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一位前資深政府官員6月3日在渥太華大學中國人權論壇上，講述了自己從40年中國的老朋友，到認清中共本質，並公開譴責中共的心路歷程。
瑪格麗特·麥奎格-約翰斯頓（Margaret McCuaig-Johnston）從1991年到2009年在加拿大聯邦政府擔任高級管理職位。她曾任加拿大自然資源部能源技術和項目部助理副部長，並被任命為財政部副部長級主管，製造和加工技術總監，並在加拿大工業部擔任主管——國家科學技術諮詢委員會助理秘書。她還曾是工業、科技部的科學戰略主任和樞密院辦公室的高級顧問。在安大略省政府，瑪格麗特在聯邦與省級關係、電信和消費者／企業事務方面擔任要職。
瑪格麗特目前是中國問題專家、渥太華大學公共國際事務高級研究員。這位與中國有40多年友誼的資深前政府官員，從六四時期就支持中國民主運動，自1979年作為政府官員第一次訪問中國以來，她參與多個項目幫助中國發展科技能力，並擔任了兩年的加中友好協會副會長。但幾十年來，她不斷看到中共反人類的真實事件，尤其是在中共國安肆意綁架、關押無辜的加拿大人後，她決定站出來，公開譴責中共。
六四前奏——西單民主牆運動
早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瑪格麗特開始關注中國的民主和人權始於西單民主牆運動。
1979年3月25日，北京西單民主牆上出現一張大字報《要民主還是要新的獨裁》。作者是時年28歲的北京動物園電工魏京生。
她說，自己關注中國的民主運動就始於1978年的西單民主牆運動。1978年12月，魏京生在西單街石牆上貼了一篇文章，呼籲中國實現第五個現代化——民主，以回應關於「四個現代化（農業、國防、工業和科技）」的官方文章。
瑪格麗說：「很快，工人、學生和其它團體寫的大字報也加到魏京生的文章上。人們每天都聚集在一堵長長的牆邊，閱讀貼上來的新海報，大家談論民主和政府對這些提議的反應。」
當時，《環球郵報》記者約翰・弗雷澤（John Fraser）就此寫的一篇發表在頭版的文章非常吸引人，瑪格麗特決定和她的丈夫去中國，親眼看看這堵牆。他們在訪問之前學習了一些普通話。到了北京後，他們在民主牆附近與學生和工人交談。中國民主運動的消息在世界各地傳播，許多人趕來親眼目睹民主牆。
他們還在北京遇到了弗雷澤，「當時，他憂心忡忡，因為魏京生和其他的運動領導人被拘留，魏京生最終在監獄服刑18年，最後在卡特總統的干預下，被流放到美國。」
第一次對中國的長期訪問促使瑪格麗塔學習了更多普通話，並攻讀了以中國為研究目標的國際關係碩士學位。
瑪格麗特說，民主牆的最終關閉和對其組織者的監禁，只是中共對1989年6月民主抗議反應的前奏。
六四後在渥太華的見聞
瑪格麗特表示，33年前的六月，多達100萬人聚集在天安門廣場，還有數百萬人參與了全國400個城市的抗議活動，呼籲民主，開始時領導層允許甚至鼓勵這一運動。周五（2日）和周六（3日）中共派出的坦克讓許多西方人感到震驚。可悲的是，很多人在北京街頭被殺，「那天晚上，他們死在了廣場上。」
她回憶說，當時，在渥太華的中國學生聚集在中國大使館前，支持學生的運動持續了數周。人們被北京傳來的消息徹底擊垮了。周日（6月4日），國會山上，民運支持者舉行了抗議和守夜活動。
「我戴著一朵由中國學生製作的守夜的白紙花。」
瑪格麗特說，當時，抗議者把清晰印有「坦克人」圖片的T恤分發給大家。她在周一早上打電話給渥太華大學國際辦公室說：「如果有學生覺得他們不能安全返回中國，他們可以和我的家人住在一起，直到他們找到落腳之地。」
一位來自南京大學的中國經濟學客座教授侯教授和瑪格麗特的家人住了一年半，之後，瑪格麗特設法把侯教授的兒子也帶出了中國。這位侯教授認為：「沒有政治改革就不可能有經濟改革。」
