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自由空間越來越窄。9月22日，香港警方稱當日起修改《警察通例》中的「傳媒代表」定義，對香港本地傳媒，香港記者協會、攝影記者協會會員證件將不被承認，僅限已登記政府新聞處新聞發佈系統的傳媒機構。此舉被指違背了《基本法》保障的新聞自由，「官方變相發牌制度」令香港逐漸走上極權管治之路，與民間期望背道而馳。
香港記者協會等8個傳媒工會、7間大專院校的新聞及傳播學系一致表示反對與譴責，指修例根本地改變香港原有制度，記者與公眾都享有採訪權，強烈敦促警方撤銷修改定義。立法會議員許智峯、毛孟靜等呼籲新聞界提出司法覆核。
對此，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接受大紀元《珍言真語》熱點直播欄目採訪時表示，此次通例修訂之前毫無動靜，完全沒有通知傳媒和記者協會，對香港的新聞自由是相當大的一個衝擊，會扼殺一些媒體。香港一直以來都相對開放自由，如今在走回頭路。
有些主流媒體的老闆財洪勢大，很怕得罪中共，因此報道出來的不是事實真相，可信度也降低。一些獨立的網媒會把發生的事情拍出來，然而他們卻遭到了限制。
現在政府和警方已經不太理會市民怎麼看，維護新聞自由只是嘴上說，實際在衝擊，而警員執法又情緒化，甚至失控，今後如進入封鎖區採訪風險很大，記者需謹慎小心。
採訪或變「參與暴動」影響公眾知情權
楊健興表示，警方現在不承認記者協會發的證件，也沒有給出合理的說法，是相當奇怪的。「因為常理就是說這個證件出了問題，發證的程序可能有濫用或者濫發，也完全講不了是這種情況，所以我們相當反對政府的做法。」
他說，在政府新聞處的那個名單，其實是發佈新聞、通知有新聞稿或者活動的一個通知系統，但是現在被扭曲成誰才是媒體，可以在一些公眾地方，比如集會、示威、遊行的場合做採訪，「如果不在這些名單裏面，警方就不會當他們是記者。」
「比如現在有限聚令了，它就說你非法，違反了限聚令，就發告票；如果它說現場已經是一個非法集結的地方，如果你不是記者，或者它認為你不是記者，你留在這裏的話，雖然你是在進行採訪，它都可能會說你是參與了非法集結。」楊健興補充說，「甚至更加嚴重的，那個地方已經暴動了的情況，你就變成了參與了暴動。」
楊健興指出，一些不在政府名單裏面的媒體記者，包括公民記者、學生記者、自由工作者，或者是外來媒體，在香港採訪都可能會被警方說成違反法律。「對新聞自由有影響，也是最終會影響公眾的知情權。因為少了媒體在現場的話，那個報道有些片段可能未必能拍到，就會有更多的爭議。」
過去一年多，許多警方濫暴行為，如去年11月11日關家榮西灣河槍擊男學生事件，就是由非傳統網媒拍攝的。這些自由媒體，在抗爭運動中捕捉到大量珍貴的獨家鏡頭，彌補了主流媒體的不足，令真相廣傳。
此次港警修改《警察通例》，不少網媒和學生媒體活動將受到限制，他們的採訪或變成「非法集結」，而實際上按香港法律，採訪不需要官方簽發記者證，因此不存在合法與非法採訪之分。當今自媒體時代，誰是記者更不是由警察決定的。
修例走回頭路 將新聞自由倒退幾十年
楊健興認為，此次修改傳媒代表定義，其實就是控制了哪些人可以進行採訪，影響是深遠的，從根本上把不是政府認可的，定性為非法採訪。
「香港一直以來都是相對開放自由，政府自己也是這麼說的。很多國際媒體，外地的媒體都在香港進行採訪，這個就反映了香港那個開放性，那個資訊流通。」他說，「新聞自由方面，但是現在完全是走回頭路。」「與世界媒體變化的趨勢也是實行相反的方向。」
他表示，現在的自由新聞工作者，還有公民記者，隨著媒體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很容易、很方便自己就可以做一個新聞發佈，分享一些片段，做一些現場記錄和報道。政府和警方限制非主流網媒的做法，「其實是將香港的新聞自由倒退了幾十年。」
獨立網媒拍攝使社會得益
對於各種網媒的興起，楊健興說，如今不像以前那樣，要很多的器材和技術，方便的同時也使社會越來越開放，市民對資訊的要求越來越高，信任也是下降的。
