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香港理工大學助理教授、常就政治題材創作的香港視覺藝術家黃國才(Kacey Wong),日前,接受本報〈珍言真語〉節目主持梁珍採訪時表示,港人離開香港就是逃避中共,而他因為喜歡台灣的文化,所以選擇移居台灣展開未來新生活。
黃國才詳細講述,在香港機場闖關過程中經歷的驚險一幕。當時,時刻擔心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前僱員鄭文傑在高鐵被捕的情形,會發生在自己身上。一直到搭乘的飛機在台灣落地之前,繃緊的心情都無法放鬆。
民主人士被捕 萌生逃離之意
今年年初,香港當局藉口「國安法」,逮捕了五十多名民主人士。此事讓黃國才感覺到,是時候應該從香港撤離、逃避共產黨。他說,港人在這樣的狀態下離開香港、移居它國,實際上就是逃避共產黨。當時,也曾思考是否和大家一樣,移居英國;他曾在英國讀過碩士,對它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不過在認真推敲之後,他選擇了台灣。
「往後的生活必須做規劃。離開故土,去到一個陌生的地方,生命要繼續成長,要學東西、融入社會中,進而去貢獻這個社會。所以,經過反覆考慮,覺得台灣很適合我,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台灣,如果我不出聲,那麼,就跟所有的人看上去都是一樣的。這種事情,以目前而言,其實是一種難得的幸福。所以,台灣最適合我。」他說。
黃國才表示,以前就來過台灣很多次,十多年前已經租車環島遊,探索台灣文化。他表示,非常欣賞台灣文化,因為在這裏,除了國民黨撤退帶來中國文化之外,台灣還有自己本身的文化。例如過去曾經是殖民地,因此這裏有日本統治的痕跡,還有不同族群原住民文化,都很精彩,自然風景就更不用說了。所以台灣是一個適合的地方,此地能讓他往後的生命得以成長。
遠走不易 留下亦難
黃國才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他認為眼下的香港人,是在一種紛亂和逃難的狀態中離開的。但是,作為藝術家,他希望即使離別,也要以一種優雅的姿態說「再見」。於是,在百忙中、烈日下,他花了3個小時,拍攝一個《We’ll Meet Again》的MTV。
黃先生表示,這個MTV準確地表達了他內心世界中那種孤獨、黑白、要走又不捨得,但又必須下決心走的「斷、捨、離」的情感。他在Facebook發文,留下一封給香港的信。在信中,他表示,「相識51年,我不會忘記你(香港)」,「遠走不易,留下亦難」。他亦以《We’ll Meet Again》的歌詞表明他會再度回到香港,「直到藍天驅逐烏雲遠去」,「在某個陽光明媚的日子再見」。
機場「壯漢」令人驚魂
離開香港那一天,黃國才到達機場,他沒有喬裝打扮,只是戴了一頂帽子,讓人一看就是一個上了年紀的人。當時所有飛往英國的飛機全部滿座,但他搭乘的飛往台灣的航班,旅客一共才二十多人。
由於他申請台灣「就業金卡」後,被《大公報》等黨媒點名批評,因此一直惶惶不安,擔心自己已經列入當局的黑名單中,隨時有可能在機場被攔下、抓捕。尤其在過關和登機閘口,看到一些空著手,眼睛盯著乘客的壯漢時,心中更加充滿緊張、恐懼。
「到了機場過關,我才發現,後面多了4到6個穿著小背心的移民局壯漢;那些人穿著便裝,披著衣服,上面寫著『入境處』,(估計)他們是跑手,不是那些平時白衣黑褲、斯斯文文的入境處人員。看到他們(壯漢),不由得害怕起來。
當我放卡(身份證)進機器,接著去打手指紋時,突然機器冒出一句話——『請聯絡職員』。哇!我好緊張,但是卻假裝鎮定,一直按那個機器,一按、再按,(心裏不停地祈禱)『你們不要走過來、不要走過來!』突然間那機器變好了,然後打開了門……那一刻真的很害怕,現在想來餘悸猶存。」
當黃國才走到登機閘口時,他注意到閘口多出一些可疑者,一看就像特種人員。「我看到一些賊眉賊眼的人在那邊,沒有行李。我們都知道,上飛機肯定是有些行李的,背個背囊也會有的,但他們沒有,都是斜背包。我們以前去集會遊行,見慣了那些臥底的人,一個老警員帶著3個年輕的4人小組。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我也不敢問,但是對我來說一看就知道,他們肯定是。」
