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解決失業壓力，中共日前大力推出「地攤經濟」，但旋即又傳出北京等地再度叫停擺地攤。這個「地攤經濟」為何走不遠？而地攤經濟本身能解決就業問題嗎？

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疫情令原本下滑的中國經濟雪上加霜，失業嚴重。官方日前公佈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已超過6%，但實際上，還有未登記的城鎮人口和大量農村失業人口。當局希望鼓勵發展「地攤經濟」提升就業，一時間，各地政府掀起「擺地攤」熱。

但熱度沒過幾天，就有消息稱，由於高層認為「地攤經濟」一詞有損政府的面子，6月4日開始嚴禁媒體在報道中使用「地攤經濟」一詞。

另據中共北京市委機關報《北京日報》6月6日消息稱，「地攤經濟」不利於樹立「首都形象和國家形象」，有網上影片顯示，北京城管已經開始打壓擺地攤的市民。而大連的夜市因所謂堵塞交通、衛生「一片狼藉」等，目前已被停業。

美國南卡羅萊納大學艾肯商學院教授謝田對《大紀元》表示，中共內部意見從來沒有一致過，一面是趨向保黨，包括習近平和中宣部，為面子、或形象工程、或政績，要粉飾太平；另一面是務實派，包括李克強等，主張抓實業、抓經濟。

「李克強講到六億人月收入一千，現在幾億人在貧困線下，不光是暴露了2020年翻番做不到，實現不了，這顯然是打臉中共，也導致中共內部矛盾的昇華，現在中共上層之間的立場和觀點分化對立並公開化，這也是中共快滅亡時其內鬥公開化。」

另外，「務實派一方認為經濟惡劣實在難繼續下去，不得不放開讓老百姓自謀生路，擺地攤有點收入，不至於活不下去，給老百姓一個最低的不用政府花錢的自謀生路方法，即使這樣也被中共左派所不容，以對市容不利、對「偉光正」表面形象有害，認為破壞了中共的形象，揭示了中國內幕，就開始叫停擺地攤。」謝田說。

在地攤熱被叫停之前，中國經濟學者何軍樵就認為，地攤經濟不可能走多遠。

「從國家經濟發展的角度上來講，一個國家如果僅靠地攤經濟獲得生機，這個國家就完了，哪一個國家的支柱產業是地攤經濟？那不都回到原始社會了？這個現象（背後）是大規模失業，（所以）鼓勵大家去擺地攤，不要待在家裏，沒飯吃（別）到時候犯上作亂。」

何軍樵說，中共一方面想維持所謂經濟繁榮假相，但其實現在擺地攤根本就不掙甚麼錢，現在不像改革開放初期那個時候屬於物質特別緊俏，甚麼都缺，賣個杯子都賺錢，「現在是物質商品經濟過剩了，而且都是窮人去逛地攤，買點便宜貨，窮人從窮人身上掙點錢，那有多難，哪有甚麼錢賺，就是混口飯吃，說發財那不是鬼話。所以，（地攤經濟）怎麼可能長久呢？」

何軍樵認為，總而言之，所謂的地攤經濟只是一個權宜之計，是為了暫時解決就業問題，「（國家）解決不了那麼多就業，放開這個口子，你們自己找口飯吃。但也不說你隨便可以擺，是要收費，也是規定時間規定地點，各個城市有各個城市不同的管理辦法。」

讓擺地攤真為老百姓生計著想？

何軍樵還表示，中共從49年建政至所謂改革開放之前，中共在控制人口流動過程中消滅了以前的地攤經濟。到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經濟在經歷幾十場政治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浩劫後瀕臨崩潰。79年改革開放，就是因為過去的經濟已經證明走不下去了。

「為甚麼叫改革開放，說穿了就是對以往的經濟以往的行為做了個全盤否定。人民公社也取消了，大家又可以重新做生意了，農村裏的人也可以到城裏來擺攤，城裏人也可以擺攤了，然後商品開始流通。」

80年代末90年代初，所謂國有企業改制引發大批職工下崗，再次引起失業高峰，中共開始鼓勵個體經濟，那時的宣傳中常常聽到「某某個體戶成了萬元戶」，「那個時候沒有『城管』，很多人（失業）沒有工作，有人就到市場裏開店，有些人直接就在大街上，甚至在火車站擺個攤，鋪一塊布，在布上擺一些東西，人往布上那裏一坐，沒人管。」

1997年5月，北京市宣武區成立第一支城管隊，隨後中共在全國各地建立城管體系。2002年8月22日，中國城市管理領域的行政處罰制度全面鋪開，地攤經濟中的攤販成了「城管」碾壓的對象。

何軍樵認為，中共背後的邏輯就是實用主義，它需要的時候它（地攤）就是人間生機，不需要它的時候，它就是髒亂差，它就是資本主義尾巴，一切都是為了它的執政需要，它的生存需要，無論付出多麼大的代價，執政永遠是第一位。

何軍樵說，回顧從49年到今天，他查遍了每一年的歷史，「從49年、50年、51年……直到現在的2020年，每一年我都在反覆查詢歷史，我想找出來哪些年（中共）對老百姓特別好，施行了所謂的仁政，（但）我沒找到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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