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病毒起源調查報告 羅列三大類證據
8月2日，美國眾議院外委會共和黨人公布了一份病毒起源調查報告，羅列了大量強有力的證據。現在也有了中文版本。
報告分為8個部份，其最核心最重要的結論，就是報告《引言》部份的一句話：優勢證據顯示，SARS-COV-2是武漢病毒研究所的一家實驗室在2019年9月12日之前的某個時候意外釋放的。
這個如此明確的結論、如此具體的日期是怎麼來的呢？其最直接的證據也很簡單：武漢病毒所的病毒與樣本數據庫的在線訪問於2019年9月12日被突然移除。
我想肯定有不少朋友都會追問：數據庫在線訪問被移除，完全有可能是因為其它原因，僅僅因為這一點就斷言這是因為病毒被洩漏了，是不是有點太草率了？
當然，這個結論的得出，實際上沒這麼簡單，這背後還有很多其它的證據顯示，這場席捲全球的大瘟疫真正的起源時間，很可能是在2019年的9月份甚至更早。
在這份報告的8個部份中，最重要也最關鍵的內容是2、3、4三個部份，它們總結羅列了三大類證據，分別是：實驗室洩漏證據、基因改造證據和中共掩蓋實驗室洩漏的證據。
第一大類證據 實驗室洩漏證據
石正麗的危險實驗 在P3實驗室進行
武漢病毒研究所實際上分為兩個部份，一個部份位於鄭店科研園的新園區，這裏正式的名稱是武漢國家生物安全實驗室，這裏擁有20多個較低級別的P2和P3實驗室，那個P4實驗室也在這裏，是於2015年建成，2018年正式投入運行。
而武毒所另一個部份，是稱為武漢病毒所總部的老園區，這個園區處於武昌區，與新園區有19.3公里的距離。
在這個老園區，主要都是P2的低級別實驗室，2003年新建了一個P3實驗室，而石正麗在疫情大爆發之前的幾年中，幾乎所有那些聽上去都非常危險的冠狀病毒功能增益實驗，其實都在這個較低安全級別的P3實驗室裏進行的。
兩個證據顯示 武毒所的研究有多可怕
武毒所的病毒安全問題一直都是大問題，這裏有兩個非常有力的證據證明武毒所的研究有多可怕。
一個是中共國家CDC主任高福在2019年6月公開發文提到，CRISPR基因編輯技術已經在2013年使得禽流感病毒獲得了引發大流行的風險。他特別強調，「合成的類SARS冠狀病毒感染人類細胞的能力也加強了」，因此改造微生物基因組必須受到高度監管。
這話聽上去是沒毛病的，但實際情況是甚麼樣呢？ 3個月後，武毒所P4實驗室主任、石正麗的頂頭上司袁志明在《生物安全與生物安保雜誌》發表文章，罕見承認幾個高生物安全水平的機構沒有足夠資金用於營運每日最重要的安全維護程序，一些P3實驗室以極低成本維持運作，「甚至在某些情況下沒有營運成本」。
這就是我們說可怕的原因：石正麗等人在低級別的實驗室裏進行最危險病毒的功能增益研究，而且實驗室最基本的日常安全維護都還得不到保障。
在2019年9月12日，武毒所在線公共樣本和病毒序列數據庫中的「蝙蝠源和鼠源病毒病原數據庫」突然下線，該數據庫包含了採集自蝙蝠和小鼠的樣本和病原體數據大約2萬2千多個條目，而每個樣本都包含了收集的動物種類、收集地點、病毒是否成功分離以及與其它病毒的相似性等關鍵信息。
圍繞武毒所的一系列不尋常事件
伴隨著這個數據庫的突然下線，圍繞武毒所和病毒出現了一系列的不尋常事件。
第一，就在數據庫下線的同一天，武毒所P4實驗室發布了高達120萬美元的保安服務採購項目，顯示武毒所突然出現了大量的安保需求。
第二，僅僅6天後的9月18日，武漢天河機場口岸突然舉行了突發事件應急處置演練活動，其活動內容就是以實戰形式，模擬了機場口岸通道發現1宗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處置全過程。
