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在西安軍事政變的敘事中，一再把自己描繪成一個顧全大局、愛國抗日的紅臉。在教科書中，中共說西安軍事政變是一場由張學良、楊虎城發動的逼蔣抗日的「兵諫」，張、楊邀請中共代表赴西安商討善後事宜，周恩來代表中共出面，和平解決了事情，成為扭轉中國危局的關鍵。
事實真的如此嗎？隨著越來越多的史料曝光，中共在西安軍事政變中所起的作用也逐漸浮出水面，《張學良身邊的共產黨人暨西安事變記事》書中記載了當時張學良身邊有多位共產黨員，包括劉鼎、宋黎、王以哲、高福源、黎天才、潘冬舟等，他們對張學良形成了巨大的影響力。
可以說，西安軍事政變之前，張學良身邊中共黨員環伺，而劉鼎就是其中極為重要的一個。
劉鼎被中共委派在張學良身邊對其進行統戰工作，時間雖短，卻是劉鼎此生最重要的經歷之一。劉鼎常說：「一生只做了兩件事，一是西安事變，一是軍工」。毛澤東也多次指出，「西安事變，劉鼎是有功的」。
成為張學良信任的朋友
劉鼎原名闞思竣，字尊民，1902年生於四川南溪。1924年到德國留學，並加入中共，兩年後被中共派到蘇聯進修，在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馬列理論，後進入列寧格勒機械學校，系統學習了航空、兵器、無線電等課程。1929年回國，轉年入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期間，劉鼎與陳賡、李強一起被稱為「中共特科三傑」。
劉鼎在上海特科工作時曾被捕，後在江西方志敏部隊時曾被俘。後逃回上海，在蔡叔厚、史沫萊特幫助下暫避於路易‧艾黎家中，也伺機與中共組織取得聯繫。
張學良早在1935年就開始多方尋找中共方面的關係。1936年3月，宋慶齡聽說這一消息後，推薦了一位曾在宋家暫避搜捕的「周先生」到張學良處。這位「周先生」就是劉鼎。
在西安初次見面，張學良就面帶嚴肅地提出三個尖銳的問題：「一，你們共產黨罵我是不抵抗將軍，賣國投降，可是你們知不知道我張某人與日本人有殺父之仇、毀家之恨，抗日救亡決不後人？二，中東路事件，你們罵我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反蘇反共，可是你們知不知道蘇聯紅軍把東北軍打得很慘？三，紅軍流徙到了陝北，鬧得人心不安，而陝北在東北軍的防區內，東北軍不能不管，紅軍卻使東北軍遭受了嚴重損失，你們知道嗎？」
劉鼎為慎重起見，要求給他一晚時間考慮，明日再行回復。他經過反覆思考，認為對張學良要用道理折服他，同時，語氣一定要委婉。
據劉鼎《西安工作札記》記述：我一口氣說完後，準備張學良發脾氣，結果張學良沉思良久，精神安詳，他說：「聽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劉先生的見解不同凡響，你就是我的朋友，住在我這裏，我有許多話要與你說，咱們慢慢地談吧。」
劉鼎回答：「過獎了！既然張先生贊成我的看法，可否日內送我去陝北？」張學良告訴劉鼎，之前已經同李克農在洛川談過一次了，下一步將在膚施（今延安）同周恩來會談。當天，張學良就帶著隨從，和劉鼎一起乘私人飛機飛到了洛川。
在洛川，張學良與劉鼎進行了深入的交談，甚至兩餐、三餐之間都不下桌。劉鼎曾說，他跟張學良的這次談話，把他這些年在國內國外所取得的經驗都用上了。
每天晚上，他都仔細思考當天的談話，並認真地準備第二天的內容。兩人之間話題涉及甚廣，從國家到個人，以至家庭、生活等等。多日的交談，使劉鼎取得了張學良的信任。
1936年4月9日，張學良與周恩來在膚施進行徹夜秘密會談，參會的還有李克農、劉鼎、王以哲。周恩來原本估計在協商中會出現爭議，所以準備了多種方案，不料張學良卻表示全部同意，具體問題上亦大方主動，出乎周恩來的意料。這是劉鼎與張多日長談後的效果，中共方面也非常滿意。分手時，張學良贈送給周恩來一本《申報》60年紀念印製的大地圖，這是當時中國第一本比較精確的高等投影設色地圖，可輔助軍用。並資助中共紅軍2萬塊光洋，後又送來20萬法幣。
4月22日，劉鼎從延安回到張學良處，並帶來周恩來寫的一封信。信中周恩來寫道：「漢卿先生：坐談竟夜，快慰平生……茲如約遣劉鼎同志趨前就教，隨留左右，並委其面白一切，商行前定各事……。」
劉鼎被中共委派到張學良身邊，張學良十分高興地說：「今後你不再是客人，而是我的助手。」到西安後，張學良安排劉鼎以隨從軍官的身份入住他公館，人們稱劉鼎為張的「秘書」。
劉鼎回憶，張學良和趙四小姐邀請他一道參觀西安的漢牆古蹟，「張、趙兩人都健步跋涉，有時還照顧我登攀坡坎，不顯嬌貴，猶如青年下鄉旅遊一樣，興致勃勃，談笑風生……返回公館時已是黃昏，完成了一次有趣的郊遊，我們都覺得很高興。」劉鼎深得張、趙二人欣賞，幾天後又受邀與他們共進早餐，張學良鄭重地對劉鼎講了一句：「我們很喜歡跟你做朋友。」
張學良喜歡開飛機，有時他還提出讓劉鼎也一起開。這個提議難不倒在蘇聯學習過駕駛的劉鼎，張、劉二人在天上你開一段我開一段，還去黃河上兜個圈，玩得很是過癮。
與張學良共同隱瞞的秘密
