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外交官網站刊登文章揭示，中共試圖將聯合國變成其實現霸權野心的工具，可能從內部最終將聯合國瓦解。
該文稱，人們越來越擔憂中共將在聯合國及其專門機構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從而挑戰新自由主義的樂觀情緒。 目前，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中有4個已被中共主導，包括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國際電信聯盟（ITU）、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UNIDP）和國際民航組織（ICAO）。 中共向聯合國的捐款達到了正常預算的12%，超過日本的8.5%，中（共）國目前已是聯合國的第二大資金捐助國。
該文稱，中共在聯合國發揮著更大的領導作用，引發了人們懷疑它可能會誘導這些組織向有利於中共自身利益的方向轉型。對於中共在聯合國不斷擴張角色的質疑有著確鑿的證據，因為北京一直將其地緣政治議程「一帶一路」倡議（BRI）納入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UN SDGs）當中，壓制對其人權記錄的批評，利用「金錢外交」以確保其它成員國的支持，並將更多有中國國籍的人帶入聯合國。
中共在聯合國系統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強
該文稱，自2007年以來，中共職業外交官一直擔任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DESA）副秘書長一職，這為中共政權提供了根據其自身利益重塑聯合國發展計劃的機會。 據新美國安全中心（CNAS）稱，中共一直在以可持續發展目標為幌子推動其「一帶一路」倡議。
經濟與社會事務部現任負責人劉振民在一次高級別專題討論會上公開宣稱「一帶一路」倡議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而服務。 經社部還批准了中共資助項目「共建一帶一路促可持續發展」計劃，該計劃認可了「一帶一路」倡議對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影響。
此外，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古特雷斯（Antonio Guterres）在2017年一帶一路論壇上保證，聯合國系統隨時準備與北京一道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
該文評論，儘管聯合國總體看來是歡迎中共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努力，並期待其在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取得的成就。但應該指出的是，「一帶一路」倡議絕不是純粹的國際發展計劃。 通過研究「一帶一路」倡議的所謂「藍圖」不難看出，中共的地緣政治野心——即跨越戰略節點，建立暢通無阻的聯繫。
例如，在「一帶一路」倡議下建設特別經濟區及其附屬的深水港，將使中共無需穿過馬六甲海峽和南海爭議激烈的水域即可進入印度洋，並避開在此區域經常航行的美國海軍軍艦。通過在深水港裝、卸貨物尤其是來自中東的原油，可通過火車運輸到昆明，從而在發生武裝衝突時確保中共的能源生命線。
另一個擔憂是，該文稱，北京一直在向聯合國施加壓力，以限制人權組織參與重大事件。 例如，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主席多里坤·艾沙（Dolkun Isa）被DESA的前任及現任負責人阻止參加聯合國土著問題常設論壇。 儘管越來越多的新聞報道揭露了新疆的人道主義危機，包括肉體的酷刑和文化的種族滅絕，但中共不斷淡化其政策的暴力性質，同時辯解其所謂的激進主義和再教育營使新疆成為更安全的地方。
此外，中共還進一步採取了措施來阻止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工作，呼籲沙特阿拉伯，阿爾及利亞和俄羅斯等其它專制政權聯合起來支持中共的極權統治。