「有些主流媒體的大老闆都是財洪勢大的，都是很怕得罪中共大陸，得罪一些大的財團，他們報道出來的是不是事實的真相呢？」
當社會對政府、對一些利益財團的信任下降時，他們對獨立敢言媒體的信任、以及支持就會多一些。「政府、警方要怎樣適應這個變化，而媒體也自己去把關，監管自己的行為、言行，真的是在做記者的事情，這些方面都要做好一些。這樣的話，其實整個社會是得益的，不應該把它當成是一個負面的東西。」
「現場多了記者，其實是一個小問題、秩序的問題，或者是大家能否遷就的問題。但是現在這樣走的方向，其實是要付出很大的代價。」他指出，現在不僅是新聞自由的空間收窄了，甚至會扼殺一些媒體。
他以最近在旺角發生的事舉例，一個12歲的女童被五六個警員武力制服，那個片段都是學生媒體拍到的，如果這些學生媒體被禁止採訪的話，這個片段就未必有人拍到，那麼事件傳出來，警方宣稱女童形跡可疑、自己用了最低武力，但只有它官方一個說法，公眾就會有各種各樣的傳聞，造成混亂的局面。
「現在就有個片段，大家就可以清清楚楚看到整個事件的經過，公眾就自然可以更加清楚地判斷，究竟這個女童是否形跡可疑，警方用的一些武力是否是最低武力，這個其實是可以減少一些猜測或者一些的謠傳，平息一些爭議。」
其實，去年「8.31」太子站黑警無差別毆打乘客也是如此，「你不給那些媒體拍攝的話，完全是任何片段都沒有，到了今天我相信仍然都會有很多的一些傳聞，裏面有沒有死人，現在警方當然會說這些是謠言，但是你證實不了。」
「就是說有些地方是空白的，完全是不知道那段期間發生了什麼事。這樣的話會不斷這樣發酵下去，一些的猜測、一些證實不了的事。」
日後封鎖區採訪風險大
楊健興指出，現在通例改了之後，雖然警方講，公眾仍然可以在公共、公開的地方採訪、拍攝，但問題是，很多時候警方將公眾的地方已經劃成了封鎖區。
「你在封鎖區的話，其實只是它們認為的、它們界定的媒體才可以在這裏，而不是在這裏的話，那個風險就大了很多。」他說，「如果它當時說已經是非法集結了，就可能會是用這個原因去驅趕你，甚至去拘捕你。」「希望在現場的時候，都要儘量留意情況。」
作為記者協會主席，他表示會從法律角度研究，修改通例有沒有違反《基本法》裏面維護新聞自由的條文，以及政府是否違反了它政策上的一些承諾，會儘量為大家爭取。
暴力對待記者減少 阻撓採訪加重
關於「反送中」運動之後，記者被捕或被打的趨勢，楊健興表示，《港區國安法》實施了之後，加上疫情的限聚令，實際上市民的集結人數少了很多，暴力、武力對待記者的情況也少了，但是卻以執法的名義，增多了不合理的阻撓。
「要大批記者被他們查證件，短的話就半個小時，有時候要四五十分鐘，這樣記者就不能進行採訪工作，也都包括一些讓你馬上停止攝影的（命令），這些其實都是沒有法律根據的。也都聽到有一些個案，將一些記者趕到後巷裏面，差不多可以說就是一種禁錮。」
他強調，雖然如今少了一些胡椒噴霧和更加武力的做法，但是在阻撓記者採訪這方面，其實是完全沒有改善。「甚至有些情況是更加嚴重了，這些其實都是已經和政府所說的要配合傳媒採訪，要維護新聞自由，這些承諾已經是違背的。」
對前線記者的採訪建議
在現在的環境下，前線的記者怎樣做好工作呢？楊健興建議，第一、始終要做記者採訪的事情，儘量不做不是採訪的事情，同時在言行上要謹慎一點，要據理力爭。第二、當看到自己本身的安全受到威脅，有可能被拘捕的時候，要小心衡量，因為如果被抓就做不了工作，而且要花很多時間去處理，還會面臨被檢控等問題。
「是很困難的，這個局面。但是都希望新聞界、新聞工作者不要怕，他們就是希望你害怕，你害怕的話，就正是他們想要看到的。」
他強調，少了敢於拍攝的傳媒，受損失的就是市民。如果一些市民仍然想表達一些意見或聲音，「傳媒工作者是有責任將他們的聲音帶出去，告訴給公眾，他們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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