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共二十大的即將召開,新領導班子備受關注。但無論誰入局,都不得不面臨中國幾十年來最困難的經濟選擇。中國經濟問題專家表示,中共從一開始給自己挖了個陷阱,其經濟模式現在讓它只剩下糟糕選擇。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金融學教授、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的資深研究員邁克爾·佩蒂斯(Michael Pettis)10月5日在美國《外交事物》(Foreign Affairs)雜誌網絡版上刊文,表達了上述看法。
中國現有增長模式成了燙手芋頭
佩蒂斯認為,中共一直以來靠大量投資刺激增長的模式不可持續。他說,北京現在面臨兩個選擇。它可以選擇放棄這個經濟增長模式。因為儘管這個模式產生了大量財富,但在過去十年中造成了不平等加劇、債務激增以及越來越多的投資浪費。或者北京可以選擇再把當前的經濟模式延續幾年,直到它被這些不斷上漲的成本逼入更痛苦的轉型。
佩蒂斯說,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德裔美國經濟學家阿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幾十年前描述的問題。赫希曼說,所有的快速增長都是不平衡的增長。不幸的是,要放棄一個之前被認為是成功的發展模式是很難的,因為它已經形成了一系列根深蒂固的政治、商業、金融和文化機構,任何實質性的逆轉都可能會面臨強烈的機構和政治反對。
佩蒂斯說,這就是中國(中共)今天面臨的窘境。中共「高投資」的發展模式原本旨在解決中國巨大的投資不足,但近四十年後,這種模式給中國留下了過高的投資率。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十年來,中國每年的投資額相當於其年度GDP的40%至50%,這個數字將近是全球平均值的兩倍(全球範圍內,投資通常佔全球GDP的25%左右)。此外,中國的投資比重也遠遠高於其它高投資、迅速發展的經濟體,這些經濟體的投資佔國家GDP的比例在28%至32之間。而較成熟經濟體的比例僅在17%至23%之間。
佩蒂斯說,中國必須大幅降低這個異常高的投資比率,但由於它的增長如此依賴投資,如果整體經濟活動不急劇放緩,它可能無法做到這一點。
佩蒂斯10月5日在推特上也說,中國的高投資率根本不可能持續,事實上數年前就應該降低投資。
中共高投資發展模式使其陷入更深的債務困境
中共在1970年代末開始提出改革開放時,中國在基礎設施、物流和製造能力方面的投資嚴重不足。於是中共採取了一個將快速投資放在首位的發展模式。
佩蒂斯說,在接下來的幾年裏,中共先是強制提高國內儲蓄佔GDP的比例,以資助投資。這就意味著強制降低消費份額。到1990年代後期,國內儲蓄佔GDP的比重達到了50%,這是任何國家有記錄以來的最高水平。 銀行系統以人為的低利率和政府確定的利率向中國企業、房地產開發商和地方政府提供這些巨大的儲蓄。
其結果就是由高度投資所驅動的快速增長。但佩蒂斯說,中國卻面臨著一個隱藏陷阱:一旦中國縮小了「其資本存量水平與工人和企業能夠有效吸收水平之間」的差距,它就需要轉向一個不同的增長戰略,不再強調投資而要轉向支持消費。至少在15年前,中國就縮小了這一差距,理應那個時候就開始側重轉向支持消費,當時其債務負擔開始迅速上升。
中國的債務負擔在2006年至2008年左右開始激增。自那時以來,中國的官方債務比率已從GDP的大約150%上升到GDP的近280%,這是任何國家所經歷的最快債務增長之一。債務負擔上升的主要來源是中國房地產行業的私人投資,包括出於投機原因購買的空置公寓,以及地方政府對基礎設施的過度投資,例如鐵路系統、未充份利用的道路和高速公路,以及體育場和會議中心。
儘管房地產和基礎設施產業對中國的經濟活動貢獻巨大,但經濟政策制定者越來越擔心,他們能夠重新控制債務的唯一途徑是限制這兩個產業的非生產性投資。但是,由於近年來這兩個產業佔到了中國所有GDP增長的一半以上,要想在不導致經濟活動急劇下降的情況下限制它們,幾乎是不可能的。
無論中共採取何種措施 中國經濟增長終將急劇放緩
為解決債務激增,監管機構去年決定讓負債最重的房地產開發商更難借款。多年來,這些開發商一直在競相儘可能多地借款,不僅從銀行,而且從客戶、供應商和承包商那裏借款。他們用這些資金儘可能多地收購房產,只要是房地產價格永遠上漲,他們就幾乎不擔心面臨信用風險,並且總是能夠獲利出售。
但由於房地產業佔所有經濟活動的20%至30%,房地產業的任何急劇收縮都將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活動大幅放緩。中共去年以來的限制措施導致中國恒大等大型地產商陷入債務危機。接下來引發房地產銷售大幅下滑,房價連續12個月下跌。
佩蒂斯說,隨著對中國經濟放緩步伐的擔憂日益加劇,北京只能以有限的方式作出回應。中共或者是迅速降低投資,接受增長大幅下降的後果,或者通過強迫持續的高投資率來維持高水平的增長,直到由此產生的債務負擔激增使其難以或不可能繼續走這條路。換句話說,無論如何,中國的經濟增長最終將急劇放緩。
牛津大學中國中心研究員喬治·馬格努斯(George Magnus)10月5日發布報告說,中國面臨著強大的結構性經濟阻力,其中許多具有系統性特徵,不容易修復。這些因素包括:過高的債務,房地產市場的蕭條以及生產力和治理的失敗。
他還說,中國還面臨分配性問題。這是經過十多年的資本分配不當和債務快速增長所造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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