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工作期間,母親就已想方設法,打聽九舅范新懷與其他親人之下落,但是上世紀的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大陸大環境還十分封閉,諸般努力皆徒勞無功。
當然,我父親在福建武平家鄉的親友,也是我們極為掛心之對象,父親擅詩,他的心情在這首押了客語韻的「除夕思親」詩中,表露無遺:
「除夕思親」
憶昔從戎遠別時,依依欲語竟無詞,阿娘含淚頻相囑,除夕團圝歸末遲。
迢遞閩山歸夢賒,年年臘盡在天涯,何當合宅同趨省,萊舞庭前笑語譁。
赤禍神州幾劫餘,親朋生死費猜疑,心香默禱萱猶茂,白髮倚閭待我歸。
直到八十年代末,大陸親友們才逐漸傳來一堆惡耗,件件都是我父母畢生之最痛。
在那血腥的「毛三十年」中,許多親友皆命運多舛,九舅公范新懷就是其中一位。
九舅公是家中長子,在我母親的成長歲月中主要「靠山」之一,在親情上,她本就相當依賴這位舅舅的。當范新懷得知甥女在北平遭他姐夫(我的繼外公)冷落時,立即挺身而出,表態願意供她一直到讀完大學。所以我母親在北師大女附中讀完高一之後,立即奔赴青島,在自己外公、外婆與九舅之照應下,畢業於青島女中高中部。
我的父母是「緣訂青島」的,當我父親謝肇齊由南京趕赴青島去相親時,母親的外公、外婆與九舅三位,都是女方的當然「裁判」,握有關鍵之「取決權」,我的老外公范岱雲一眼就相中這未來的孫女婿,直誇他氣宇不凡,亟力促成這段姻緣,這之間趣事不少,以後再寫吧。
父母於一九三六年七月四日在南京成婚,母親於次年考上金陵女大,但學校尚未開學,中日就已正式開戰,接下來的是八年顛沛流離的日子,母親就此失去讀大學之唯一機會。
抗戰末期的一九四四年初,青島還在日寇佔領下,九舅公本就是位「熱血」人士,一向對東洋鬼子厭惡至極,早就想到「大後方」去「共赴國難」,加上我父親已在貴州扎佐的「軍政部陸軍扎佐演習場」擔任場長(師長銜),屬下有十幾位歸國的軍事留學生們協助他耕耘了四年多,培育出大批(數以二、三十萬計)抗日精兵。當地生活環境雖清苦,但至少安全無虞,況且我母親也十分掛念住在青島的家人,積極地鼓動他們搬到貴州避難。母親當時身體不好,青島家人全是她的至親長輩,當然也非常關心她,這雙重的相互考量,促成了他們長途逃難之決心。
抗戰時期的交通工具不是有聯貫性的,以致他們由青島到貴州扎佐的旅程,許多路段是要靠兩條腿走的。我的老外婆(彭氏)幼時纏足,哪兒能長途跋涉,這段旅程竟然是她兒子--我的九舅公揹她老人家走到貴州的,全程少說也有數百(近千)英里,現在聽起來簡直匪夷所思,這是何等的孝心與毅力。
就是因為老外婆幼時受夠了纏足之苦,所以她的四位十九世紀末出生的女兒,包括我的外婆在內,不但沒有纏足,還接受了新式學堂教育,成績出眾的,更是有出國留學的機會。我的外婆范新懿就是去日本習醫,姨外婆范新瓊則到法國習畫,在當時的中國,這是突破舊社會保守「規範」的。君不見,號稱是世界民主模範的美國,其白人婦女也直到一九二零年八月十八日才獲得投票權的,足見百年前對婦女之歧視是世界性的。我那可憐的老外婆生長在極端保守封閉的年代,是典型的受害纏足婦女之一。
當九舅公一行經過長沙時,或許是受我母親之託,順便在長沙郊區的農家找來一位家庭褓姆,一路帶到貴州扎佐,她就是曾悉心照顧過我們兄弟倆的「張嫂」。
張嫂比我母親年長約兩、三歲,粗識字,結過婚,也至少有過一個孩子,為了家計而出外謀生,在我們家前後工作了四年多, 操持家務帶孩子之外,還兼照應家中兩位老人家,但她通常不需下廚,也不幹粗活,與我們一家相處融洽,直到兵荒馬亂的一九四九年才離開我們。
很遺憾的是,張嫂的原名已遺忘在漫漫的歲月中,她的形象我也完全沒有記憶,因為我當時實在太年幼,但張嫂在我的生命中扮演著一個重要的角色,我母親也十分倚靠她,把她當自家人,吃飯時更是同桌一起吃的。
