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人在微信朋友圈裏發佈的一條消息加重了國人的震驚與悲痛。
消息稱，「就在剛才17：30分，有一個人從司門口的橋上跳下來了，生前他一直站在橋上哭，哭的很憂傷很絕望」；「他哭訴的大意是：自己被感染了冠狀病毒（中共病毒），家裏不能待，怕傳染給妻小，醫院也沒有床位了」；「現在連吃的都沒有了，生不如死啊……」
有微博披露，消息中提到的這位「中共肺炎男子」就是「因為得不到救治，又不想感染家中妻兒」，加上「社區醫院相互踢皮球」，才「選擇了在武漢武昌最熱鬧的司門口跳橋自殺」。
對此，有中國人痛心的說道，「大家經歷了這幾天，再審視自己的家底，自問：我們經得起一場重病嗎？我反正經不起，就算我的收入已經超過國內百分之多少的人，我也經不起，我連醫院裏的一張病床都搞不到」。
知乎上有人說，中國的ICU醫療支出「一天2萬起」。鑒於國內的調查顯示，60%的中產人士年收入在30萬人民幣以下，因此「國內中產遇上ICU，可能撐不了幾天，就會遭遇『家庭災難性醫療支出』」。在世衛組織看來，「一個家庭除基本生活費外，醫療支出超過剩餘收入的40%」，就是「災難性支出」。可見，對中國的中產們來說，重病就如同「災難」一般。
很多人都無法想像，在這個GDP排名世界第二的厲害國，不僅有龐大的群體「因病致貧」，甚至還有難以計數的民眾「因病致死」。由於看不起病，中國大量的底層甚至以「在家鋸腿」、「離家出走」、「喝藥自殺」等極端方式來應對重病。對那些窮苦的老百姓來說，一場重病就真能逼死他們。
在這個「公共醫療」已被當成「生意」的中國，一般人沒有錢是住不進醫院的。如今，中共肺炎一爆發，就連帶著讓中國衛生領域的另一黑幕也昭然若揭，那就是沒關係，即沒權力、沒地位，也同樣住不了醫院。
一直以來，在北、上、廣、深的三甲醫院裏搞不到床位，或許並不讓人感到稀奇。但稀奇的是，不會像今天這樣，活生生把人逼死。此時，患者若住不進醫院，就只能等死。與其痛苦、無望的等死，還不如自決，在現下人滿為患的醫院裏，不知還有多少遲遲得不到救治的肺炎病人想用自殺來擺脫厄運、尋求解脫？
在這些人中，更多的都是些沒權、沒錢的底層。如今遍觀世界都很難得見，身染重病之人，若是沒錢、沒關係，就得不到救治。難怪有人說，中國根本就沒有中產階級，只有兩種階級，一種是我們，一種是「能搞到病床」的階級。
問題是，在公立醫院裏搞不到床位的往往都是普通公民，二者都姓「公」，卻並不是一家人。花納稅人的錢建立的公立醫院，只能讓徵稅的官老爺們「搞到病床」，這分明就是赤裸裸的以權謀私、恃強凌弱。如今，在這個疫病高發的非常時期，高幹及其裙帶們若還霸佔著普通老百姓的床位，剝奪他們被救治的權利，那就太不人道了。
有人在網上披露，「大陸常見的因病返貧、網上到處借錢的病人家屬在歐洲發達完備的醫療體系中並不存在。此外，歐洲人看病也不需要找關係，對醫院來說，只看病情輕重，不看病人身份，是流浪漢還是官員，都一視同仁，更不存在高幹病房」。
從這樣的對比中不難發現，「完備的醫療體系」以及對病人的「一視同仁」，靠的不僅官員的良知與道德，還有獨立的司法以及建立在人性、道義之上的民主體制。中共推行專制暴政，其本身就是一個吃人、殺人的體制。
這樣的體制顯然不會對人、對生命有絲毫的尊重與敬畏。當中國有大量的肺炎患者因病喪命時，連美國的商務部長都能在新年的慶祝活動上，呼籲所有人為「新型冠狀病毒」（中共病毒）的遇難者默哀。而中共這廂，卻仍在歌舞昇平的搞團拜、辦春晚，極盡歌功頌德、粉飾太平之能事。習近平在新年致辭時，乾脆對「武漢」提都不提。
面對大量、無辜的生命瞬間逝去，武漢市長根本不怕承認，「我獲得信息之後，授權之後才能披露」；習近平也十分淡定的說，「這次疫情的防控工作，我一直是在親自指揮，親自部署」；而湖北黃岡的那位衛健委主任則更是在鏡頭前從容不迫、一問三不知。他們的態度與說辭就好像在詮釋毛的那句「經典名句」——中國「死3億人沒關係」，令人不寒而慄。
既然「死3億人」都「沒關係」，那麼大量的中國人在得了中共肺炎時只能等死，也就不足為奇了。正如女作家盛雪在其發佈的「武漢臨時政府湖北獨立宣言」中所說的，「釀成此次肆虐全球之災難純屬人禍，根源明確」，如今武漢成為「死亡之城」，難以計數的中國人面臨瀕死的絕境，都與有權、有錢的中共覺得死人「沒關係」有關。
說到底，此前的重病、此時的瘟疫會成為中國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輕」，全拜中共所賜。害人、奪命的中共不解體，中國人難獲生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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