「他們坐在閘口對面,沒人登機時,他們就坐著玩手機。開始登機後,突然間,他們一排四個走近閘口,大約15尺(的距離)一字排開,4個人全部望著每一個要上飛機的人。對我來說是很恐怖,因為好像最後要逮住你的態勢。為甚麼他們要一字排開呢?因為你上飛機的時候,他們會再查一次你的護照,機場是否有黑名單,我不知道,可能是我疑神疑鬼。那個感覺是很可怕的,就像電影情節,整個過程都非常驚險。一直到飛機落地之前,我的心情都無法放鬆。」
黃國才回憶道,因為之前發生了英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前僱員鄭文傑在高鐵被捕然後「送中」,在深圳被關押、酷刑對待、單獨囚禁及被逼認罪,以及出獄後在香港、台灣被跟蹤恐嚇的經歷。香港現在竟然變成這樣,心情又如何可以放鬆得了?雖然至今都不知道那些人是不是警員;總之,整個闖關過程非常驚險。由於能夠順利上機,所以才知道自己不在黑名單內,否則,那兩個關卡是絕對無法通過的。
隔離不好受 坐牢的人更苦
黃國才順利抵達台灣後,開始了為期兩周的隔離,直到8月2日才結束。當他離開酒店,來到熱鬧的台北街頭,霎那間,竟然感到恍如隔世、無法適應。
「台北的馬路上,滿滿的是電單車、汽車,覺得聲音很吵、很亂;接著,很多畫面衝入眼球,突然,只是短短幾分鐘的時間,我發現頭有點疼。本來以為自己經很堅強,足以面對一切;但是完成14天的隔離,從酒店出來後,竟是這個狀況,我需要買杯咖啡馬上坐下來。雖然如此,但是心裏很想大聲喊:『我終於自由了』。」
當時,他想到那些正在香港坐牢的夥伴們,肉身不自由苦、精神不自由更苦。而他在酒店隔離14天,好吃、好住,可以自由上網,還能透過窗戶看到外面的街景;但即使是這樣,也發現自己的心理已經產生變化。
「在隔離酒店被關14天,我已經不想出來了,覺得那裏才是安全之處;那種心理狀態,會使人變得很狹隘、沮喪。雖然在隔離酒店食宿沒問題,又可以經常上網,在房間內行動自如,但是,慢慢地人的思想就改變了,好像覺得還是不要出來吧,不想出來了,人變得畏縮、怯弱了,其實這樣是很不正常的。」
後來,黃國才又聯想到,那些坐牢的夥伴們的悲慘狀況。在監獄裏,兩個星期才可以寫一封信;特別是被單獨囚禁的時候,因為沒有任何交流、互動,那種折磨,甚至比挨打還要難過。
紀念「六四」 莫忘「元朗」
1989年,當時只有19歲的黃國才,正在美國求學。他透過電視轉播,目睹六四天安門事件整個過程,感到震驚不已,尤其是那些被中共軍隊槍殺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與他的年齡相仿,適值風華正茂、前程似錦的階段。此後,他把每年紀念六四,看得很重要。除了循例到維多利亞公園參加悼念集會外,身為視覺藝術家,他多次以六四事件為主題,創作許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藝術作品。
在「反送中」運動中,黃國才經常帶著他的藝術創作參加抗議遊行活動。其中,作品《財哥》以黑色幽默諷刺了元朗「官鄉黑警」問題,曝光7.21「元朗白衣人無差別襲擊無辜市民事件」黑暗的一幕。此一事件,造成至少45人受傷,當中包括孕婦,有1人危殆,5人重傷。警方還用「雙方集體毆鬥」、「勢均力敵」來形容元朗事件,被香港民眾及國際媒體憤怒的稱為「竄改歷史」、「指鹿為馬」。
在自由之地 創作
藝術是生活的反思,簡言之,「藝術即是生活」。每個藝術創作的背後,不見得有高深的思想或理論,它很主觀、很個人,反映本身的生活、心靈狀態、還有看待人生的態度。因此,一件作品,是創作者內在的呈現,勝過千言萬語。創作,該是愉快、享受的,不該有太多包袱,導致忘記最珍貴的本質(天賦)和初衷。
8月3日,黃國才接受媒體訪問,對外宣布已經成功抵達台灣。今後,將「在不會自我審查的地方繼續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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