如今回想起來,母親如此倚重張嫂,與她童年時痛失幼弟(日生舅)應該有關。母親生下我之後身體極差,只剩下「皮包骨」,還經常虛弱得起不了床,我哥哥當時尚不滿四歲,也正是日生舅遇溺的年紀,父親抗日軍務繁忙,經常不在家(我出生於獨山戰役結束後不到一個月),如今遠方近親們又都來貴州扎佐避難(連繼外公的一家六口,也於一九四四年四月由長沙徒步抵達),家中確實需要添個幫手。
我自出生離開醫院,就在張嫂的懷裏成長,幾個月後,鬼子們吃了兩粒原子彈,自晚清以來就欺辱中國人達半世紀之久的日寇,終於屈膝投降。我們一家人,連同已如家人般的張嫂,就隨國民政府復原南京,父親當時在陸軍總部第五署任職(掌管陸軍訓練的機構)。
八成是因天生魯鈍,此時我已一歲多,都已搖搖晃晃地可以走幾步路了,但還不會講話。有一天我被放在有高欄杆的幼兒床上睡午覺,張嫂與我母親則在客廳裏話家常,兩人的閒聊突然被我的「喊叫聲」打斷。
「XX!」我在喊。
嗐!我居然第一次喊出聲啦,張嫂與我母親都十分驚喜,不過「XX!」實在有點兒「語焉不詳」,兩人趕緊躲在門後靜聲聆聽。
「XX!」我站在幼兒床上兩手緊抓欄杆,又連喊了好幾聲。這下子她們終於確定了,那「XX」是「張嫂」,而且是湘音的「張嫂」!
張嫂連忙進房把我緊緊地抱在懷裏,盛讚我是個「有良心」的「芽子」。母親則是憂喜參半,我會「開口」固然是好事,但喊出的第一聲居然不是「媽媽」,也確實讓她抱憾終生。哦,「芽子」是湘語中的「小崽子」,是「小孩子」的暱稱。
我父親於一九四七年九月,被陸軍總部與美軍遠東區總部共同遴選,遠赴位於美國堪薩斯州的陸軍參謀大學受訓(此行總共只有三位國軍軍官,其中一位是何應欽將軍之女婿汪敬熙,他日後曾擔任過中華民國的上將警備總司令),直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才返國。這一年多期間,我們母子三人連同張嫂,都被送到青島,因為那時不但我的九舅公已回到青島電信局的原工作單位,七舅公范新度(又名范澄川,湖南工程學院紡織系畢業)也在青島,擔任炙手可熱的中紡青島分公司十三個紡織廠的總經理,我們四人(包括張嫂)就借住在七舅公的金口一路十四號中紡宿舍裏。
當時繼外公全家也在青島,劉侃元以其流利日語,協助七舅公范新度接收原屬日系的紡織廠設備。當時年僅十五、六歲的梅姨(就讀於青島聖功女中),常帶著我去中紡宿舍(在海邊)旁的海灘戲水,這兒時情景還一直存在我的腦海中。
父親返國後,我們全家遷回南京,父親在領陸軍三十二師(屬第四軍團七十軍)由江蘇移防至江西瑞金時,張嫂還在我們家裏,此時母親與她已有近五年的相處,倆人在情感上也十分融洽,但時局大亂之下,人心惶惶,張嫂擔心自己家人的安危,在七十軍奉令移駐廣州之前夕,依依不捨地告別了我們。日後兵荒馬亂之際,我們母子三人從廣州倉惶出逃到九龍,就再也沒有張嫂的消息了。
一甲子後,躺在松街療養院的母親追憶,在江西瑞金時,我們若是能拿出約一百銀元給張嫂寄回家鄉作「安家費」,或許可以留得住她,但是之前我父母親已將積蓄中的大部份(四百銀元),轉交給我在福建武平老家的奶奶(我在二零一二年母親過世後的一篇文章中曾詳述其經過),沒有什麼餘款可以留住張嫂了。
張嫂是貧戶出身,但願她能在老毛的血腥三十年統治下苟且偷安,但把張嫂帶進我家的九舅公范新懷與繼外公劉侃元可就慘啦,他們是老毛扭曲人性的階級鬥爭中,必須鬥垮鬥臭的右派知識份子,是遭老毛迫害的億萬黑五類民眾之一。◇
(未完,下周一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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