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位香港人被送中已月餘，資深人權律師滕彪律師接受《珍言真語》採訪表示，對案件繼續跟蹤，分析中共不許港人自己委派律師的原因。他呼籲公眾和國際社會意識到中共的威脅，一起為香港爭取民主自由。
滕彪在中國原是一位學者和資深人權律師。他從2003年到2013年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法律，同時也代理了很多人權方面的案件，並參加過一些政治反對運動，因此被學校停課，後來被開除、被軟禁、被綁架、關押、受酷刑。2012年9月起為香港中文大學人權與公義研究中心訪問學者，見證了2014年雨傘運動。
滕彪2015年到美國，現為紐約城市大學亨特學院兼任教授。他表示依然在密切關注香港的政治法律狀況。
中共指定官方律師 不讓12港人維權
《港區國安法》推出之後，8月28日遭中共廣東海警攔截的12個香港人算是正式被送中了，香港一些泛民主派議員認為，過了30天還沒有進入批捕，其實是違反了中國一些法律。
滕彪表示，按照中國的刑事訴訟法，偵查階段一般最長37天，然後由檢察院來決定是否批准逮捕。
「理解中國的這個法律最關鍵的一條就是，中國沒有獨立的司法體系，一切都是由政法系統，或者是黨委或者是政府的一些部門來決定。在政治性的人權性的案件裏面，尤其是這樣，其它的，如果是一些與政治沒有任何關係的一些小的案件，也許能夠遵守一下法律的程序，法官也可以按照法律來決定，但是一旦跟政府、跟公權力，或者跟官員、跟意識形態掛鉤的，被認為是政治性的案件，或者是人權案件，或者是敏感性的有重大影響的案件等等，那麼法律的文字表述實際上就是一文不值了。」
他補充說：「當局有很多種做法來規避這些法律的規定，在更多的案件裏面、在更多的外界關注的案件裏面，它甚至都不用規避，或者是不用找任何法律上的藉口，它就是赤裸裸的違背法律、違背憲法、違背中國所加入的或者簽署的國際人權條約。」
目前，中共官方給這12位港人指定的律師，不允許家屬委託的律師去會見當事人。滕彪認為，只有12位港人能夠自己委請律師，才有機會維權。
「這個也是很明顯的，如果是由家屬或者本人所委託的律師，那麼就要維護他們的權利。尤其是國內出現了一批維權律師，有一些他們要跟政府死磕，當政府違背法律、違背程序的時候，他們要挑戰這些違法的做法。至少這些律師可以透露一些信息，讓外界持續的關注，或者是採取一些正確的對策，這都是律師會做的事情。」
而中共強行制定律師，目的是不讓外界知道他們可能遭受的非人待遇。「但是，中國政府它當然不願意看到這些律師，家屬委託的律師或者是維權律師來介入這些案件，在它們看來這些律師是給政府找麻煩的，或者是向外界透露一些，政府不願意外界知道的一些情況。比如說，在裏面受到酷刑，或者是絕食，或者是當局的一些違法的做法等等，這是中國政府不願意讓外界來了解的。」
滕彪透露，中共指定的官方律師是「勾兌律師」，目的就是不讓當事人請維權律師。
「所以它就想方設法地排除家屬或者本人所委託的律師，就用政府所信得過的這些勾兌律師。我們管它叫勾兌律師，就是官派律師，它們雖然屬於律師群體，但是它們的角色就是幫助政府來違反法律，幫助政府來掩蓋這些違法的做法，所以在很多案件，比如709的很多案件，在一些政治犯的案件等等，都能夠看到，政府它沒有任何理由地拒絕家屬或者本人所委託的律師，用這個官派律師來介入，這當然是完全違反刑事訴訟法，也是違反常識的，從常識角度也都能夠理解，家人的意願，本人的意願當然要遵守，不能用官派的律師去替代他們。」
他介紹說，從中國維權律師的角度，在2003年前後，維權運動興起以來，有越來越多的維權律師來代理一些人權案件。
「這個在胡錦濤時期有比較快的發展，雖然從整個人數比例上來看，也是整個律師群體當中極少的一部份，但是這批維權律師，實際上對於促進中國法治起到了一些推動作用，也受到國際媒體很多的關注，也給中國政府找了很多麻煩，所以中國政府就對這些維權律師進行持續的打壓。」
