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稿 一、中共香港「暴力團夥」
燒殺炸鬧，無所不為 製造恐怖在先
中共在紐約的一些爪牙，2003年6月23日晚間在紐約市華埠的「解放區」（即華埠東百老匯大道與地威臣街一帶），向一群法輪功的會眾展開「武鬥」，把法輪功一名年輕會員李軍打傷。
事後李軍持驗傷單向紐約警察第五分局報案，警方派人到「解放區」逮捕頭號打人者梁冠軍，但梁冠軍聞風逃走，事後由一名叫黃克鏘的華人陪同到警察第五分局自首，經訊問後移送法院，被控三級襲擊的刑事罪。
該場「武鬥」首犯梁冠軍是中共幹部口中的「僑領」，其實他與另外打人者當年在大陸文革中是一批極端左傾份子。
他們深知暴力起家的中共政權統治中國大陸五十三年來全靠暴力控制廣土眾民，他們當年打砸搶在中國大地受到共幹賞識，現在到了海外，當然更希望爭取到中共駐海外幹部寵愛，讓他們有賺錢發財的機會。
其實海外親共份子的「武鬥」與中共在大陸的表現一樣，已成為一種共產黨傳統，他們相信「始皇帝」毛澤東的「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更相信「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的「真理」。
他們認同中共的革命暴力理論，要打倒階級敵人，要埋葬資本主義，只有訴諸於暴力，否則就不叫「革命」。
中共在海外的爪牙，早在沒有成氣候前，就已經開始傾向以暴力對待非共份子與「反革命」人士。因為中共政權本身，從建黨那天開始不論對內對外，都以暴力為最高訴求，尤其是大陸淪共後更把暴力武鬥向外擴展，禍延平民百姓。
撇開中共在延安時代與在蘇區境內的歷史性暴行不說，單就他紅色政權在中國大陸建立那天開始，就在國內城鄉和知識界連續地發動了一系列大規模的政治運動，鎮壓運動，批判鬥爭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等等。
根據美國中央情報局統計，從1949年到1957年，被中共屠殺的中國人總數有五千七百萬，死亡人數超過二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總和。
中共不但在中國大陸屠殺同胞，同時把暴力輸出到海外的自由國家與地區，首當其衝的是50年代到70年代的香港，然後是80年代至今的美國。
先說香港。49年大陸淪共後的兩年間，數以百萬計大陸同胞逃到香港定居，或者經過香港借路轉去台灣及歐美、紐澳、日韓、越柬，其中以香港收容的難民最多，高達二百多萬人。
這些逃避共產災難抵達香港的人中，有七千多人是國軍的傷殘人員，他們斷手斷腳、扶老攜幼抵達香港，港英政府基於人道理由，只好接受他們，把他們安置在東華醫院與廣華醫院，有一部份則散佈在中環的花園廣場靠乞討維持生活。
港英政府為了市容觀瞻，只好把他們送到摩星嶺一帶，替他們蓋搭了幾百個三角棚當作暫時難民營，每天供應兩餐飯，讓他們安定下來。
港府的人道措施遭到中共強烈反對，他們說這些難民是流寇，基於毛澤東窮寇必追的理論，港府應該把他們遣返回中國大陸，由「黨和人民」清算鬥爭後處決。
英國政府雖百般討好中共，並首先承認中共政權代表中國，但卻不敢做這些傷天害理的事，這七千多名傷殘國軍殘餘才可以苟活下來。
中共方面當然不會甘休，故意派出他們的爪牙到摩星嶺一帶跳秧歌舞，爪牙中甚至有人身懷槍械，當摩星嶺難民跑出來指責跳秧歌舞的中共爪牙時，混在人群中的共特便掏出槍械向難民射擊，並高叫殺死反動派，幸港英政府派出軍警鎮壓，才把事情平息下來，但對香港社會已產生嚴重影響。
所有逃到香港的人都憂心忡忡，為了安定社會，港英政府乃於1950年6月25、26日，以兩天時間，把七千七百十九人用木船載運送到偏僻的將軍澳海灣附近的一座荒山。
這座荒山當地人叫做「吊頸嶺」，原因是40年代一名英國商人在這座荒山開了一家麵粉工廠，因生意失敗導致工廠倒閉，該英國商人乃在荒山的廠房內上吊自殺死亡，從此荒山就不再有人跡，港英政府把難民安頓此處後，把「吊頸嶺」改名為「調景嶺」。