該文稱，除了呼籲具有獨裁傾向的成員國外，中共還以「金錢外交」換取聯合國的領導地位。 在2019年，聯合國糧農組織第九任總幹事選舉之前，中共削減了喀麥隆政府所欠的7800萬美元債務，喀麥隆政府提名的候選人後來莫名地撤回了競標。 同時，中國未能有效遏制非洲豬瘟的爆發，在亞洲和歐洲之間傳播，造成數百萬頭豬被活埋，威脅了全球糧食安全。 儘管如此，中國候選人屈冬玉後來仍被選為首位擔任這一職務的中國公民，而不論源自於中國的選舉爭議和糧食安全危機如何。
該文稱，屈冬玉事件的成功只是冰山一角。 在聯合國15個專門機構中的4個由中共主持，有很多附屬辦公室由中共高級官員領導，中共在聯合國的領導層一直在維護著中共的利益，而無視最能為集體利益服務的地區。
最著名的案例就是台灣一再被拒絕參加世界衛生組織和國際民航組織的年度會議，使台灣在醫學和航空領域的領導人無法參與國際合作。 中共對台灣的封鎖不僅剝奪了台灣人民的權利，如果台灣能夠沒有任何阻礙地與世界分享其最佳實踐，那樣就可以避免很大的損失。
該文稱，最值得關注的是，由於中共病毒（俗稱武漢病毒、新冠病毒）導致其發源地——中國以外成千上萬的人喪生，國際媒體現在將目光投向台灣的疾病控制模式，儘管台灣是第一個報告確診病例的國家，但仍成功預防了中共病毒的大規模感染。
不可否認的是，世界衛生組織一直在散佈誤導性信息。 例如，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反覆提出，成員國無需向中國施行旅行禁令，讚揚中共延誤實施的嚴厲措施，並淡化了疫情的嚴重性，從而直接導致中共病毒大流行 。 譚德塞在疾病控制措施上的前後矛盾，以及不願批評中共早期掩蓋疫情的舉動，損害了世衛組織的專業地位，導致一些批評家諷刺地將世衛組織改名為中共衛生組織（CHO）。
該文稱，中共在聯合國的最新籌碼是提名王斌英為世界知識產權組織（WIPO）總幹事的候選人。 然而中共的野心起到了適得其反的效果，因為它一向侵犯人權，並在聯合國表現出的機會主義行為，使人們對其在國際知識產權規則的基礎上對該組織的控制產生了相當大的警惕。
日益增長的擔憂促使美國採取行動，支持新加坡候選人達倫・唐（Daren Tang）參選並最終獲勝。但是由於其它五個聯合國機構計劃對領導層進行變更，遏制中共的野心，應付出更多的努力。
在1971年，當各成員國投票讚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加入聯合國時，一種普遍的觀點是，不應把一個人口超過10億的國家排除在外。 持有該觀點的人認為，中國越早被納入國際社會，就越早學會與國際準則接軌。 不幸的是，中共目前的所採取的措施卻相反，與國際規則背道而馳。
該文稱，中共在聯合國的行為實際上損害了國際合作的本質。 為了使國際合作得以持續，國際組織不僅需要造福於利益相關方，且必須值得信賴。 利益相關方特別是大國，必須願意為了增加長期合作的動力而放棄短期收益。
例如美國和日本作為發達國家，一直是聯合國發展項目的最大貢獻者，但他們不會直接從這些項目中受益。
該文稱，建立可信賴的夥伴關係的基石是專業性和公正性。 在過去的75年中，聯合國的宗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成員的尊重，因為聯合國的職責是由一群宣誓維護行政中立的國際公務人員所維護執行的，其判決依據是專業實踐和國際社會的集體利益，而不是狹隘的國家利益。
但是相反，該文稱，中共試圖使聯合國成為實現其霸權野心的工具，會從其內部削弱該機構信任度，並給國際合作帶來不利影響。 結果中共進行國際合作的方式將會挫敗聯合國解決分配衝突的宗旨，不久之後，其它利益相關方將意識到國際合作成為促進中共利益的遮羞布。
該文稱，公平、正義和普世價值是聯合國系統的核心價值觀。 中共所持有的歧視性和排他性的政治前提已經阻礙了聯合國履行可持續發展目標以促進全世界人民福祉的使命。 由於中共的宣傳機器通過質疑其它國家在國際傳播中的作用將注意力從中共未能有效遏制中共病毒大流行中轉移開來，聯合國系統應繼續維護其核心價值觀，並在故意挑釁的指責遊戲中拒絕成為中共的傀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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