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炎培,因為跟毛澤東談「歷史周期率」而聞名海內外。然而,他投奔中共後,一家九口人慘遭中共迫害。今天,我就跟大家說說這個令人唏噓的悲劇。

1878年,黃炎培出生在江蘇省川沙縣,也就是今天的上海浦東新區,他後來成為近現代中國教育家,社會活動家,以及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建國會主要發起人之一。

黃炎培談歷史周期率

根據訪談錄《「黃炎培周期率」七十年沉浮》,黃炎培的幼子黃方毅透露,1945年7月1日,黃炎培等6人,作為「第三方領袖」,為促國民黨與共產黨和談,應邀訪問中共大本營——延安。

1945年7月4日,毛澤東問黃炎培對延安觀感如何。黃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見到的,真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團體、一地方,乃至一國,不少單位都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時聚精會神,沒有一事不用心,沒有一人不賣力,也許那時艱難困苦,只有從萬死中覓取一生。既而環境漸漸好轉了,精神也就漸漸放下了……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

毛澤東回答說:「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周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

這次對話,也就是後來著名的「窯洞對」。

黃炎培從延安回重慶後,興奮異常。他閉門謝客,仔細回憶在延安的所見所聞。

他口授,夫人姚維鈞執筆,寫出《延安歸來》一書,從延安觀感、延安人物印象、延安政治作風、延安會談情形等多個層面,對中共大唱讚歌。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前後,以各種身份從重慶赴延安的人有多批。其中一些人也出版了延安紀行,但沒有一人像黃炎培這樣,明確表示對中共領導人和中共施政的讚賞與支持。

延安之行,成了黃炎培1949年選擇投奔中共的重要轉折點。

但實際上,他到延安,除去抵達延安的一天和離開延安的一天,在那裏的時間只有三天。這三天裏,他和毛澤東交談了十多個小時。餘下時間,不過走馬觀花而已。

黃炎培卻對這三天一走一過看到、聽到的東西,信以為真。

「黃炎培周期率」被禁談

1949年10月1日中共奪取政權後,黃炎培曾任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委、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會主任委員等。

可是,他那著名的「歷史周期率」,卻開始被禁談了。

據黃炎培之子黃方毅說,20世紀50年代初,中共內務部的一次部務會議上,首任部長謝覺哉做報告時,引用了黃炎培在延安跟毛澤東談的「周期率」,以及毛關於「民主」「監督」的說法。

謝覺哉提出了「民主監政」的新口號,認為對各級政權機關,應該實行民主監督。

沒想到,這番話卻引來聽眾席上南方某省內務廳廳長的質問。這位廳長起身站起,問:「我們提民主監政是針對國民黨反動政權的,難道我們共產黨的人民民主政權還需要監督嗎?這樣監督來監督去,不是要監督到毛主席頭上了嗎?」

這個提問令謝覺哉猝不及防,他想要解釋,卻也解釋不清。

之後,不知是這位廳長還是甚麼人,把這件事上報中央某領導,該中央領導完全支持這位廳長的意見,批評了謝覺哉,並且明令以後不准再在黨內黨外引用這段「黃炎培周期率」的對話。

消息傳到黃炎培耳朵裏後,他「只能違心接受,違心宣告周期率問題已由中共解決,從此不再談論這一題目」。

後來,黃炎培在臨終所著的回憶錄《八十年來》裏,雖提到了當年的延安之行,卻刻意不提他與毛澤東之間關於周期率的對話。

七個「右派」一個「反革命」

黃炎培原本有一個令人羨慕的大家庭。他和第一任妻子王糾思育有六子六女,和第二任妻子姚維鈞育有兩男兩女。

黃炎培的子女們都非常優秀,比如,長子黃方剛,清華大學畢業,後到美國卡爾登大學、哈佛大學深造;次子黃競武,清華大學畢業,後到美國哈佛大學深造;三子黃萬里,到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深造;四子黃大能,復旦大學土木工程系畢業,後赴英國隧道水泥公司學習;幼子黃方毅,畢業於美國杜克大學。

黃炎培的長女黃路畢業於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長女婿張心一留學美國康奈爾大學;二女兒黃小同燕京大學肄業,二女婿王國楨留學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四女黃素回、四女婿陳鏘,都是醫學院畢業。

如果中共真像毛澤東當年說的那樣搞「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黃炎培的子女們可能會有更大的作為。