1936年7月5日中共召開的安塞會議，起因是張學良讓劉鼎給中共帶一封信，有要事相商。接到劉鼎的電報後，中共以為張學良會參加會議，因此，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王稼祥等都趕到安塞。
據《魅力周恩來》一書記載，安塞會議討論了如何積極推動張學良「另立局面」，建立「聯共抗日」的西北國防政府，把東北軍和紅軍合在一起。
張學良在信中對雙方擬議中的「西北大舉」，提出要「6個月功夫」，一方面是「須準備整理」東北軍，另一方面是了解到兩廣和南京等「外間情況」，「大舉」條件尚不具備。信中提到：「如時機迫切，那就例外了」——後來西安事變的發生即是實證，而且時間恰在「6個月」之內。」
「在這封張學良親筆函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同志』的稱謂，不僅將直接交往的周恩來、劉鼎稱之為『同志』，而且『代問候諸同志』即中共所有領導，還在信末註明『爾後用李毅』，為自己確定了化名。從此函的稱謂足以可見，張學良與中共方面已是『完全一致』的『政治關係』，稍後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毛澤東致張學良的一封聯名信就稱『李毅』為『同志』，而且一直持續到西安事變，雙方往來電函都時有『同志』互稱。」
可見在西安軍事政變之前幾個月，中共最高層就在商議如何促使張學良「另立局面」和「西北大舉」。西安軍事政變背後，中共的影子清晰可見，同時，張與中共「完全一致」的「政治關係」中，互稱「同志」的張學良是否加入中共，也是一大懸案。
據劉鼎子女講述，「張學良帶走了很多秘密，我們的老父親也是。」劉鼎本人後來甚少提及西安軍事政變過程中的具體細節，即使子女詢問也所言不深，只是反覆提一句：站在「最廣泛的抗日統一戰線」。
比之劉鼎之子劉文石所說：「上海特科那段經歷非常精彩，拍成電視劇都會很好看。」那一定是劉鼎對他們講述的那些事情細節豐富、生動有趣。所以在西安軍事政變之事上劉鼎對子女的語焉不詳，定是有甚麼要隱瞞的秘密。這個秘密是張學良、劉鼎共同擁有，誰也沒有講述出來的。
中共一再宣傳西安軍事政變之前中共並不知情，而是張、楊自發的，所以從此點來看，這或許就是張、劉隱瞞的關鍵。如果張學良是中共黨員，那麼西安軍事政變的性質就完全改變了。
中共通過張學良策動兵變，抓蔣必欲殺之，後在蘇聯和國內壓力下又改唱紅臉，逼蔣放棄剿共，達到再次發展壯大的目的，成為西安軍事政變中最大獲益者的真相就會敗露。
據中共黨史記載，1936年12月12日，西安軍事政變當天清晨，劉鼎從西安發出第一封電報，送往中共中央。毛澤東曾多次說：「西安事變，劉鼎是有功的。」
劉鼎在幫助張學良工作的同時，還在西安建立了中共的秘密交通站，就是位於七賢莊一號院的「德國牙醫博士馮海伯牙科醫院」。接收史沫萊特、艾黎等人寄來的大批藥品和醫療器械，再由劉鼎運送出去。
同時，劉鼎還在七賢莊秘密安裝了一個小電台和一部擴大機，轉播延安「紅色中華社」的廣播。這期間秘密交通站也轉送過多位出入陝北蘇區的幹部，如馮雪峰、丁玲等，成為當時愛國青年進入陝北的「橋樑」。
《紅星照耀中國》的作者斯諾進出延安也是通過劉鼎的幫助。1936年10月，斯諾返回西安時，曾遭遇一樁意外。斯諾剛下卡車，就發現裝有一百多天所有採訪記錄和照片的手提袋不見了。這些東西如果外洩後果不可想像，張學良聯共的真相就會敗露，劉鼎立即原路返回尋找，終於找到了這些資料。
中共內部運動中多次挨整
1937年劉鼎回到延安，創辦了延安摩托學校和抗大特科大隊，1940年初，劉鼎任八路軍總部軍工部部長。此後，劉鼎一直工作在中共軍工戰線上，在軍工建設和武器研發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被稱為中共的「軍工泰斗」。但劉鼎在中共內部卻遭受了多次磨難，由於歷史上曾被捕和被俘，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總是「挨整」。1943年「搶救運動」中，劉鼎成了重點搶救對象，從晉察冀邊區被押送回延安接受審查，被康生等誣陷為「叛徒」、「特務」，並且不成文地內定為「不得重用，不能擔任正職」。
1952年，擔任重工業部副部長的劉鼎被撤職。原因是「對抗美援朝不負責任」，「犯有嚴重錯誤」，由副部長直接降為普通工程師。
在「文化大革命」中，劉鼎被定性為「大叛徒」、「大特務」，關進監獄達7年之久，身心受到嚴重摧殘。
據路易艾黎的回憶文章所述，1970年，斯諾訪華時，聽說劉鼎被關在監獄裏，他頗為激動地說：「把這樣忠心革命、這樣富有才幹的人關起來，太不應該，實在可惜。我很傷心、很傷心、很傷心。」
像劉鼎這樣多年追隨中共的人，有忠心、有能力、有貢獻，但是無論曾有多大的功勞，在中共對自己人的頻繁運動中，卻只落得個被整來整去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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