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揭秘中共抗疫中的大數據監控

在中共隱瞞疫情數周後才發動的「抗疫」運動中，與「清零」宣傳同樣令外界印象深刻的，還有無所不在的大數據監控。而《大紀元》近期獲得的內部文件，清楚地勾勒出中共抗疫中的大數據監控流程，顯示出中國民眾的言行、蹤跡等幾乎一切個人信息，都被中共以「抗疫」之名，悄無聲息地納入多部門的聯合立體監控中。

自今年中國爆發新冠病毒（中共病毒，COVID-19）疫情以來，《大紀元》曝光了中共的一系列內部文件，揭示出中共隱瞞疫情，以及假抗疫、真維穩的內幕。本文透過中共的內部文件和種種舉措，抽絲剝繭，還原出中共「抗疫」大數據的流程。（文後附錄《大紀元》獲得的部份中共內部文件）

公安與疾控機構建立駐點聯絡機制：「抗疫」大數據第一步

例如《大紀元》獲得了北京市衛健委6月18日印發市內各區衛健委等疾控機構的《關於建立新冠肺炎病例流行病學調查協調工作機制的通知》。

北京衛健委在通知中不但要求醫療機構、急救機構要與疾控機構做好信息溝通和對接，「要積極配合協助疾控機構做好新冠肺炎病例流行病學調查工作」；同時專門要求疾控機構建立與公安部門的「駐點聯絡機制」。

北京市衛健委在6月18日印發的通知，要求疾控機構建立與公安部門的「駐點聯絡機制」。圖為通知截圖。（大紀元）

該通知要求疾控機構：1. 「要安排專人派駐市公安部門，加強與公安部門的對接協作，確保24小時有人駐點值守」；2. 「收到病例報告後，要將病例基本信息第一時間通報公安部門，實行雙線運行，同時核查」；3. 「疾控機構要與公安部門隨時通報線索信息，及時溝通和反饋調查結果」。

事實上，公安對疫情流調的介入，還有其它通知可以證實。

大紀元獲得北京市朝陽區衛健系統2月14日的一份電話錄音文檔。文件顯示，衛健人員在通話中披露，公安大數據提供的密接（密切接觸者）名單，民眾無法查詢。圖為文檔截圖。（大紀元）

《大紀元》在5月份的一篇報道中曾經曝光北京市朝陽區衛健系統的一份電話錄音文檔，文檔揭示了，疾控機構在疫情流行病學調查（簡稱流調）中，除了從醫療系統篩選出調查名單之外，還會收到公安大數據提供的、對民眾保密的監控名單。

北京朝陽急救系統對接微信支付寶的背後

事實上，中共大數據監控的對象，遠遠超出了疫情流調的範圍。《大紀元》曝光的內部文件揭示出，中共正在利用「抗疫」，加強它的全民監控大數據系統。

例如在北京市第二波疫情爆發後，北京市朝陽區衛健系統6月16日和22日的兩份內部文件披露了，中共要求急救站等醫療機構推進「全網絡成員單位微信、支付寶收費功能對接」。

朝陽區衛健系統在文件中稱，推進急救移動收費系統（包括對接微信、支付寶）的背景是「提高我區院前急救綜合服務水平」等等，但也承認了，真正的原因是「數據整合」。

儘管朝陽區的這2份文件並未說明「數據整合」的目的，然而大陸社媒上有傳言指，支付寶、微信通過提供交易數據幫助當局鎖定與北京6月份新發地市場疫情相關的35萬人員。新發地市場內允許的支付方式包括微信和支付寶。

6月14日晚，支付寶、微信先後發表闢謠聲明，否認提供過相關數據。

不過，時政評論員李林一推斷說，中共推進急救醫療系統與微信、支付寶收費功能對接，顯然不可能是為了幫助微信和支付寶發展業務；應該是微信和支付寶早已被整合進公安大數據中，如今中共再把急救醫療數據對接，就可以利用微信和支付寶的消費數據，來監測疫情流調對象。

事實上，《大紀元》在7月初的一篇報道中（詳情查看原文），也曝光過中共河北省多份內部文件，披露了河北兩家商場因為監控民眾不力、而遭中共內部通報。李林一認為，2家地方商場監控民眾不力，都不被中共放過，微信和支付寶更不可能潔身自好、免受中共操控。