第三，包括哈佛與波士頓大學的專家通過對武漢市中心各大醫院停車場的衛星圖像進行的研究，發現在武毒所數據庫關閉前後，有5家醫院都在9-10月達到了兩年半時間內相對日汽車量的最高峰，而這個高峰恰與武漢地區在同一時段使用百度搜索「咳嗽」與「腹瀉」出現的搜索量高峰相契合。從地圖上可以看到，這5家醫院剛好圍繞武毒所形成一個大致的橢圓形。
這說明有一種與中共肺炎（新冠肺炎）相似的疾病曾經在9-10月期間在武漢流行。
第四，在10月18日開幕的武漢軍運會期間，有多達數十名運動員出現了類似中共病毒的症狀，而至少有意大利、巴西、瑞典和法國等4個國家通過病毒樣本追溯性研究發現，他們各自追溯到的最早確定感染中共病毒的病例都在2019年11月。
中美互相質疑 中方無法解釋3問題
所以，我們就看到一個現象：中美雙方都在強烈質疑軍運會運動員被感染了中共病毒。只不過美方認為是運動員從武漢帶回了病毒到各自國家，而中共聲稱是美國運動員輸入病毒到了武漢，儘管去年2月中共官方都還曾公開說，5名患病的外國運動員患的都是瘧疾，與中共肺炎無關。
但中共一直有三個關鍵問題無法解釋：
① 目前被公認與中共病毒具有最近親緣關係的幾個冠狀病毒，無一例外都是中共獨家擁有的毒株；
② 詳細的病毒樹記載表明，各國發現的最早病例的基因序列，都是武漢最早公布病毒序列的後代；
③ 如果病毒是海外輸入到武漢的，那為甚麼世界各國疫情的爆發都比武漢晚很多？
第二大類證據 基因改造證據
主要涉及到的是兩大部份，一部份是石正麗與英國動物學家達薩克，從2005年就開始的長達16年的合作過程中，公開發表了許多論文，顯示他們一起進行了大量有關新冠病毒樣本的蒐集、分離以及功能增益實驗，而且武毒所大多數與冠狀病毒相關的研究經費，都由達薩克領導的生態健康聯盟提供。
另一部份是石正麗與美國北卡大學病毒學專家巴里克的合作，先後涉及到兩個非常關鍵的問題：石正麗擁有進行人工合成病毒的能力並曾經獲得成功；石正麗還進一步擁有了不留下基因編輯痕跡的修改病毒基因的能力。
以SARS病毒為骨架 製造新雜交病毒
關於石正麗的第一個能力，就是她和巴里克曾經在2015年合作，用SARS病毒為骨架，製造了一個新的雜交病毒，而這個病毒成功實現了跨物種感染，並被證實可以成功入侵人體呼吸道細胞。
2016年石正麗和英國動物學家達薩克聯合發表的一篇論文顯示，武漢病毒所創建了一個反向遺傳學系統，並用這個系統對WIV1病毒進行了基因改造，通過增加或刪除病毒RNA基因信息，創造出了這個病毒的多個衍生版本。
難以想像的是，如此危險的實驗，居然是在P2實驗室中進行的，這樣級別的生物安全條件下如果發生洩漏，是絲毫都不奇怪的事情。
大家注意一下這個時間點，這意味著在2018年武毒所啟用P4實驗室之前，石正麗等人就已經合成了多個可以感染人類的嵌合冠狀病毒。
石正麗學生的論文 曝光「無痕」修改病毒
關於石正麗的第二個能力，也就是可以「無痕」修改病毒，也是來自巴里克的傳授。
早在2005年，巴里克就發表論文宣布，他的團隊研發了一種全新基因工程系統，可以通過「無痕」的方式構造全長的SARS-CoV基因組。通俗一點說，就是可以把不同部份的基因序列合併成一個完整的全長的基因組，也就是創造一種新的具有傳染能力的冠狀病毒，而且還查不出人工干預的痕跡。
在巴里克與石正麗合作的過程中，後者顯然掌握了這樣的能力。
2017年，在武毒所工作的博士生曾磊平曾經發表論文，明確提到說，他利用剛才提到的反向遺傳學系統，構建了一個不留痕跡替代S基因的機制，而且一口氣構建了12個毒株，並測試了其中4個毒株對人體、果子狸和蝙蝠體內的ACE2受體的作用。