香港中華廠商會會長高卓雄及若干善長仁翁發起成立「港九各界救濟調景嶺難民委員會」，在調景嶺一個填海出來的大坪附近山坡，搭建了一千二百個A字棚、三十座葵棚、三十棟木屋，讓七千多難民有容身之地，同時每天發給兩餐飯菜。
但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不絕，他們知道有一個收容難民的調景嶺，便紛紛乘船或翻山越嶺到調景嶺定居，不到一年，已有一萬六千名不列入港府難民名單的難民抵達調景嶺，他們沒有居屋，自己蓋搭棚屋，沒有飯吃便以繡花、做火柴盒、拾麵包皮餬口。
調景嶺難民在調景嶺內高懸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擁護中華民國，並盼望台灣的國軍早日反攻大陸、光復國土。
中共政權因此對這些難民更為深惡痛絕，不斷派他們的爪牙到調景嶺的棚屋放火，並在山溝水中放毒，要把難民們燒死毒死。
七千多人曾經有多次因火燒棚屋餐風露宿，也有多次因飲用毒水而中毒以致奄奄一息。甚至有人被燒死毒死，因此引起國際人士注意並關切，中共的暴力才開始收斂，但並不停止。
門前高處的褪色撕裂國旗，仍然飄揚在藍天艷陽下，多難興邦，讓中華民國的國旗都世代守護著……
1952年1月16日傍晚，廣東台山籍的三十一歲男子陳寒波，在九龍黃大仙竹園聯合村的覺蔭園住處附近，被中共派到香港的殺手開槍擊中胸部死亡。
經香港警方調查，陳寒波是中共尚未奪得政權前重用的特務，因看穿中共殘民禍國的真面目，49年從大陸南下逃抵香港，經常在報上發表抨擊中共的文章，人稱「反共作家」。
他所寫的暢銷書是一本定名為「一個紅色女間諜的新生」，中共在香港的報紙曾對此大肆攻擊，罵陳寒波是「反共、反華、反人民」的「三反頑固份子」。
香港警方判定這是政治暗殺，不可能破案，傳訊了幾個關係人之後就不了了之。
不過後來有人查出，陳寒波原在中共華東區特務頭子楊帆手下工作，地位重要，他叛離中共逃來香港後，楊帆曾揚言要手刃此叛徒。
不過楊帆到了文革，也因為是劉少奇的親信被打成叛徒工賊，被紅衛兵活活打死，家破人亡，為自己的殺人罪行付出了代價。
1953年9月7日上午，香港灣仔星街天主教煉靈堂內主持神職的兩位神父──程野聲、魏蘊輝，均被人以刀刺及棍擊打死在他們的宿舍內，室內電話線被剪斷，財物金飾現金均在。
警方根據兩位神父的言行判斷，他們死於政治暗殺，原因是兩位神父所辦的《公教報》與《時代學生報》均堅持反共立場，曾接到不少匿名恐嚇信，要他們立即離開教堂，並在《公教報》上刊登「離職啟示」，否則「人民」不會放過他們。
兩位神父並不向這些恐嚇信屈服，沒想到果然遭到中共「人民」的毒手。
1953年12月5日，一名外省籍男子郭大可被一群大漢在九龍城嘉林邊道追殺，身中四槍不死，但身上一批文件被搶走。
後來知道此人於49年從大陸逃到香港，身上藏有中共不願公開的文件資料，因此遭到槍殺，文件被搶去，案件當然無法偵破。
一連串政治暗殺發生後，英國遠東情報局派人與中共方面表明英國的立場與態度，希望中共方面節制，不要再在香港從事暴力暗殺行動，否則英國將向國際間公佈中共罪行。
至此，中共在香港的暗殺行動才略有收斂，但暗殺計劃仍在擬定，只是不敢下手。
1953年4月，從上海逃到香港的女新聞記者許瑾女士，出版了一本名為《毛澤東殺了我的丈夫》的書。
此書只有一百四十二頁，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支持在香港創立的《亞洲出版社》出版，內容是敘述許女士丈夫莫自新被中共槍殺的經過，同時披露中共統治下上海腥風血雨的政治運動如何展開。
這對中共宣傳的「新中國」如何得民心完全相反，於是許瑾女士遭到一連串恐嚇。中共方面並透露一張要處決對象的黑名單，許瑾女士被列為第一個被整肅處決的對象，其次是撰寫反共政論的名作家李焰生（筆名馬兒），第三是《新聞天地雜誌社》的卜少夫，第四是另一粵籍政論家黎晉偉。
這些黑名單上的人，都接到過恐嚇信，信內附有子彈頭與刀片，內容都是說要取他們的性命。（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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