「在習近平上台之後，這個打壓就更加變本加厲。最有名的這個大抓捕，709大抓捕，在2015年有數百維權律師都受到衝擊，其中有一些律師至今還在監獄裏。從709之後，這個維權律師群體是受到重創，整個維權運動也陷入低谷。但是仍然有一些維權律師，他們勇敢地去代理人權案件，這實際上，是在目前這種人權狀況非常惡化，人權運動風險在加大的情況下，也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中共用12港人被送中事件恐嚇民主人士
滕彪認為，這是6月30日頒佈《港區國安法》之後的一個重要的典型的案件，也可以說是第一個送中的案件，由中國的法律部門來偵查來處理。中共要把這12港人被送中事件做大成典型案件，目的是要以此恐嚇抗爭的民主人士。
他解釋說，在《港區國安法》裏有一些條款，他稱作「銅鑼灣條款」，從56條到61條，實際上就是規定了中國政府所控制的這些機構，可以把一些案件轉交中國大陸來關押，來偵查和審判。
「這就是銅鑼灣書店事件的一個法律版，它甚至不用去找國安特務，去綁架，然後秘密地送到中國。它可以利用這個《港區國安法》的一些條文，就把他們送到中國大陸去關押和審判等。所以我個人覺得，中國政府想要把這12個香港人的案件，做成一個重大典型的案件，不管他是否符合那個危害國家安全的規定，它就是一定要把這個做成是涉及到違反港版國安法的一個重大案件，用這樣一個重大案件來對香港的民主人士，社會運動人士進行恐嚇，達到這個殺雞儆猴的作用。」
他建議家屬和外界關注人士一定要抗爭，為當事人爭取權益。「這像過去很多案件，比如說王全璋的案件，像高智晟的案件等等，當事人長期處在這個秘密關押的狀態，對外界來說就是徹底封了，無論如何呼籲，他們都沒有辦法見到律師或者家人，但是呢，對於他們的家屬來說，對於我們關注這個案件的普通人來說，也必須要持續的去呼籲，去抗爭抗議，否則的話，中國政府在作惡的時候，更加沒有成本，沒有壓力。」
他分析，從過去的經驗來看，在當事人被抓捕之後的階段，最開始的這幾個月是最關鍵的時候，當局想要突破他們的心理防線，讓他們認罪，有一些人甚至被強迫上電視認罪等等。例如桂民海的案件，他不但被強迫認罪，而且在受這個常人難以忍受的酷刑之後，還要放棄自己的瑞典國籍。
「這是極其可怕的情況，那我覺得有很大的可能性，或者幾乎可以肯定這些人在裏面已經受到了酷刑。」
中共以惡法取代香港原有法治
滕彪認為，香港原有的法律和中共的法律是天壤之別。
香港原有的普通法系有成熟獨立的司法體系。「香港在過去，英國殖民時期，包括在九七年之後的一段時間裏邊，她的自由、她的公民社會、她的法治，都是非常好的。從全世界範圍來看，她的這個自由度、她的法治程度，也是全世界排名靠前的。她是一個普通法系的地區，有非常成熟的獨立的司法體系。」
中共沒有法治，沒有法律的獨立性。「而中國大陸它是一個一黨專制體制，沒有任何法治可言，雖然它有法院、有警察和檢察部門，也有很多很多的法律，但是在實踐當中。它沒有任何法治，它的法律沒有任何獨立性可言，從立法的角度也是這樣。如果看香港《港區國安法》的具體條文的話，它處處都充滿了一些專制體制的一些野蠻的表述。它和香港過去的那種法治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中共正在用惡法來取代香港原有的法制體系。「所以我們在今天的香港看到的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法治體系，正在被一個非常非常壞的專制體系所侵蝕、所壓制，一個好的東西、自由的東西正在被一個最壞的東西所替代。在這個案件的處理上也是看得非常明顯。」
他提醒港人不要以過去的經驗來判斷中共的「執法」。「香港人不應該從自己過去的經驗，在一個法治社會裏邊長期生活的經驗，來理解中國的法制事件，就是在多長時間內要見法官，然後有人身保護令，然後有證據的規則，然後執法人員要遵守法律和憲法等等，這些在中國大陸都是不存在的，在政治性的案件裏面更是絕對不存在的。」