而當時擔任曾磊平這篇論文的導師正是石正麗。
第三大類證據 中共掩蓋病毒及疫情真相的證據
這類證據數量非常多，像中共利用行政甚至司法手段打壓知情者，銷毀重要病毒樣本，刪除關鍵病毒信息，甚至逼迫有關專家修改與病毒相關的數據或紀錄等等，在此前的眾多媒體報道中，基本都有所曝光。
在中共掩蓋病毒真相的過程中，石正麗扮演了一個極其重要的核心角色。
石正麗在病毒的問題上有過至少8次撒謊，而所有這些漏洞百出的信息，都來自她在不同時間和地點的公開講話。我們來看看這些謊言究竟是如何練成的。
① 2020年12月，石正麗接受英國廣播公司（BBC）採訪時表示，武毒所的數據庫下線關閉是因為武毒所員工的工作和私人郵箱遭到了黑客攻擊。但在2021年1月26日她回覆關於數據庫問題的郵件中，她的說法變成了數據庫因為「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受到網絡攻擊而關閉。這就很奇怪，因為數據庫關閉時間是在2019年9月，按照中共官方的說法，第一個中共肺炎病例是在12月8日才出現，9月份按道理根本不存在病毒大流行。
② 石正麗對BBC聲稱，武毒所所有的病毒序列信息都同時保存在美國國家生物技術中心的數據庫中，所有信息都完全透明，沒有任何隱藏。但她在剛才提到的郵件中又承認，數據庫只輸入了有限的數據，而且訪問權限也是有限的。
③ 石正麗多次聲稱，軍方人員從未與武毒所有過任何合作。但僅是官方信息就顯示，武毒所病毒學實驗室學術委員會以及新發傳染病中心科委會中，都有軍方人員名列其中。而且石正麗本人於2012年，就在中共「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項目中與軍方微生物專家有過合作。
④ 石正麗在2020年1月發論文聲稱首次獲得了RATG13病毒的全長序列，但10個月後她又發表補充報告，承認實際上早在2018年就獲得了該病毒的全長序列，只不過該病毒當時叫另外一個名字。她為甚麼要撒謊並修改病毒名稱？
⑤ 石正麗在2020年1月20日發表論文首次披露了RATG13病毒的存在，而同一天鐘南山正式承認病毒可以人傳人。這說明石正麗早在寫論文的時候就知道這個真相，這個提前量至少要以周作為時間單位來計算，她為甚麼要隱瞞？
⑥ 去年8月，石正麗接受黨媒CGYN採訪時聲稱，中共軍方的生化武器專家陳薇絕對沒有接管武毒所，但實際上大陸媒體一度報道過陳薇在2020年1月對武毒所的接管，而且美國高層官員向國會提供的證詞顯示，陳薇實際上早在2019年底就已經接管武毒所。
⑦ 今年6月，石正麗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聲稱，她的實驗室從來沒有做過或合作過病毒功能增益實驗。這非常奇怪，因為這與石正麗此前多篇正式發表的涉及這類實驗的論文顯然不一致。
⑧ 在同一次採訪中，石正麗聲稱武毒所沒有任何人得過類似COVID-19症狀的疾病，但世衛組織調查團的一名荷蘭專家考普曼斯證實武毒所員工的確患上了與流感症狀相似的疾病。
其實，如果深挖下去，我想石正麗前後矛盾的說辭可能會更多。在此舉這些例子只是想說明一點：中共是根據形勢需要在改變其說辭，石正麗只是配合黨的需要而講話的政治工具而已。她這些自相矛盾的說辭背後反映出的，恰恰是中共手足無措的恐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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