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加拿大知名智囊、滿地可種族滅絕和人權研究所（Montreal Institution for Genocide and Human Rights Studies – MIGS）舉辦的「十字路口的中國：疫情下站起來捍衛人權」影片研討會上，曝光了中共在疫情期間，在國內加大了媒體、網絡控制，並將其推向世界。會議分享了全球應對的建議。

蕭強：對網絡和媒體的強烈壓制是造成瘟疫的根本原因

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反力量實驗室主任、研究科學家、《中國數字時代》創始人兼編輯蕭強在論壇上表示，1月疫情初期，通過密切跟蹤了中國社交媒體發現，當時的中國人清楚地知道，缺乏政府信息，以及對網絡和媒體的強烈壓制，是造成瘟疫的根本原因。

他提到，中共日前發表一份中共版本的「抗疫白皮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聲稱要「留下正確（抗疫）的人類集體記憶」。這引發數以百計的微博評論，質疑誰的正確集體記憶？誰定義正確？誰負責我們的記憶，我的記憶可以是我的嗎？李文亮醫生算是錯誤的記憶嗎？誰負責我們的記憶。

蕭強談到，任何關於中共疫情假數字與質疑政府公信力的信息、有關病毒的來源、與中國政府官方說法不同的說法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壓制，那些大聲疾呼的人被逮捕或被噤聲，包括醫務人員（如李文亮）、公民記者（如陳秋實、方斌、李澤華）、政治批評者（如許志永和任志強），作家（如方方）還有普通民眾。

5月11日，失去24歲女兒的普通母親楊敏（本人是中共病毒的倖存者），舉著一塊牌子，上面寫著「政府隱瞞了疫情真相」，「還我女兒」。在牌子的另一邊，上面寫著「冤」，最後她被警察暴力趕走，從那以後就沒見過她了。

蕭強認為，這在一個開放的政治制度的民主國家是不會發生的，這些國家會更早地查明疫情，並且會以及時的方式對本國公眾和國際社會全部份享自己的信息，但不幸的是，中國沒有發生這樣的情況。

他說，世界衛生組織（WHO），1月14日在推特上說，中國當局進行的初步調查沒有發現任何在中國發現的病毒有人與人傳播的明確證據，這種錯誤的信息讓這個病毒爆發席捲全球。

他在回答問題時，提到中共對中國民眾的監控技術。中國手機用戶都要攜帶健康碼，並以此蒐集個人健康信息，地理位置、社交網絡信息等，這樣可以確定你的交通工具，有沒有感染病毒，是否可以去工作，「以控制疫情」，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接觸追蹤的工具，現在很多中國地方政府已經開始宣佈使用。蘇州、杭州將使用房屋代碼和房子的應用程式為其它政府社會服務，換句話說，他們希望這個應用程式留在人們的手機。

他認為，「這種對人的控制超出了對疫情的控制，這是非常令人擔憂的，因為中國公民的私隱和個人信息已經流到政府手中，但如果這些應用程式每天都在他們的手機裏，這就是一個可怕的情況。」

蕭強表示，這是一個集中自上而下的動員控制系統，打擊病毒讓中共有了一個「優勢」，但在這個「優勢」下，中國人需要支付甚麼樣的成本？

他還談到中共利用數千個虛假推特帳戶將大外宣推向海外，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趙志堅在他自己的推特帳戶稱，美國軍人將病毒帶到中國，但沒有提出任何證據，被大量轉推。官方喉舌媒體也是這樣被推廣。

「當你看到一個推特帳戶的推文如中國在抗疫中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然後成千上萬的推特帳戶就會像麥克風一樣轉發出去，這是（中共）對外宣傳的做法。」

中共將輿論管制延伸到全球

國家民主基金會研究和分析副總裁Christopher Walker在論壇發言中，中共對不同聲音的打擊力度在過去幾年中不斷加強，也影響到世界其它國家。

「隨著中共政權在國際上變得更加活躍，它實際上對（全球）信息系統的完整性和媒體自由產生了影響，包括民主社會內部……為甚麼一個在國內以這種目的管理和壓制言論自由的政權會超越其邊界，在一定程度上，中共和那些與他們合作的人試圖擱置言論自由問題，即使在民主社會中也是如此。」

他再度提到四年前的六月，中共外交部長王毅訪問渥太華時，一位加拿大記者提了個後來成為焦點的人權問題，當時王毅罵了這位記者一頓。

「從那時起，我們看到（中共）更多遏制中國境外言論的努力，（中共）認為這個問題是越界的。有人擔心中國政府對加拿大華人的自由表達產生影響，我認為這是我們在任何國家看到的（中共）模式的一部份。」