有人認為，在香港被捕和在大陸被捕，法律後果是很不一樣的，因為是不同的倆個司法管轄區。但是滕彪提醒說，香港的司法主權已經被侵蝕，在過去幾年裏面惡化的速度是越來越快，包括銅鑼灣書店事件、肖建華事件、甚麼一地兩檢等等。
「香港的法治被中國大陸迅速地侵蝕，所以司法主權，包括《基本法》裏面規定的終審權，恐怕慢慢也會被北京奪取。」
國際社會要意識到中共威脅
滕彪建議，當事人家屬可以向一些聯合國委員會、向聯合國人權高專辦（高級專員辦事處）等部門去申訴，提出訴求，這種情況屬於任意羈押，聯合國有一個任意羈押委員會，有這樣的渠道。但是從實踐上來看，他認為即使去做了也沒有太大的實質性的影響，因為中共一直在勾結人權狀況差的國家。
「中國在聯合國及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裏面，到處去串聯勾結那些人權狀況差的國家，來排除這些案件，或者是很多國家迫於中共的壓力，不敢去譴責，甚至去表揚中國政府種種侵犯人權的做法，所以雖然聯合國有這樣的機制，但是實際效果是不容樂觀的。」
他認為，除了從法律角度繼續去呼籲，通過家屬所委派的律師繼續施壓之外，還是要還得靠國際社會有更多的關注、有更多的聲援。
他說：「西方國家對中國人權一些的態度，實際上在過去幾年也在慢慢地發生著變化，總的說來國際社會的壓力，對香港問題，具體到一些案件來看，那些壓力還是遠遠不夠的，但是我們能做的事情就是讓國際社會認識到，不僅僅是這12個香港人的問題，也不僅僅是香港一個城市，面臨自由法治被毀滅的問題，這實際上是涉及到整個的自由世界被中國的一個越來越強大的，越來越橫蠻的專制政權所侵蝕、所壓制，將來中國它所威脅的不僅僅是中國人，不僅僅是香港人，它實際上是全世界所有的人。」
中共建政70年 反人類罪行罄竹難書
滕彪說，從1949年中共建立這樣一個集權體制以來，它所犯下的反人類罪行，罄竹難書。包括鎮壓所謂反革命，包括殺地主、土改文革、計劃生育、迫害法輪功和其他的宗教人士、六四屠殺等等，最近幾年了又增加了這個新疆集中營，和對香港的鎮壓。
「所以這樣一個政權是完全沒有合法性的，它也必然會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中國也必然會實現一個自由法治民主的社會。雖然很多民主人士，他們覺得中共這樣倒行逆施，恐怕用不了幾年，就會走到盡頭。但實際情況遠比這複雜，涉及到政治、經濟、社會、國際、地緣政治等等很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冷靜客觀地分析，致使中國，對中國民主轉型有利的和不利的條件。我們不能夠放棄這種抗爭，而對無論是從中國國內的角度，還是從國際社會的角度，要不斷的去反抗它，呼籲國際社會認識到中共這樣一個專制體制的威脅性。」
他認為，香港的民主運動非常優秀，值得全世界爭取民主的人去學習。去年的這個「反送中」運動，「勇武派」跟「和理非」的不割席，那是非常值得讚賞的一個策略。
他分析說，港人的抗爭也取得了一定效果，去年就迫使北京和香港政府放棄《逃犯條例》。無論是反對23條，還是「反國教」運動，還是「雨傘運動」和「反送中」運動，沒有抗爭的話，香港的自由跟法制恐怕早就失去了。
「現在的香港正在被迅速地大陸化，這種局面恐怕是絕大多數人沒有想到的，抗爭的風險在急劇的增加，香港的狀況在急劇的惡化。所以我也是非常擔心香港抗爭者的命運，我是盡一切可能，在一切場合有可能的情況下為他們呼籲。所以就是在這裏面，還是為香港人加油，而香港人在過去做得非常非常棒，那現在應該是全世界，包括向中國人一起跟香港人一道來爭取自由民主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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