對此，李林一的看法是，中共「抗疫」大數據的第一步，是以醫療機構為突破口——即通過所謂「聯絡機制」，蒐集醫院上報的病例信息進公安大數據。

李林一指出，北京醫療系統對接微信和支付寶的本身，勾勒出中共「抗疫」大數據的第二步——即動用公安大數據，包括動用大數據分析、微信支付寶消費、手機定位、健康碼監測以及傳統的「天網」影片監控等種種手段，追蹤個人的一舉一動，篩選出需要監測排查的人員。

公安大數據第三步：推送重點人員

中共這種大數據監控對民眾的影響，並不像習慣了私隱被侵犯的中國人所想像的那樣無害。

保定市6月26日印發的《當前疫情防控重點任務責任分解》的通知，要求「三天內把推送的重點人員全部進行核酸檢測」。圖為通知截圖。（大紀元）

例如河北省保定市防疫領導小組6月26日印發的《當前疫情防控重點任務責任分解》的通知，就直言「大數據核查不放鬆」，「三天內把推送的重點人員全部進行核酸檢測」。

而北京市大興區衛健委6月26日印發的《關於開展新發地市場高危人群調查工作的通知》也明令，針對「高危人群」，「公安及衛生密切協作，共同進行入戶調查」，其中「公安民警負責採取影片問詢的形式」，而「屬地醫療衛生機構負責新發地高危人員咽拭子、血標本、環境標本的採集及送檢」。

大興區衛健委6月26日通知稱，公安及衛生密切協作對高危人群進行大數據排查。圖為通知截圖。（大紀元）

大興區的通知專門指出了，高危人員具體名單以公安摸排結果為準；且標本送檢單上，要備註標明「公安大數據排查」。

換句話說，這種排查並不需要徵得本人同意，由疾控和公安部門共同合作，入戶調查，帶有強制性。

《大紀元》還獲得了北京第二波疫情爆發後，河北省保定市防疫指揮部6月28日收到公安大數據推送的人員排查信息——《關於推送大數據排查信息的函》。

河北省保定市防疫指揮部6月28日收到公安大數據推送的人員排查信息。圖為文件截圖。（大紀元）

該排查函稱，「根據公安推送大數據信息」，劉某松、劉某龍、郝某紅三人在疫情爆發期曾經去過北京（新發地），要求保定市防疫指揮部進行排查。

李林一表示，中共「抗疫」大數據的第三步，就是將大數據推送到防疫指揮部和政府各部門，實施對重點對像（或高危人員）的監控和管制。

大陸全民被中共監控的惡夢降臨

李林一認為，中共的防疫大數據並非少數醫學界人士所設想的、僅限於隔離防疫，實際上中共把立體化監控做到了極致，遠遠超出了疫情防控所需。

大陸自媒體6月份也曾披露了，6月11日北京爆發新發地批發市場聚集性疫情後，部份北京市民的驚悚遭遇。據報道，北京多位市民既沒去過新發地、也沒新發地消費記錄，卻被當局通知要隔離並進行核酸檢測。政府人員告訴市民說，「只要從新發地附近經過，在那裏停留、打電話或者開個軟件，您都會被大數據抓取到，記錄下來」。

另據外媒報道，在國內遭封禁的、推特等海外社媒上，中共發佈推廣影片，展示當局利用無人機隔空為居民測體溫。外媒稱，中共動用如此有「未來感」的科技，令許多西方網民感到難以置信；同時一些專家和中國民眾對中共激進和全面的監控系統，越來越感到擔憂。

據法廣的報道，一位駐北京的德國記者，在《南德意志報》上發表文章講述疫情期間的親身體驗，他說，只要外出，每天都要被「驗身」數次。一日，他跟朋友約會，一路上手機的檢測都是綠色，到了約定的飯店，綠色變為黃色，他只能乖乖回家自我禁閉，約會取消。如此這般，我們可以理解為：所有被當局「不待見」的人士，以後至少都是「黃色人物」，不必勞駕警察登門，他們就自動在家面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