Walker認為，中（共）國不僅投資新華社和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等喉舌媒體，也已經大幅增長了對一系列其它媒體和工具的投資，現在中國或與其它國家結盟的媒體比十年前要多很多；與此同時，包括在民主制度脆弱的國家，（全球）獨立媒體受到打壓。

國家民主基金會發佈的報告發現，確實需要認真思考如何加強獨立媒體的彈性，同時，（中共）利用中國官方媒體（在海外）塑造公眾討論，同時也排除中共認為是禁區的討論問題。

他提醒，圍繞技術建立規範，以確保在自由表達信息時，能夠將信息的透明度和完整性激發到頂峰，而不只是底部的競爭，從而讓（中共）特權操縱、審查和監督信息，使其不透明。

Walker認為，中共不僅在國內利用創新技術打壓輿論，也在將這些技術向中國境外遷移，以至於這些技術平台、工具與系統被許多世界威權國家在各種設置中採用，甚至傳播到遙遠的拉丁美洲、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東南歐和其它地方的民主國家。

Walker認為，許多國家也開始採用這些技術，部份原因在於，許多國家缺乏豐富的加強民主問責制的標準和規範；以及對一體化的好處和（信息）融合的互利程度的幻想。

他強調確保民主和人權價值觀的原則性。「鑒於涉及我們所有人的利害關係，我們迫切需要加強我們的韌性，以面對中國推進的威權潮流，以及隨之而來的審查和控制。」

全球問責中共

對於中國的全球擴張和中共媒體控制的，蕭強認為需採用問責制。「疫情是超越邊界，造成損害其它國家和全世界，所以其它國家也應該問責。」

他認為，在國內，中（共）國政府已經成功地激發了極端民族主義支持其合法性，特別是當他們面臨遙遠的外國政府的批評壓力或制裁時，國內民族主義情緒通常會變得非常強烈。但當你制裁特定中國政府官員的具體罪行或侵犯人權的行為時，中國公眾對這種制裁就會表現出不同尋常的支持。

他說，中國民眾通常很容易被極端民族主義所壓倒，但制裁中國政府官員具體明確的侵權的行為時，那些民族主義者就不發聲了。人們看的到那些壞人的惡行時，無論在中國境內還是在中國境外，都會認為追究責任是正確的。

多倫多大學公民實驗室五月發佈的報告，確定了中國對境外用戶微信內容監控的方式，其目的是完善中國國內的審查制度。Walker認為，這只是中共制度運作方式的一個例子，事實上，國際社會低估了擁有十億用戶的微信群，總體而言，數千萬用戶正在中國境外使用這個平台。

他認為，中共在全球，一方面放大一套非常狹隘的、符合威權政府的觀點，同時努力在可能的地方，儘可能迴避那些挑戰中國政府的觀點，迴避的一方面是新聞媒體，也可以是獨立的聲音。「你可以想像，在這個時代，記者和新聞機構在財政方面受到如此特殊的脅迫，這無疑在疫情和後疫情的環境中變得更加尖銳，所有新聞機構都覺得要說出信息，並妥善處理這些問題，這將使矛盾更加尖銳。」

團結一致應對中共滲透、腐蝕

Walker強調團結一致共同應對中共對世界的腐蝕，一些最成熟的民主國家像瑞典、丹麥已經開始應對。其實。在歐洲其它地區的國家也面臨巨大的挑戰，他們的社會也正在努力應對這些挑戰。

他表示，對於如何應對中共滲透、腐蝕並作出回應，保持對自由民主價值觀的堅持方面，澳洲是最早真正參與，並進行有意義的公開討論的國家之一。

「這確實是一項艱難的事，但不能迴避，需要的既是記者，也是公民社會的力量，並將這些問題放到公共領域，讓普通公民和決策者有一個明確的理解，然後讓社會解決各種反應，以確保民主機制的完整性，包括言論自由。把一切搞熱，讓中共腐蝕的話題成為大學研討的核心，媒體關注的核心，才能將這種爭論話題成為真正的中心問題。公共政策和政治討論一直是一些國家的核心，實際上沒有哪個國家能夠逃避中共滲透的情況。」

他認為，「如果更成熟的民主國家無法解決適當捍衛民主所需的全面規範和標準，對於那些民主基礎不強的國家來說，將是難以置信的困難。我們需要認識到的是，我們是在一起的，我們需要嘗試在本國內部找到相互支持的方式，然後超越這一點，以確保民主國家的相互支持，即使在困難的情況下，我們也應該真正強調這方面的問題。」

本次論壇圍繞三個話題展開：中共在疫情期間極力隱瞞真相，對新聞和言論自由的打壓不斷升級；對政治犯和少數民族長期持續的迫害；追責中共掩蓋疫情和侵犯人權的行動。

拉烏爾．沃倫貝格人類中心（RWCHR）執行主任Judith Abitan主持了中共對新聞和言論自由打壓不斷升級的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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