但是,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念念不忘階級鬥爭」,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把「民主」「監督」拋到九霄雲外,發動了幾十場血腥殘暴的政治運動。

1957年,毛先鼓動知識份子給黨提意見,幫黨整風,實際是「引蛇出洞」。當「蛇」都被引出洞後,毛立即發動反右運動。

當時,毛澤東顧慮黃炎培的名聲,沒把他打成右派,但他的子女卻沒能倖免。

三子黃萬里、四子黃大能、五子黃必信、長女黃路、四女黃素回及其丈夫陳鏘、二女黃小同的長子王實方,都被打成右派;二女黃小同因篤信基督,被內定為「反革命」。

我們具體說說黃萬里和黃必信的遭遇。

三子黃萬里為毛欽點的右派

黃萬里是黃炎培的第三個兒子,也是中國著名的水利工程師,他反對興建三門峽水利工程。後來因發表人民對政府的監督及政府決策民主化的必要性,成為毛欽點的右派而遭殘酷迫害。(維基百科)
黃萬里是黃炎培的第三個兒子,也是中國著名的水利工程師,他反對興建三門峽水利工程。後來因發表人民對政府的監督及政府決策民主化的必要性,成為毛欽點的右派而遭殘酷迫害。(維基百科)

黃萬里1937年獲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工程博士學位。他曾在美國駕車四萬五千英里,看遍各大水利工程。

1945年,黃萬里出任中華民國水利部視察工程師。之後,歷任甘肅省水利局局長兼總工程師、黃河水利委員會委員、東北水利總局顧問等。1953年,調到清華大學任教。

據《科學的良心:黃萬里與三門峽工程之辯》一文,1955年4月,黃河三門峽水庫工程動工。

同月,中共水利部召集70多名學者就已開工的三門峽水利規劃方案進行討論,黃萬里是唯一反對建造的與會者。事後的實踐證明,黃的意見完全正確,但中共沒有採納。

1957年6月19日,黃萬里在清華大學校刊發表散文《花叢小語》。他有感而發,談了人民對政府的監督及政府決策民主化的必要性。

毛澤東看到後批示道:「這是甚麼話?」毛發話後,黃萬里立即被打成右派。

之後,黃萬里被剝奪教書、科研、發表文章的權利,被下放工地勞動,在大會小會被批判;他的子女升學受到影響。

1966年5月文革爆發後,黃萬里被鞭打至出血,被剃陰陽頭;他的家多次被抄,一些頗有價值的字畫、文稿、照片被撕為碎片。

不久,他被趕出家門,三代同堂住進清華最簡陋的集體宿舍。他的工資被扣,每月只發20元生活費,還被勒令每天打掃水利系館內外。

1969年,黃萬里被下放江西鄱陽湖勞動,1974年被揪回清華大學批鬥。他頭頂著右派份子的帽子長達23年。

五子黃必信被逼上吊自殺

據《文革受難者》一書,反右運動爆發時,黃必信在大連工學院當老師。

黃炎培的子女中,黃必信性格最內向,為人樸實,沉默寡言。教書之外,閒來無事時,他喜歡用蘇州評彈演唱李商隱的詩「相見時難別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

其他人聽不懂他唱的是甚麼,但他卻邊彈邊唱,樂在其中。然而,就是這麼一個散淡平和之人,也被打成右派。

文革開始後,黃必信再遭衝擊,造反派輪番上陣,對他審訊逼問,內心脆弱的黃必信承受不了這種打擊,1966年6月14日,他在家中上吊自殺,年僅41歲。

就在他自殺不久,他14歲的小女兒黃可清1966年10月26日失蹤,從此人間蒸發。

連遭喪夫失女之痛,黃必信的妻子余啟運痛不欲生,但是,造反派並沒有放過她。

1968年6月15日,余啟運在「隔離審查」中遭嚴刑拷打、被逼跳樓(也有說是被推下樓)重傷,流血過多致死。

黃炎培妻子文革成替罪羊 遭毒打侮辱最終服藥自殺

黃炎培在文革爆發前去世了,否則,可以想像,他一定在劫難逃。

他的夫人姚維鈞,出身書香門第,能詩善文。她活到了文革,卻在文革中成了黃炎培的替罪羊,遭到毒打與侮辱,1968年1月20日,姚維鈞服安眠藥自殺,不滿59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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