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小巨蛋8月8日一場超過萬人的大型演唱會,幾乎所有現場觀眾都戴口罩。這場演唱會也是自中共肺炎(俗稱武漢肺炎、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全世界第一場有萬人以上現場觀眾的室內演唱會。主唱歌手周興哲在開唱之前先帶動全場觀眾大聲呼喊,以便他們能習慣戴著口罩發聲,隨後才能在演唱會中跟著他一起合唱。

據美國之音報道,為避免群聚感染,演唱會組織者採取了多項防疫措施,包括購票者實名制、入場量體溫、酒精消毒、戴口罩等。此外,參加演唱會觀眾還必須登記身份及手機號碼,在入場時掃瞄二維碼以便於病例的接觸追蹤。

台灣歌手周興哲(中)8月8日晚間起一連2天在台北小巨蛋舉辦「你,好不好」演唱會,成為解封後第一個開唱歌手。周興哲向歌迷表示,「我們今天是全世界第一場萬人演唱會,你們也是全世界第一場演唱會觀眾。」(星空飛騰提供/中央社)
台灣歌手周興哲(中)8月8日晚間起一連2天在台北小巨蛋舉辦「你,好不好」演唱會,成為解封後第一個開唱歌手。周興哲向歌迷表示,「我們今天是全世界第一場萬人演唱會,你們也是全世界第一場演唱會觀眾。」(星空飛騰提供/中央社)

這場演唱會和其它一些反映台灣在疫情中生活如常的景象,包括餐館正常營業、商店正常營業、學校正常上課、民眾正常上班等,一段時間來成為許多國際媒體報道的主題,台灣的防疫作為自然也是這些報道的焦點。

台灣歌手周興哲8月8日起一連兩天在台北小巨蛋開唱,成為解封後首場萬人演唱會,主辦單位防疫不鬆懈,強制實聯制及戴口罩入場。(中央社)
台灣歌手周興哲8月8日起一連兩天在台北小巨蛋開唱,成為解封後首場萬人演唱會,主辦單位防疫不鬆懈,強制實聯制及戴口罩入場。(中央社)

包括日本、南韓、美國、意大利、英國等各國媒體多次採訪的對象,就是台灣的數碼政務委員唐鳳,她也是台灣政府在確保口罩透明、公平分配的口罩供需信息平台應用程式、利用大數據分析接觸感染者行蹤,以及對假信息即時回應、反擊等防疫措施的重要推手。

被日本媒體稱為「天才IT大臣」的唐鳳經常強調,政府必須保持政策透明才能提高民眾信心。她不斷重複,在民主台灣,政府的各種政策是儘可能對人民透明,然而威權中共政府卻要人民對它儘可能透明。由於台灣政府的防疫措施能得到人民信任與配合,唐鳳說,防疫成效自然也跟著提高。

8月18日,在一場與美國智囊全國亞洲研究局(NBR)學者的對談中,唐鳳再次強調這個觀點。

她說,在台灣,民主與互聯網共同成長,科技的改善可促進更多參與,「要使科技成為民主最佳工具之一,重點在於透明化與可問責,也就是說,如何使政府對人民更透明,而不是人民對政府透明」。

不過在疫情中,各國政府為隔離和追蹤接觸者會使用監控措施,這引起人們對人權及政府治理方式的擔憂,中共實施的健康碼就被認為是對個人私隱的侵犯。台灣政府如何在民主體制下兼顧個人私隱的保障與防控疫情的需求?

唐鳳說,台灣對於隔離和接觸者的追蹤都有法律的嚴格規範,例如防疫時需要使用健保卡證明身份,但卡中個人信息為「可讀」模式,只能用於公共服務需要,不能被連到互聯網使用,也無法讀取個人病例。如果在隔離時不願留下個人手機號碼,政府也會提供臨時手機為隔離期間的聯繫和追蹤使用。

此外,唐鳳說,台灣在疫情中從來沒有宣佈進入緊急狀態,政府採取的行動必須接受立委和媒體的質詢與監督,即使是為了追蹤病源接觸者,法律也對民眾各種數據的使用與保存有明確規定,經過一段時間即必須銷毀,由於人民對保障個人私隱的要求,政府在採取防疫措施時重點也在於強化私隱權保護的技術。

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公共事務學院助理教授希娜·格雷騰斯(Sheena Greitens)表示,並非所有民主體制都採取像台灣一樣的防疫做法,但台灣有許多值得其它國家學習之處,尤其是對公民權利的保護及其民主過程。

她說,台灣總統蔡英文沒有因為疫情宣佈緊急狀態,這使司法可以正常運作,政府作為受到監督,防疫過程透明化,蒐集的數據是暫時性,其範圍和規模都有限制,這種種做法都與全世界民主國家趨勢一致,那就是在技術的使用上考慮到保護數據私隱的問題。

她說,台灣與南韓是美國在印太地區曾經歷經威權統治的兩個民主夥伴,台灣過去的專制歷史讓台灣領導層對監控問題有更深一層的思考。

「台灣領導層對監控的風險有過仔細的思考,因為監控在戒嚴時期非常嚴厲,台灣現在還有一些活著的人曾經由於非政府透明化的過度監控而付出代價。所以當我們想到能從那些有親身經歷的人學到甚麼,以及如何運用那些經驗來保護民主,我認為那是一件好事。」她說。

不過相反的是,中共政府對技術的使用,卻是為了監控人民以維持社會穩定。

專門研究中共監控問題的人權觀察中國部資深研究員王松蓮(Maya Wang)說,中共政府的意圖是通過撒網方式,儘可能蒐集關於人民的信息,蒐集它們、研究它們彼此間的關係、追蹤移動,最重要的是,將它用於社會控制。

王松蓮說,中共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政體,整個政權就是靠社會控制來維持,除非廢除整個制度,否則這種政權如何能談論解決大規模監控的問題?

她說,從人權觀點來看,國際人權法的規定是,任何政府對人民數據的蒐集必須合法、符合比例原則,以及有其必要性。例如中共政府說,裝設大量錄像頭是為了治安,但它卻不符合比例原則,也沒有針對要解決的特定犯罪目標​​,因此這些大規模監控經常都是不必要的,因為有其它不侵犯人權的方式可以確保公共衛生和公共安全。

德州大學格雷斯滕教授說,中共在疫情中實施的支付寶健康碼,是將原來用於維穩的技術用於公共衛生,北京當局多年來都在蒐集包括支付寶在內的公民數據,並尋求將各種數據加以整合以用於社會維穩和控制,在中共肺炎疫情中由於公共衛生需要,這種數據整合速度及對社會監控的強化也隨之加快,因為那是中共的首要優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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