瑪格麗特說，當年，侯教授每天都被跟蹤。有一次，當他走另一條路回家時，一個中國學生走過來問他，「要去哪裏，為甚麼要朝著不同的方向走，他在做甚麼。」
瑪格麗特說：「不幸的是侯教授2004年去世了。」
她告訴大紀元，隨著信任的加深，侯教授漸漸地講述了自己在文革時的遭遇。侯教授也曾經是文化大革命的數百萬受害者之一。在瑪格麗特家借住時，侯教授說自己在文革期間曾在南京大學樓梯下的壁櫥裏住了一年多，那時他就被人監視了。從侯教授嘴裏，瑪格麗特了解了文革。
在瑪格麗特看來，中共的這些鎮壓和監視工具從未停止過。事實上，已經擴展到加拿大等其它國家，在這些國家，華人在六四後的一段時間裏仍然在抗爭，在西方，天安門被視為可怕的噩夢……
加中人權對話以失敗告終
加拿大前總理讓·克雷蒂安（Jean Chretien）在任時想增強與中國的貿易。他非常明確地表示，人權和貿易不應混為一談。2000年2月，由500名企業家和官員組成的加拿大代表團訪華。克雷蒂安說，這個貿易代表團不會參與討論人權的論壇。
瑪格麗特回憶說，為了回應克雷蒂安的熱情，當時中國總理朱鎔基稱加拿大「是中國在全世界最好的朋友」。之後，雙邊發起了人權對話。加拿大政府參與和資助了中國的法律項目。人權對話持續了九年，但都是閉門進行的。最終對話被終止了。
保羅·馬丁（Paul Martin）總理上任大約兩年左右時間，他與清華大學學生討論人權問題，並直接與中共領導層討論了經濟改革必須與尊重人權相結合。在他的監督下，司法部和大學也採取了一些舉措。
斯蒂芬·哈珀（Steven Harper）總理和他的許多部長、工作人員非常激烈地反對和批評中共。最終，由40名加中人士組成的小組在阿爾伯塔大學中國研究所會面，為哈珀政府與中國的關係重建制定了方案。這一轉變背後的關鍵人物是當時的貿易部長戴維·艾默生（David Emerson），艾默生拒絕了哈珀讓其擔任駐華大使的邀請，卻成為了中國主權財富基金中國投資公司國際顧問委員會的成員。
瑪格麗特2012年離開政府後，被邀請加入加拿大委員會，最近，她加入了加拿大人權觀察委員會。2014年加拿大公民高凱文和朱莉夫婦（Kevin and Julie Garratt）被中共當局拘留。瑪格麗特游說部長辦公室的政府官員，要求釋放二人，當時高凱文被捕已經兩年多了。
「他們和兩個邁克爾的案子一樣，是中國（中共）試圖向加拿大政府施壓，要求其不要將中國公民引渡到美國受審。」當時，高凱文夫婦是以間諜罪被指控的。
杜魯多訪華提人權被拒
杜魯多政府上台後，鑑於他早期的一些很有希望取得進展的人權倡議，2016年，瑪格麗特在柏林人權觀察峰會上發言中，談到了加拿大對中國和中國人權的政策。
但是令瑪格麗特失望的是，2016年杜魯多20天的訪華之旅就像是一場「愛情盛宴」，她說：「他宣布就自由貿易協定進行探索性談判，他在中國的成名是由於他父親老杜魯多的（政治）遺產。杜魯多小時候曾參加他父親的正式訪華，這次小杜魯多也帶著自己的孩子一起旅行。」
瑪格麗特說，杜魯多這次旅行有兩個成就。其實這兩個問題都是中共方面製造的。一是暫時解除了中國幾個月前對加拿大油菜籽實施的禁令，而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加拿大產品有問題。另一個是完全無辜的高凱文夫婦回家。高凱文和他的妻子在老虎椅上被嚴厲審訊了六個月，最終，凱文受到了閃電般的審判，被判有罪並被送回家。
瑪格麗特說：「加拿大政府大張旗鼓地宣布了這兩項勝利。相反，我認為他們都是令人憤怒的結局。凱文的故事更過份，他們（中共官員）知道加拿大領導人重視加國公民的生命，但他們並不重視。」
杜魯多2017年的第二次訪華並不順利，當時杜魯多宣布，加拿大希望開始真正的貿易談判，但他希望勞工權利、環境標準和性別問題成為談判的一部份。在向習近平坦白他需要解決人權問題時，杜魯多立即被無視。
中共的人質外交和肆意拘押
在此期間，大部份政府職業生涯都在與科技政策和計劃以及資金打交道的瑪格麗特看到了更多中共在人權方面的問題。
