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大陸，中共的監控無所不在，每個人的衣食住行都在中共「公安大數據」的掌控之中。近日，《大紀元》獲得的中共內部文件顯示，在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疫情爆發期間，中共公安疫情數據庫今年5月監控超百萬人。
獨家：公安疫情數據庫 五月監控超百萬人
《大紀元》獲得的內蒙古烏海市公安局5月《全力推進公安大數據應用建設》的內部文件曝光了上述的信息。
文件稱，搭建涵蓋全國密切接觸高危人員117萬餘人的「高危風險庫」，將每日獲取的人員數據與「高危風險庫」進行實時比對，全面掌握流入人員中的「高危」人員的情況。
首先將「高危風險庫」布控在進城各測溫點，對進城人員全面核查；然後，每日彙集鐵路、民航進站人員數據；接著，按照來源地高危程度分成4檔，依次賦分形成積分預警，按照分值高低，將情況及時推送三區跟蹤核查。
烏海市公安局大數據簡介稱，聯手全國多家知名互聯網企業、科技企業和三大營運商，簽署戰略合作協議，建立警企聯合共建實驗室。
並稱，組建「4+3+N」聯合作戰指揮部；狠抓「人、地、事、物、組織」和「吃、住、行、消、娛」十類動態數據；組建「數據建模」工作小組。
其實，中共大數據監控的對象，遠遠超出了疫情流調的範圍。
自中共病毒疫情爆發以來，《大紀元》獲得的大量中共防疫文件顯示，中共借防疫之名，利用大數據監控所有民眾。
上述文件還稱，該市公安局主動藉助互聯網公司、營運公司數據，集中進行清洗、梳理、比對；同時利用技術偵察、網絡偵查等手段，對政法委、公安廳、通管局等通報的數據進行篩查梳理，掌握重點人員的動態軌跡。
也就是說，這種排查沒有徵得本人同意，全部由上述部門共同合作完成。
中共官媒《南京日報》今年2月報道，疫情爆發以來，該市公安部門利用大數據分析比對，服務精準上門核查，並建立每人一檔的數據庫。
報道提到，「你轄區內常住人員楊某，年前曾到過武漢華南海鮮市場周邊，屬於重點關注人員，請立即上門見面核查。」1月30日下午，濱江派出所社區警察張華接到了上級部門的一條疫情核查信息。
隨後張華與「聯防聯控小分隊」在1個小時內趕到了楊某家中，對楊進行了體溫檢測。隨後，張華將楊某的信息進行登記，楊某好奇地問道：「你們怎麼知道我去過武漢的？我沒告訴外人啊。」
5月20日，大陸一民眾在社交媒體上發帖披露了一段經歷：他在乘坐汽車時，疾控中心給他打去電話，由於他正處於通話狀態，因此他沒有接聽這通電話，結果，疾控中心通過車載錄像頭找到坐在他旁邊的人，並給這個人打去電話，讓這個人告訴他，要接聽疾控中心的電話。
讓他感到奇怪的是，鄰座這個人不是在車站買的票，而是在半路上車的，之前沒有留下可聯繫的任何信息，疾控中心是怎樣找到鄰座的聯繫方式的？最後他感嘆，「感覺現在我們都是在裸奔啊。」
中共建立各類數據庫監控民眾 黑手伸向全球
一直以來，中共的監控手段越來越多，如大數據、天網工程、人臉識別等等。
目前，貴州已成為大陸的大數據中心，也是大陸首個大數據綜合試驗區。
中共官媒報道，貴州省公安機關以「大數據+」打防管控綜合應用模式，建立了所謂的「數據鐵網」。
此外，中共還為犯罪份子等建立數據庫。據報道，貴陽市公安局南明分局積極協調省內各市州的人像數據建立全國在逃人員、吸毒人員、高危人員庫、高危地域人員庫、扒竊人員庫等數據庫。
如今，中共不僅監控中國民眾，還把黑手伸到全球。
《澳洲金融評論報》日前最新披露，與中共軍方有關聯的深圳振華數據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振華數據）建立了一個專門針對全球有影響力人物的巨型全球數據庫，蒐集了包括澳洲總理莫里森等240萬名具有影響力人物的檔案，其中包括3.5萬名澳洲人。
振華數據列出的主要客戶包括中共軍方和中國共產黨。
獲得這些資料的是駐越南的美國學者巴爾丁（Chris Balding）教授。 巴爾丁在2018年之前一直在北京大學工作，因為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離開了中國。
據澳洲廣播公司（ABC）報道，巴爾丁表示，「中國絕對是在國內和國際上建立一個大規模監視國家。」「他們正在使用各種各樣的工具。這個工具（振華資料庫）主要來自公共資源，也有非公共資料。」
巴爾丁表示，中共政府會蒐集本國公民不光彩事跡的資料已廣為人知，但這份最新資料顯示，中共企圖把行動規模擴大至全球。
人權觀察曾批評，中共政府應停止建置大量收集分析公民個人信息的警務大數據平台。這種侵犯人權的「警務雲」系統，主要目的在追蹤和預測維權人士、異見人士和少數民族人員的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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