位,加上經常在香港人前展露他們的面目猙獰及態度可憎,根本就難以與人為善。
根據《基本法》,香港有一個應該逐步邁向普選的最高民意機構立法會,行政長官最終也會透過普選產生。香港的制度如果朝這個承諾了的路徑發展,那些駐港官員、建制陣營、人大政協之類,甚至只能透過現時的制度傾斜才能爭取到席位的建制派政黨,就只會繼續被邊緣化,難以直接主管香港的事務。要他們爭取香港市民的支持,他們又被自己的形象、識見及水平所限,根本就無法取得水平越來越高的香港選民認同。對於很多年輕世代來說,這一班人根本就是阻住地球轉的過去式人物。
而民選的區議會及部份民選的立法會,因為有不少議員經由選舉產生,代表了一些北京無法面對的民意,北京就只能與香港人的主流意願不斷背離。北京意圖透過抬舉這班人來壓抑真正具有民意認受的代表一直都不成功。於是就只能透過拖慢香港的制度發展,令香港的制度長期不能與社會的需要相適應,甚至不惜違反《基本法》作出過的承諾。但這反過來又令到北京原有的管治同盟,包括那些共幹、獲得政府任命的管治團隊、得到中共認許的所謂愛國者,更加難以獲得市民支持。
到了現在,北京以為透過《國家安全法》,就可以完全改變港人治港,讓北京直接派出的共幹直接主導香港事務;再利用其羽翼下的紀律部隊、結合江湖勢力作烘護,透過威嚇及恐懼來震懾香港人,完全破壞香港的公民社會;然後就透過進一步的制度傾斜,讓中共口中的那一批所謂真正愛國者在台前執行北京的指示。
這一類親北京、只能以依附權勢來搵著數的人,很多都是水平有限,很多都只是長期附和北京駐港官員來作政治及經濟尋租小爬蟲式人物,他們當中大部份都是能力有限,見識淺獈,有一些甚至是個人品德也有問題。這些人卻成為北京眼中的所謂愛國者,今天被北京捧上了領導香港各個環節的核心,成為民意偽代表,成為公共機構及法定組織的管理層,這樣的做法與你謀殺香港根本完全沒有分別。這個由共幹主導,以紀律部隊配合鄉黑惡勢力的震懾,再拱托一羣奴才式人物組成的所謂愛國者在前台扮小花面,能夠把香港這個社會有效管治下去嗎?可以實現他們所說的長期安定繁榮嗎?近期的種種事件明顯與這種想像背道而馳,香港社會已經出現了清晰可見的社會崩壞苗頭。下次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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