「這包括中國科技公司合資企業的問題。我還看到數百名人權活動家和律師被拘留，100萬維吾爾族人、180萬維族和藏族兒童被監禁，南海島嶼軍事化，中國（中共）對不丹和印度等鄰國邊境的侵略，以及對台灣的軍事威脅。中國在北極的計劃對加拿大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風險。
「習近平指示官員進入國際組織的高層，以確保台灣等中共視為優先的事項得到保護……還有許多其它類似的中國政策。」
40年的「老朋友」公開發聲譴責中共
2018年，華為財務總監孟晚舟在加拿大溫哥華機場被捕，9天後，12月10日，加拿大前外交官邁克爾·康明凱（Michael Kovrig）和商人邁克爾·斯帕布（Michael Spavor）在中國相繼被綁架，加拿大、美國都譴責此事件為任意拘留外國公民當成外交談判籌碼，是中共進行的人質外交。
當兩個邁克爾被綁架時，瑪格麗特正在上海，她發現，放在酒店房間裏鎖著的行李箱被人搜查了。她向一位中國高官提到了邁克爾被拘留的事。他說：「哦，是的，中國有一份100名加拿大人的名單，我們可以隨時提審這些人。」
瑪格麗特回加後，另外兩位加拿大人也提到了這份名單，其中一個人說，瑪格麗特本人可能會因為在合資企業方面的工作而上黑名單。
她告訴大紀元，自1979年作為政府官員第一次訪問中國以來，她幫助中國發展科技能力，並擔任了兩年的加中友好協會副會長。但是與中國40年的友誼，隨著中共國安綁架無辜的加拿大人而告終。
瑪格麗特決定公開對中共肆意羈押的問題發表意見，並第一次接受媒體採訪。
瑪格麗特表示，自己一直發誓，永遠不會成為那些從政府退休後，在（中共）自動櫃員機（ATM）取錢的一員。她還在《環球郵報》上發表專欄文章，發表對中共肆意拘押的看法。
之後，瑪格麗特還發現更多值得關注的中國人權問題，「特別是中國技術發展領域。例如，中國監控技術公司存在巨大人權問題，這些公司被用來對付新疆人、藏人和用於一般的民眾控制。中國已進入國際標準組織的高級技術行列，以確保這些技術可以在國際上銷售。」
「中國的華大基因（BGI）正在收集加拿大人的基因數據，並將其發送到中國，存儲在中國龐大的數據庫中。」
她對最近加拿大政府禁止華為感到非常滿意，但也擔心這一改變拖延的時間過長。
「這是我過去三年一直呼籲的，但我擔心TELUS過去兩年一直在安裝華為5G硬件和軟件，並且距離從TELUS系統中完全移除華為產品的最後限期2024年6月還要等兩年。我們要避免5G國家安全問題，但是在安全問題暴露出來的四年時間裏，華為每周都在通過後門進行修復和更新。」
她認為，政府應該對加拿大人說「對不起」，因為我們錯過了糾正、更改這一問題的時機。她還指出，騰訊、阿里巴巴、商湯科技（SenseTime）、科大訊飛（iFlyTech）等公司，「都是我們需要關注的（監控）技術。」
大膽地講出真相
瑪格麗特說，加拿大人每次與中共官員會面時都應該說真話。
她最後一次中國之行時，與一位認識多年的中共高官共進晚餐，她提出關注被關進集中營後幾周之內就非正常死亡的人。
這位官員的回答是，「到處都有人死。」瑪格麗特回答說：「但不應該是健康的年輕人。」聽到此，對方只是一臉茫然。
儘管如此，瑪格麗特認為，那些與中國官員有聯繫的人必須儘可能多地提出這些人權問題。
瑪格麗特說：「如果我今天能回中國，我會特別關注180萬弱勢兒童的困境，他們被從父母身邊帶走，被送進勞教機構，他們正被剝奪自己的語言和文化，正在被灌輸習近平的思想，他們沒有得到足夠的食物和衣服。每個小孩子每天都在經歷著無法形容的恐怖，並且每天都在想，為甚麼他們的父母不來救他們。這就是習政權對自己人民所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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